编者按：颜祖泽先生，一位在湖工作了一辈子的客籍知识分子，用笔墨记录了他的人生经历。本书讲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却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反映了建湖发展的沧桑巨变。现择选几篇推荐给各位网友，一起走进颜老先生的《人生回顾》。

从1966年到1976年，我30-40岁，是人生中的中年时代，也是全国十年文革的内乱时期。

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76年，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打倒了“王、江、张、姚”反党集团以后，这一场波及全国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才宣告结束。

我亲目所睹、亲临其境地经历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时过48年的今天，回顾我身为台属，是运动斗争的边缘人物，但又是怎样才能做到了幸免祸及的呢？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非常明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造反有功不会有我的份，造反有罪必然是我扛。“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加上我已经经过了青年时代四次政治运动（审干、反右派、反右倾、社教）的洗礼，非常深刻地认识到在“文革”中一定要清醒冷静，谨慎稳妥的对待处理。归纳起来，我做到了“七个不”：①在群众组织中只做小兵不当头头。②宁当看看玩玩的逍遥派，不当冲冲杀杀的急先锋。③不去参加组织批斗县委、政府领导人。④不去参加对县委、政府的夺权行动。⑤不去参加冲击“公、检、法”。⑥不去参加“打、砸、抢”。⑦与人相处以和为贵，不去争执积怨树立对立面。

　　作为我这样一个生性好动、惯于多言的人，在“文革”运动中能做到上述这些是难能可贵的。这与夫人的提醒和监督也是有相当关系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一直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跟随拖拉机调运苕子种。印象最深的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奉农业局之命和徐为春同志（农机学院毕业，会开拖拉机，和我在一个宿舍住过，后任宣传部科长，机关党委会书记）带领四辆带拖箱的大拖拉机去山东省临沂市粮食局，将苕子种（是一种绿肥）调运回来。去之前听人说新沂那个地方和山东省搭界，架着机关枪可能有武斗，路上要小心。徐为春带队，他开拖拉机，我就坐在他身旁大轮胎上面的挡板上，也不知道害怕。要到新沂时徐为春把拖拉机停了下来，叫我一个人前去四叉口侦察一下，看看有没有武斗场面，哪里还架有机关枪？由于安全无事，四辆拖拉机才转弯向东开向郯城方向。在进入山东省界的公路南旁边是一条大河，看到河边上竖了两个大牌子，一是男浴室、二是女浴室。靠近一看不少男人、女人都光着身子在河里洗澡，这就叫做“浴室”。我和徐为春都笑了，真不文雅。从山东省临沂装好苕子种向回开的时候，我将拖箱上的袋装苕子种，在当中弄开一个长凹槽，正好让我睡在里边很舒服（因为重载不颠）。哪知到了半路上天气变化要下大雨。因为当时没有带油布，如果苕子种打潮了一天时间就能萌动发芽那怎么得了呢？后找到了一个小店正好有塑料薄膜卖，几个人抢时间将四辆拖箱上的苕子种子全部盖好了塑料薄膜，这才放了心。回来路上下着大雨，我们还是继续向前开着往家赶。突然发现有一段公路发生裂缝，路下边就是悬崖峭壁，万一掉下去就车毁人亡。我问徐为春怎么办？他说赶快冲过去，慢了公路一塌方，苕子种子就运不回去了，冲！说时迟，那时快，果不其然，当我们的四辆拖拉机全部开过来以后，那段裂缝的公路真的就塌方了。徐为春同志看看当时的情景说：“如果我再慢几秒钟开车，我们就没命了。”

由于我去临沂时是坐在拖拉机轮胎上边挡板上的，回到建湖家里老婆发现我屁股裤子上都磨成了两个洞。回想那时年青力壮真能吃苦。在我退休以后，好几次在路上碰上了徐为春同志。两个人共同回忆起到山东临沂调苕子种的那个惊险场面真是太可怕了。他说：“那一次，没有掉下山沟子算我们几个人命大。”我说：“是你的胆大果断冲过来才救了我们的命”。

调到粮食局，建造土圆仓。1969年7月。我借腰椎病严重，不宜再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名，要求改行。向当时的军管会政工组提出口头申请：“要求调至县直机关其他单位从事力所能及的一般工作”。他们开始不同意，到了我第三次找他们时终于许可了，并提出了三个单位由我选择，我和老婆商量后同意去了粮食局粮油厂库做仓库害虫防治工作，职务是防化员。从此我走向了迷茫的工作航程。

到了粮食局上任以后，除了少量时间是从事仓库害虫防治外，大部分都是到各粮管所和农村去宣传发动建造土圆仓。

由于土圆仓结构简单，只需要河泥和稻草，可以就地取材、人人动手。一经动员不到一年时间，建湖县每个农村生产队都建成了一座小型土圆仓。各个乡、镇的国家粮食仓库更是建好了一批批的大型土圆仓，实现了全县贮粮土圆仓化。

在推广建造土圆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首先在近湖乡进行样板突破。因此每当近湖乡召开农村干部会议的时候，我都去要求发言进行宣传。由于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王正根同志认识我，因而每次都是有求必应，但都要在最后才可进行发言。有一次近湖乡晚上召开大队书记会议，我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钟才发好言，回到家里时已经一点多钟了。老婆苦苦地对我说：“你这是何苦！”

有一天局里通知，要我和倪从云同志一同到近湖乡蔡徐大队搞出十个十万斤仓容的土圆仓样板点。说局里打算将来在那里进行就地征购就地贮存藏粮于民（这是当时的战备要求）。我即前往与大队书记王金楼同志商量好，成立了三十多人的专业队，由一名大队干部负责，我们进行技术指导。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夏天我和农民一起抬河泥、搬稻草，坐在地上做泥草“腰子”，火热的太阳将我晒得乌黑脱皮都没有叫苦。十个土圆仓轮番操作，不到两个月时间，蔡徐大队的空场上十个土圆仓就按时建造成功。后来成为全国现场会的一个重要参观点。当时的近湖乡副书记曹加兴同志是建湖县有名的土诗人。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小轮船上去陪客参观时，他还做了一首诗：“一到矮吴庄（指蔡徐大队），一群土圆仓、装满战备粮，打起仗来心不慌。”

后来盐阜大众报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建湖县实现贮粮土圆仓化”的通讯报导。接着国家粮食部在建湖召开了“全国土圆仓现场会”。数百名代表首先听取了时任局长代济平的回报介绍，后参观了县直神台粮库、近湖乡近湖粮库、建阳乡马厂粮库和近湖乡蔡徐大队等四个单位的土圆仓建造和贮粮现场。国家粮食部副部长对建湖县实现贮粮土圆仓化表示赞扬，号召出席会议的数百名代表要向建湖粮食局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努力建造土圆仓，为贮粮于民，全民办后勤作出新的贡献。

国家粮食部在建湖召开了土圆仓现场会以后，全国各省又先后组织代表前来建湖参观学习，几乎使我和粮食局局长们忙了两个多月才安定下来。每逢我和周发连股长开夜差写材料，时任局长代济平和颜学元都叫厨房薛爹爹烧鱼汤、煮糯米菜饭给我们吃，有时还有竹叶青好酒喝，第二天办公室里都有香味。每次来人参观都是由我负责领路和现场介绍：“土圆仓就是好，钢筋水泥全不要，用的烂泥和稻草，炸不烂来轰不倒。”“建造土圆仓，季节很重要，春天最好，夏天要巧，秋天抓早，冬天不造。”

接着粮食部通知时任局长代济平和近湖粮管所所长吴金鉴同志到北京市的一个直属粮库去传经送宝，并就地帮助他们边培训人员、边行动操作，顺利造成了一座仓容十万斤左右的中型土圆仓做样板进行参观推广。

为了使建湖建造土圆仓的技术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推广，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建湖县土圆仓建造技术》。经粮食局的秘书和时任副局长孙辉（建湖县副县长到粮食局蹲点服务）多次修改后经商务印刷社印刷，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当时我买了两本，一本交给了代济平局长，一本留给自己，现在已找不到了。

我在粮食局推广了一年多的土圆仓，极端负责的责任心，艰苦的工作作风、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了粮食局领导的表扬和同仁们的赞赏，在社会上也形成了好的印象，也是我在“文革”期间对建湖全民办后勤所作出的一份贡献。

出差如皋接调令，原是调回农业局。1971年的春天，我奉粮食局之命在如皋县丁堰粮库调运农垦57号稻种，吃晚饭时接到建湖县粮食局人秘股打来的电话说：“县委通知我们局里，叫你明天晚饭前赶到东台县安丰区政府报到，参加盐城市棉花春播现场会”。放下电话我心里已经明白，肯定是被调回农业局了。否则怎么会叫我去参加农业部门召开的棉花春播现场会呢？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大双子（4岁的大儿子）赶到东台安丰镇报到参加了两天棉花春播现场会，扛住大儿子进行现场参观，会后立即到当时的农机水革委会（即原来的农业局）回报了会议情况。从此，我又回到农业部门从事原来的老本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对于为什么会又把我从粮食部门调回农业部门工作，当时我是不清楚的。

调回农业局以后主要做好的工作举例如下：1.棉田施毒谷防治地老虎。我首先到上冈、冈东、草堰公社重点村的棉田看一转，发现地老虎对棉苗的危害严重，立即建议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治措施。后又赶至盐城市上冈棉花原种场去请宋怀德同志放出“毒谷防治地老虎”的现场，建议立即召开了上冈、冈东、草堰三个公社（棉田面积占全县70%）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参观了现场，部署了毒谷防治地老虎的方法和要求。到会人员看到“毒谷”对地老虎防治效果很好，会后全面掀起了防治高潮，扑灭了地老虎危害，确保了棉花全苗。这是我从粮食局调回农业局以后在工作上打响的第一炮。

2.近湖到建阳、放好大现场。

1972年冬天，县委要求从近湖乡的西葛、刘桥到建阳乡的展望、建东、杨沟共五个村放出大现场。现场范围内要求每块麦田要有四个草泥塘，麦田三沟要达到“一、二、三”的要求（即竖墒一尺深、横墒二尺深、下水道三尺深）。不但标准要求高，现场面积大，而且准备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县委预备通知一下达。近湖公社、建阳公社都分别召集现场区内的大、小干部会议进行贯彻发动。县委明确郭太同志和我负责检查督促。我发现刘桥大队开始行动不力，后经公社书记王正根同志严加交待才把进度赶上来。在这15天时间里我每天都要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跑几十里路将现场检查若干趟提出指导意见，后经广大干群的艰苦努力现场搞得很好，在三干会上得到了县委的表扬。

3.出席长沙会  苦运竹睡椅。

由于我县群众性病虫测报工作比较好。1973年盐城市植保站通知我和他们站上周夕甫同志一同去湖南省长沙市参加农业部召开的全国病虫预测预报会议。二人从上海上火车（慢车）坐了整整两天两夜，腿都坐肿了才到了长沙。会议上安排我做了发言介绍经验：“建湖县如何开展群众性病虫测报工作。”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前往绍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前往清水塘（长沙）参观了毛主席和杨开慧结婚后的住地，前往长沙师范学校参观了毛主席当年读书时的教室。

在会议结束快要离开会议住地“解放路八一宾馆”时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在去火车站买票的路上看到有用竹子做成的睡椅卖，很轻便价钱又便宜，每张只要六元钱。我和周夕甫就各买了一张。都认为顺便带回去夏天在天井里乘乘凉再好没有。买好后扛到火车站（北站，离会议宾馆很近）买票时问题产生了。北站是客运站，不好办托运。叫我们去南站（货运站）办托运。我们问他南站在哪里？怎么走？远不远？他回答说：“走对面山路走，直线走过去不远，只有三四里路。”哪知我们上了山走了一个多小时还看不见南站的影子，在进退两难之际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跑，又跑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办理货运的南火车站，当时我和周夕甫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加快脚步终于下山走到了火车站托运处。看看手表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从北站到南站跑了两个多小时，翻过了两个山头，才从肩上卸下了价钱便宜的长沙竹睡椅。从长沙托运到上海北站的托运费一张竹椅要5块钱（按体积计算托运费）。当我们回到八一宾馆时大街上已是灯火通明。为了买这张竹睡椅从下午三点多钟一直跑到六点多钟才算初告一个段落。这时宾馆晚餐时间已过，只好煮点挂面给我们吃。

我和周夕甫到上海北站货运站去提竹椅，说还未到达，只好在上海等了一天。从北站货运站提出竹椅后又不好上公共汽车，只好扛着从北站跑到外滩十六铺轮船码头（那时没有上海到盐城、建湖的长途汽车）上了大轮船，竹椅子的托运费又是每张两块钱。天亮时，轮船到了南通港，扛着竹椅上汽车，到建湖的托运费和人票一样价，只好再交七块钱装上了车顶棚，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我扛着竹椅回到家中，老婆笑嘻嘻的说道：“这个竹椅子不错，买掉多少钱的？”我说：“价钱不贵只有六块钱，一路花去的运费就是12块钱，是价格的双倍。这还不算，为了买这张竹椅子两条腿还多跑了五六十里路，真是得不偿失。”后来在盐城开植保站长会，周夕甫也将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全场都笑起来。

4．陪同去川化 学习“敌枯双”。

70年代，建湖县水稻白叶枯病严重发生，很多地方的稻田轻则减产重则无收。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心腹大患，要求生产新药剂进行防治。

四川省化工研究所研究出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高效农药—“敌枯双”。经我县植保站在重病区建阳乡职工大队进行大面积田间试验，效果十分显著，深受农民欢迎。

为战胜白叶枯病危害，确保水稻的高产丰收。1973年县政府组织四人小组（经济委科长蔡贵彬、农药厂厂长颜立巨、高级工程师唐湖、农业局植保干部颜祖泽）前往四川省化工研究所（成都）学习生产“敌枯双”化工合成技术。受到化工所领导和科技人员的欢迎和接待。

因为我不懂化工，在化验室里我只看只听不做声。开始时由四川化工所工程人员做示范传授技术，第二次合成实验由唐湖同志动手操作。这一下，建湖人可出了风头。由于唐湖同志是北大化工系毕业的高材生。他观看了化工所同志的示范操作后，心领神会，并对“敌枯双”化工合成流程进行了改进。生产出来的“原粉”纯度含量高达90%以上，受到四川化工所科技人员的敬佩。不再称呼他为同志，而是个个都称呼他为唐湖老师。

当天晚上四川化工所的所长设宴招待了我们建湖参观学习小组全体人员（菜都辣得要命）。宴间再三邀请唐湖老师多加指导。

在四川成都化工所参加学习期间，我们四人游览了名胜古寺“武侯祠”。这是纪念三国时期诸葛亮的一座大庙。寺内有座大厅，大厅门外左右两侧竖立着两块纵向白果树木板，上面刻写着一副楹联，很多人都用笔记本在抄录。我就看了多遍用心铭记。4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都能背写出来。上联为“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为“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后治蜀要深思”。读了这副楹联，对我受益匪浅。我认为特别值得领导同志学习运用。

由四川参观学习回湖后，县农药厂即由大河南水上二村迁址到大河北，投产“敌枯双”。一时间威震四方，产品供不应求。省农科院还通知我前往在常熟召开的全省植保科研会上做了“敌枯双”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经验介绍。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敌枯双”有致畸致癌现象，不得不停产。转向研制，成功开发了防治小麦白粉病的高效农药—“粉锈灵”。为全国防治白粉病确保小麦丰收作出了巨大贡献。唐湖同志、张希之同志(唐湖同志爱人)都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高级工程师，受到了国家和县政府的表彰奖励。建湖县农药厂也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今在张志勋董事长的领导下，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年外贸金额超过了七个亿，发展成为全年销售金额超过十个亿的大型化工企业—剑牌农药厂。

5.育秧新技术、推广泥塌头。

1973年春天在芦沟公社的五联、联兴大队组织水稻春播现场，要求将每个生产队的小秧田都做好泥塌头育秧的样板现场。我和芦沟农科站潘贵根同志，每天都是白天检查，夜晚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后来县三干会参观时，很多人特别是军代表县委书记曹照高同志都说芦沟公社的泥塌头育秧现场放得好：“一是肥料下得足，二是肥土拌得熟，三是秧板做得平，四是沟子开得直（我是叫群众拉绳用刀切的），五是泥浆上得多，六是稻种塌得好”。随着这次现场会的召开，“泥塌头育秧”的六句一条龙的经验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开了。

6.培训治虫员、扑灭麦粘虫。

1974年小麦粘虫大发生，我除了建议领导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治外，我还在建阳乡交睦片三个大队召开了治虫能手“全副武装”现场会。通知前来参加培训的50多名治虫员都要自带喷雾器，由现场所在生产队提供药物，从虫情检查到高标准喷药防治（足、全、透）全部由我先做示范，然后由大家下田喷药。现场会一散，出席会议的治虫员们都学会了粘虫的检查方法和防治技术，现场生产队的粘虫防治任务也就全部完成。后经检查交睦片三个大队的小麦田都没有遭受粘虫危害。

7．种植双季稻、创造吨粮队。

1976年我被派往建阳乡建东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一年，创造了粮食单产（麦和稻单加单）过吨粮的生产队。增产的主要措施就是试种一百亩双季稻。现在想想种植双季稻劳动强度太大，农民真是苦得要命。种植双季稻最紧张的季节是抢栽后作稻，一定要在立秋前移栽结束，否则就难以成熟高产。当年我是身负重任而去的，只有动员农民吃大苦耐大劳才能完成任务。按照当时的时间计算要五队的大小劳力奋战七天七夜才行。怎么动员法？我想起了六条办法：一是做好准备工作。家家户户都用米换挂面，备好煤油和马灯。（均由生产队统一办理分发到户）以便夜里加班挑灯夜战。二是叫大队赤脚医生到五队坐诊以便应急医治。三是由大队副书记蒋伟余（家住五队）担任总指挥，带头冲锋陷阵。四是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五队宣传鼓动。五是把大队部的红旗全部插到五队，做到红旗招展鼓舞人心。六是召开誓师大会向毛主席宣誓。将五队劳力在开始移栽后作稻前一天的下午集中到大场上开会，主席台上放好毛主席像，开会的程序先是由蒋书记按户点名，第二叫人抬来一架磅秤，第三叫每个人都要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宁可掉去多少斤肉也要抢栽好100亩后作稻”。蒋书记第一个带头上磅说：“我现在145斤，愿意瘦掉10斤。”接着每个社员按顺序上磅过秤，报出自己愿意瘦掉体重的斤数，全部记录下来，上榜公布。我是最后一个上磅过秤，也表示愿意瘦掉10斤肉，和大家一起坚决打胜移栽后作稻这一仗。

六条动员办法都有效，在毛主席像面前宣誓最有效。就这样将五队的干部群众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白天是满田的人群，夜里是满田的灯火。就连70多岁的邵奶奶也都穿着雨衣提着马灯挑草塘泥下田。到了第五天，蒋伟余书记虽用着手提喇叭，但喉咙也都喊哑了，不能讲话只好做手势指挥。当时县气象站站长张正国、张定琪同志在五队蹲点进行田间气象观察，他们也都要求投入抢栽行动。第二天我强行把他们劝回去了。农民看到我支持不下去，劝我回家去休息，还叫我放心，他们保证完成抢栽任务。经过五队干群的日夜苦战，终于在8月5号（立秋前一天）将一百亩双季后作稻全部移栽结束。

就在这一年建东五队双季稻喜获丰收实现全队亩产过吨粮的时候，突然听到场头大喇叭里传出了沉痛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陷入了万分悲痛之中。

8．文革内乱，幸免祸及。

1977年我跟随县委书记毛育仁在建阳公社建东大队蹲点。我担任建东大队学大寨工作队副队长，负责抓革命促生产。有一天下午，我在五队场头上看到毛书记着急地回县城，他告诉我：“晚上省委有紧急通知只传达到县委书记，可能有大事情。”后来组织部部长唐修竹同志（当时他是建阳公社学大寨工作队政委）向我们透露：“江青被抓起来了。”接着报纸、电台公布了：“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打倒了“王、江、张、姚”反党集团的消息。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结束。掐指一算，从开始到结束整整十个年头。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期间，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少的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学校教师、城镇居民、企业人员、港属台属等都在不同时期、被不同方法、不同程度上遭受到不同类型的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了平反昭雪，纠正了冤假错案，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和待遇，人心才安定下来。

就我所知，建湖就有不少人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在类别上大体上有以下九种：①戴高帽游街示众；②挂牌子、坐飞机、压上台进行批斗；③下乡住牛棚、蹲猪圈进行隔离审查；④罚站、罚跪、罚晒逼迫交代问题；⑤干部带工资下乡当农民；⑥调离国家机关到企业单位工作；⑦戴帽子开除公职全家下乡当农民；⑧到农村大队“蹲点”劳动；⑨前往“104”干校、“57”干校边学习边劳动。

综上所述，不少人深受迫害。作为台属的我，历次政治运动的边缘人物，又为什么能够在十年文革内乱中做到幸免祸及呢？除了我自己的自知之明，在文革期间做到“清醒冷静”、“谨慎稳妥”的“七不行为”以外，那就是“天助我也，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