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一抹夕阳静静地照在一个农家院落里。墙角的那棵石榴树已明显感知秋风的寒意，无奈地蜕下了一片片衰叶，只有那零零星星的挂果仍是火红火红的，多少给人一种希望的存在和惦念。

　　那个农家庭院门口竖放着一把藤躺椅，躺椅里绻缩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只见他时而躺下，时而侧起，蜡黄的脸上显露着焦燥的神情，嘴里时不时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这个兰妮子，疯到哪里去了，咋到这个时候还不来呢？”说着，他还侧着身子不停地向门外张望着。

　　这时，他的老伴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捧着一盘削了皮的梨子，并把它一片一片地切开，嗔怪地说：“看你这猴急猴急的，都等了一辈子了，就在乎这一时半刻啦？来来来，吃块梨去去火。”说完拿起一片梨塞给了老头。

　　老头接过梨，憨憨地一笑说：“嘿嘿，嘿嘿嘿……等了一辈子的好事能不急嘛！”

　　“你这个老东西，就知道你急，孩子说不定比你还急呢！外面凉，要么你回屋里等？”老伴急切地问。

　　“不，不不！我就在这里等，说不定这一时半刻该来了。”老头倔强地坚持着。

　　老伴瞪了老头一眼，依他一辈子的秉性看，今天肯定是说服不了他了。“随便你。” 她嘴里咕噜着，脚不停地回屋忙她的事情了。

　　老头在等什么呢？神情还是那样的急切？按理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更何况又是一个病人，一般事情都会泰然和淡定的，如此反常的举动，这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他这般的焦燥，甚至不惜病体在冷风中固执地坚持呢？

　　要知道事情的缘由，还是让时光倒流回五十多年前吧！

　　孟建新高小毕业后便回到家乡参加了农业生产，你莫见他是小小的年纪、小小的个子，做事却十分机灵。在当时的农村，一个高小毕业生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加上他能说会道的，十六岁就做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有时老会计忙不过来，他也去帮忙记记帐、算算帐。村里的大姑娘、小伙子总喜欢围着他转，难怪他未到十八岁，村里的头号美女姜巧云就成了他的未婚妻。那时候，每到农闲时节，修水利的任务非常多，村里工程员这一角色非孟建新莫属。不过，那年初冬的一次水利工程，差点儿让孟建新成了拿工资、吃公家饭的人。

　　要说拿工资、吃公家饭，这一点其实是孟建新的心结所在。还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有一次替他找算命先生算过命，先生说他命金贵，保不齐就是端铁饭碗的人。妈妈回来后告诉他，孟建新听过只是开心一笑，嘴里劝妈妈说：“不要听瞎子瞎说。”　　　　可是心里头却惦念着呢。和他一起长大的同村人，有的当了兵，有的进了镇上的农具厂、供销社，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我怎么说大小也是个干部，要是能按月拿工资那当然是好啊。他在心里暗暗较劲：只要有拿工资的机会，不管是什么工种，也不管拿多少钱，决不放过！那次修水利工程他还真碰上了个绝好的机会。

　　那年冬天，孟建新所在的村百十号人和全县几百个村的人疏浚一条河，县水利工程处的工程员是一位叫郁益兰的中专生。要说这个工程员，长得是眉清目秀，齐耳的短发，整天左肩挎一个大包，右肩上扛一个测量仪，脚上穿一双胶鞋，不停地来往在上百个工程段面上，查质量、催进度、算土方，野风吹黑了她的脸庞，但仍掩不住天生丽质。由于工作关系，孟建新和郁益兰经常有见面的机会，每到孟建新他们村的工程段面，他总是热情迎上去，嘘寒问暖，送茶送水，有时还主动帮她拿东西，协助她计算工程土方。村工程员是不用挑土的，这样，孟建新就有时间帮助郁益兰一起到其它工程段面去测量。他那个机灵劲，一算一个准。渐渐地，郁益兰对他有了好感，还时不时地给他带一张报纸或一本书什么的，孟建新十分感激。可不久，他俩当着许多人的面狠狠地吵了一架，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孟建新他们村的一段工程做完了，县水利工程处的领导和工程员们要来查质量、计算土方工作量。质量肯定是没得说的，但就是在计算土方量上他和郁益兰发生了严重争执：按照工程图纸，孟建新他们村应该是3200方，可孟建新说是3236方，怎么就凭空多出这36个方呢？郁益兰计算许多遍，都是这个数，可孟建新硬说郁益兰算错了，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多丢人的事情啊，孟建新就是不依不饶，坚持要她重算。

　　郁益兰涨红了脸，固执地说：“我反复计算好几遍，没有错，就3200方。”

　　孟建新也坚持说：“我也算　　过好多遍了，就是3236方”。

　　“不错！”郁益兰坚持地说。

　　“就错！”孟建新也坚持地说。

　　水利工程处的胥科长出面了，问：“小伙子，郁工程员错在哪？”

　　“她呀？”孟建新说，“按工程段面她一点也不错，但是，领导啊，我们村先期做的60米长的垄沟她没有算。”

　　“那垄沟该计算在这一段里吗？”郁益兰说。

　　“不”，胥科长一拍脑袋，“哦！我想起来了，不错，你们村是有条60米长的垄沟，是我安排的。小郁，算他们村的工作量，这是我的责任。”尔后，那位胥科长拍拍孟建新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嘛！前途无量啊！”

　　吵架归吵架，他俩毕竟是好朋友，就在吵架那天的晚上，郁益兰还是约孟建新去暖和的堆坡上去看星星。当然，他俩在一起聊天、看星星也不止一次了。他俩谈得最多的是当时年轻人最关心的理想、前途，有时候也谈个人问题，比如岁数、对象什么的，还有就是乡下、城里的奇闻轶事。那天晚上，他俩都把手枕在头上，起初沉默着，好一会，孟建新突然问郁益兰：“有人说，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对应着天上的星，天上哪一颗是你的星？”

　　“你猜呗。”郁益兰淡淡地回答说。

　　“我想啊——”孟建新狡黠地说，“你的星一定和我靠在一起了。”

　　“美得你，凭啥啊？”郁益兰起身刚要说什么，正好一颗流星划过天空，就借势说，“我看你就是刚才的那颗流星。”

　　“你是流星。”

　　“你是流星！”

　　……

　　他们就这样嬉笑着、争执着，同时也在这一次次的嬉笑争执中，彼此加深了在对方心目中的印象与好感。

　　那天晚上，孟建新刚吃完晚饭准备休息，郁益兰突然出现在他的工棚前，招手叫他出来，他赶紧跟她出了工棚。

　　他在后面问：“什么事啊？”

　　“好事。”

　　“好事？什么好事？”

　　“有人看上你了。”

　　“谁呀？”

　　“不要问了，跟我去就知道了。”

　　孟建新跟着郁益兰低一脚高一脚地来到了工程指挥部。

进了门，郁益兰就说：“胥科长，我把小孟给带来了。”

　　“好啊！好啊！”胥科长主动和孟建新握了手，便示意他坐下。

　　这么大的领导召见他，孟建新是大姑娘坐花轿——平身第一次，显得十分地不知所措。

　　郁益兰见到孟建新这副模样，觉得非常好笑，赶忙挪过一把椅子：“看你这憨样子，快坐下吧，科长和你说话。”

　　孟建新便怯生生地坐了下来，直挺个腰，像个挨批的小学生，眨巴眨巴小眼睛，云里雾里，啥事呢？他尽快地开动脑筋想：是那天量土方得罪了领导？是郁益兰告了刁状？还是……他想不起来呀！急得是满面通红。

　　可是，胥科长和他的谈话，完全出乎孟建新的意料：县工程处缺人手，由郁益兰力荐，准备调孟建新到县工程处做工勤员，来征求他意见。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孟建新一听这个消息高兴得一下子蹦了起来：“我没意见，没意见，什么时候来上班呢？”　　“小伙子”，胥科长一板一眼地说，“莫急，我们还要走程序，一般来说，只要你通过政审，是不会有什么大变化的。”

　　那天晚上回工棚，孟建新一蹦三跳，边走边唱，太兴奋了，太高兴了，他要拿工资、吃公家饭的梦想就快实现了。

　　可是，他等啊，等啊，一直到工程快结束也未等到消息，在要回家的头一天晚上，郁益兰终于来了。她告诉了他最终的结果。

“什么？政审未通过？”孟建新不解地问，“我有什么问题呀？”

　　“不是你有什么问题，是你未婚妻他爸。”郁益兰冷冷地说。

　　“夫婚妻他爸？她爸怎么了？”

　　“听说他解放前当了两个月的伪保长。”

　　“这哪跟哪……”

　　孟建新刚要解释什么，郁益兰赶忙阻止他说：“小孟，别说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可现在这形势……”郁益兰告诉孟建新，工程处明天就解散了，他俩永远是好朋友，并约他有空一定到县城玩。说完，她含着泪，哽咽着转身走了。

　　孟建新第一次拿工资的梦想就这样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孟建新回到了家乡后不久，在双亲的撮合下，便和未婚妻姜巧云结了婚。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他在当时确实无法挣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桎梏。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眼前总是晃动着一个人的熟悉身影——郁益兰。他回来之后，心里总是放不下她，天天盼着她的信，可是只收到她一次来信，以后便杳无消息了。她调走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如果不是妻子父亲那一点点政历影响，也许他已经成了国家干部，已经每月数着“哗哗”的“大团结”，或许他和她还能……这一切，都逃不过姜巧云的眼睛，自从水利工程回来之后，孟建新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对她不冷不热，就是结婚也是勉强得很。她知道他恨她，没有让他拿上工资就是她父亲的原因，但是上一辈子人的事情又怎能怪罪自己呢？更何况他父亲做那两个月的伪保长是奉地下党的指示做的，那是为了不让权被坏人掌了，这期间还做了很多好事，这是有目共睹的啊，他们怎么就看不见呢？平时与他相处，只好是忍气吞声，尽量地取悦他，哄他开心。而每当他夜里辗转反侧时，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她绝不捣破这层窗户纸。一般情况下，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起床，为他倒上一杯水，然后再不声不响地去睡她的觉。

　　孟建新二十五岁那年冬天，由于他聪明能干，便顺利地当上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是个不够品级的小官，但能管辖几十户农户，生产自行安排，经济独立核算，一个生产队长还是有相当大的权利的。孟建新上任伊始，就表态一定要让生产队几十户都过上好日子。经过两年努力，孟建新的生产队确实是红红火火，农业产量最高，经济收入最好，每到年底分红，村民们每户都能分到数额不等的钞票。他说话的分量重了，威信高了，上工程处的事也渐渐淡忘了，但拿工资的念头却分毫未减。随着集体经济不断积累，他便萌生了农民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念头。

　　一天晚上，他把队会计叫来，问了近几年队里收入、分配和积累，每月农业、工业、副业收入情况，问得是非常详细。

　　老会计眨巴眨巴眼睛，起初很是不解，但还是耐心地向孟建新一一作了汇报。

　　听了老会计的一席话，孟建新一拍大腿，“呼”地一下站起来，嘴里直将说：“够了，够了，肯定能行。”

　　“什么够了，够了，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会计不解地问。

　　“哈哈哈……”孟建新开怀大笑，“城里工人、干部都拿工资，我们生产队的农民从下个月也开始拿工资，他们不是有个‘八级工资制’吗，我们也搞一个‘八级工资’，你说行吗？”

　　老会计终于听明白了，也笑呵呵地说：“怎么不行呢，队长，你这主意好，村民们每月拿到钱，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费用就不要再到队里付帐了。”他顿了一会儿又说，“好是好，可没有先例啊。”

　　“管它有没有先例，自己给自己发自己的钱，就像是把左口袋的钱放到右口袋里，这有什么错吗？就这样定！我们先干起来再说，你好好测算一下，天塌下来由我这个小个子顶着。”孟建新一拍桌子就这么定案了。

　　于是，孟建新的生产队开始实行工资制了。从队干部、特长劳力、整劳力、半劳力到辅助劳力，一共分八级，每月最高的八元，最低的四块五毛，年终再总结算，多退少补，用他们的话就是：“月月见彩、年底分红”。

　　由于生产队实行了工资制，所有劳力每个月都有工资拿，村民们的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抢出工，早出工，农、林、工、副、渔，各行各业，能行雨的行雨，能行风的行风，一个小小的的生产队搞的是热火朝天，集体积累极大地提高。那几年，孟建新是顺风顺水，每年不是县里的先进就是镇上的标兵，他的生产队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一面红旗。

　　那是在他做生产队长第三年的年底，孟建新三喜临门：一是他领导的生产小队收入一下子超过全村各个生产队的总和；二是被树立为全县的典型；三是姜巧云替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女儿的出生。姜巧云要他给女儿起名字，他在屋里转了几圈，然后就说：“叫兰妮吧。”“兰妮？”姜巧云心头一震，“怎么又是‘兰’？看来他还未忘记那个郁益兰。”她心里暗暗地想着，嘴上没说什么，但转念一想，叫“兰妮”就“兰妮”吧，反正是我们的女儿，谁叫我这辈子亏欠他的呢？遂了他的心愿，多少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把孟建新摔倒在人生的谷底：昨天还是红彤彤的先进标兵，一夜之间便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批判他搞资本主义的“八级工资”制，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夺了他的权，然后罚他每天去打扫生产队的猪圈，接受再教育。

　　几个偷奸耍滑、只会卖弄嘴皮子的人上台以后，整天不干正事。当然，他们也不会干什么正事，只会借助孟建新留下的典型名声，吃吃喝喝、吹吹拍拍，对上糊弄、对下欺瞒，做尽表面文章。群众义愤填膺，讥讽他们是“只会吃人饭，不会干人事”、“小牌子一扛，一天应付几个现场”的蛀虫。好端端的一个富裕队不长时间被折腾成了穷光蛋。老百姓不干了，又起来造他们的反，再加上上级明文规定：生产队长不算走资派，于是大伙儿又把孟建新请了回去。

　　孟建新重新掌权后，一下子变得谨小慎微多了，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吧。他生产拼命抓，但就是再也不提“八级工资”的事了，老会计向他反映说，群众希望他能恢复工资制，孟建新总是无奈地说：“你看看，现在生产队是这样了，条件不比从前，以后再说吧。”可这“再说”的下文就是若干年还是“再说”。但是，孟建新的官却是越做越大了，从生产队长到村主任，再到村书记，一干就是若干年。当然喽，孟建新的村级经济也越来越富裕，尤其是几爿村办厂，办的是红红火火，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一直到改革开放年代，孟建新五十出头了，他领导的村仍是远近闻名的一面红旗。

　　一天早上，孟建新照例到村委会去上班。突然，电话铃响了，是镇组织办的电话。告诉他，现在全镇包村干部作了整顿，新来的是一个姓郑的女副镇长，指名道姓要到他们村挂村蹲点。接完电话，孟建新来回在办公室里踱步：年轻的女副镇长，指名道姓要来我们村，是个什么原因呢？她是谁呢？新到任的，她又怎么认识我呢？孟建新百思不得其解，他赶忙安排人打扫村部，并通知村两委人员全部到场，备好茶水，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上午十点钟，一辆漂亮的红色摩托车开进了村部，来人将头盔一摘，把头一扭，便径直向村部里走。

　　孟建新一见来人，猛地一怔，“啊，好面熟啊！”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确实是一时想不起来。一班人赶忙迎接，孟建新上前问道：“您就是郑……”

　　“是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来人说，“我姓郑，叫郑霞，你们以后就叫我小郑或者叫郑副镇长都可以。”说完就把手伸向了孟建新他们几个。

　　“哦——”孟建新他们知道了来人的身份，赶忙把她迎进屋，大家落座以后，便开始了自我介绍。

　　“我叫孟建新，是这个村的村书记，这几位是……”

　　“孟建新？”还未等孟建新把其他人员介绍完，郑霞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紧紧抓住孟建新的手说：“您是孟叔？”

　　“孟叔？”孟建新一下子懵了，“……”

　　“我妈妈老是提到你，这次真的是见到您这位尊神了。”

　　“你妈妈？”

　　“对，我妈。”郑霞说，“怎么，您老记不起来啦？”

　　“你妈是……？”

　　“郁益兰啦！怎么？您老不记得她了？”

　　“哎呀——，郁益兰啊！记得，记得，你妈还好吧？”孟建新觉得十分突然。然后就和郑霞像父子们谈话一样，一下子滔滔不绝起来。其他人一看这架势，也就纷纷起身忙去了。

　　那天在村委会，孟建新和郑霞说笑甚欢。郑霞告诉孟建新，她妈和他分别后不久，就去大学进修了两年，回来后做了工程科的科长，现在已是县水利局局长。她大学毕业后先在机关工作，这次到乡镇任职，临行前征求了妈妈的意见，妈妈明确告诉他：“如果下村就到孟叔的经济排头村去锻炼。”

　　郑霞调皮地说：“孟叔，我妈说，跟您能学到真本领呢。”

　　“哪里，哪里。”孟建新谦虚地说。“那是你妈妈抬举我，想当年……唉，别提了。”孟建新话锋一转，“郑霞，今天中午就到叔叔家吃中饭，老鸡炖汤咋样？”说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好啊，”郑霞爽快地答应道，“我正要见见婶呢，临行前妈妈还托我给她捎一块头巾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通过郑霞的关系，孟建新和郁益兰终于又有了联系。孟建新对郑霞明里像镇长敬着，暗地里就像女儿一样爱着，工作上互相帮助。总之，这个包村干部工作是很有起色，在镇上开会，镇党委书记多次把郑霞和孟建新表扬一番，并号召包村干部就要像郑霞一样和村里一班人搞好关系，做好工作。

　　时隔不久，郑霞的一个电话，差点儿彻底改变了孟建新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天中午，孟建新在午休，突然，手机响了，他一接，知道是郑霞。郑霞告诉他一个极好的消息：县委组织部要在全县各个经济排头村的村书记中选调五个人直接提拔为副镇长，镇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全镇就报他一个人。他已经进全县十人的大名单，现在是十选五。

　　这次，孟建新淡定多了。由村支书直接提拔当镇长，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当然喽,当镇长就是公务员，公务员是按月拿工资的，这个诱惑巨大。但他自己知道，说什么他也是五十岁的人了，能行吗？于是便问：“哪要什么条件？”

　　“条件吗？”郑霞告诉他，“经济排头村你当仁不让，只是年纪和文化水平差一点，不过文件明确规定，提拔干部要重视文凭也不唯文凭，重在实际水平。至于年龄吗，文件上规定原则上不超过四十五周岁，但对有特殊贡献者可适当放宽，党委在研究时就考虑到这一点，也和县组织部门沟通过，他们也同意先报上来，于是就这样决定了。”郑霞还说：“孟叔，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后也非常高兴，直夸您是个人才，要我尽全力帮您实现一辈子的梦想。”

　　“是吗？谢谢你妈了，我会努力的。”孟建新心里慢慢地又一次点燃了“拿工资”的梦想。

　　在接下来的日子，孟建新的劲头更足了，起早贪黑，走路一阵风，工作叮叮咚，村民们看到孟建新都比较诧异：不常穿的西服穿了，不常扎的领带扎了，花白的头发打理得纹丝不乱，那架势完全像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在那段时间，只要上级有什么电话，他总是亲自接听，上面有什么文件总是亲自拆阅。他也悄悄地问过郑霞几次，起初郑霞还告诉他“快有消息了”，以后再问她也不直接回答了，总是劝他“会有结果的”，他就这样等啊、盼啦，最终，也未听到什么好消息。

　　孟建新很清楚，自己年纪大了，比他优秀的年轻村书记也很多，现在提拔干部重视年轻化、知识化，他知道他不完全符合条件，这一点他一直心知肚明。但既然把他纳入十人大名单，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即使不上他也不怪谁。人家郑霞关心我，她妈妈也关心我，说明她娘俩心里还有我，无论上与不上都要感激她们；还有镇党委班子，从未低看过他，有什么荣誉首先想着他，就像这次推荐他做副镇长，说明领导对他还是认可的，无论结果如何，他知足了。但他转念一想：拿工资是自己一辈子的梦想，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凭什么又白白地放弃呢？因此，那段日子，他显然瘦了几斤，但精神上总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他要发奋努力，把最优质的工作成效呈现出来，为自己的进与退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那是秋后一个的下午，天气有点闷，像是要有雷阵雨，孟建新正在村委会与人讨论村办企业扩大规模的问题，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孟建新急忙抓起电话。

　　“喂，是孟书记吗？”电话那边问。

　　“我是，我是，”孟建新语速很快地问，“您是……？”

　　“我是镇组织办小王，请您尽快来一下镇里，党委王书记要找你谈话。”

　　“现在吗？”

　　“现在！”

　　孟建新放下电话，对与会的人说：“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我现在要赶到镇里去开会。”

　　孟建新简单收拾了一下，骑上自行车匆匆往镇上赶去。

　　路上，孟建新头脑里是翻江倒海：王书记找我谈话是什么事呢？也许提拔镇长的批文到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郑霞怎不事先告诉我？这个伢子还和她叔保密呢！也许是其他什么要紧的事，哪是什么事情呢……孟建新想了很多很多，但就是找不到答案，但知道肯定有重要事情，否则，王书记不会亲自找他。他就这样急速地赶着路，一会儿就来到王书记的办公室。

　　孟建新进去一看，郑霞也在，还有组织委员，他们脸上冷冷的，气氛有些压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书记，噢，各位都在呀。”孟建新主动和各位招呼了一下。

　　“孟书记，”王书记笑呵呵地站起来说，“来，请坐，请坐。”

　　孟建新怯生生地坐了下来。郑霞起身给孟建新倒了一杯茶，孟建新接过茶水躬身说了声“谢谢”后又坐了下来。

　　王书记那天开始把孟建新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他如何如何有党性原则、如何如何有经济头脑、如何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孟建新听得心里美滋滋的，嘴里直将“哪里、哪里……”、“是党委领导正确”等等地应和着。突然，王书记话锋一转说：“孟书记，下个月各村支部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党委想听听你的意见？”

　　“换届？”

　　“对！”

　　孟建新顿了一会，一下子知道了王书记找他谈话的真正意图，知道自己提拔的事是没戏了。这换届，党委是什么意见呢？难道……他不敢也不愿往下想，低头说：“我绝对听党委的。”

　　“好！”王书记说，“不愧为有党性的老同志。”然后他走下座位和孟建新并列坐在一起，和他说的大意是：下个月支部换届选举，县组织部门有文件规定，村书记的年龄原则上不得超过四十五周岁，也就是说要孟建新要从目前岗位上退下来，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要让年轻同志挑大梁。镇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他多年来对集体的贡献，也为了把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决定他继续留在支部班子里，改任村治保主任。

　　孟建新头脑“嗡——”地一声，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怕啥啥来”，他最不愿想的事情果然来了。但既然是镇党委的决定，孟建新还有何话可说呢？他只是机械点头称是，不一会，他退出王书记的办公室，郑霞陪着他，一脸的凝重，陪他走了很远很远。

　　“轰隆隆——”一阵响雷之后，便是“哗啦啦——”　的倾盆大雨。孟建新和郑霞似乎都未意识到大雨的存在。孟建新推着自行车走，一个劲地催郑霞回去。郑霞站住了，孟建新走了很远，回过头去，望见郑霞还在雨地里站着，他向她挥了挥手，郑霞也向他挥了挥手，然后便转身而去。此刻郑霞的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一直在流，她不停用手在抹，但总是抹不完。她满怀愧疚，一直站在雨地里看着他的背影——一个可敬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她可亲的孟叔就这样黯然消失在纷乱的雨幕中。

　　孟建新从镇上回来以后就大病一场，这一病就是个把月。凡是关心爱护他的人，包括镇党委王书记、郑霞，甚至还有郁益兰都通过不同方式对他表示了慰问，他心里多少有了点慰藉。半个月后，村上支部换届选举如期举行，他因病未能参加，村书记已确定了他人。换届后不久，郑霞也调到其他镇任职去了。

　　孟建新渐渐被人叫作“孟伯、孟叔”是在他六十岁以后。他老了，不再是村干部，身体也渐渐显出了诸多毛病。听多了“孟伯、孟叔”，孟建新昔日的神采一下子黯淡下去。偶尔听到有人叫“书记”，他日渐混浊的眼睛会“嗖”地一亮，似乎从这一声“书记”里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如果听有人说“书记退休了”，孟建新会格外高兴，因为只有享受工资的人才配有“退休”一说。

　　孟建新不再醉心于“工资”这事是在他六十五岁那年得了肝硬化之后，但他仍心有不甘。一天，他把在县城某中学做教师的兰妮召回来，说：“孩子，爸这辈子是没指望了，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尤其是像你爸这样的村干部，党叫干啥就干啥，开河治水，抗旱排涝，联产承包，计划生育，催款上缴……我们哪一项不是舍命忘情的走在前面？可如今，我们老了，就像旧包袱一样被扔在一边不提不问了，这是哪门子的理啊？”说着说着，孟建新“哇——”地一声哭起来。

　　“爸，你莫激动。”兰妮见这情景，赶忙要上前安慰父亲，姜巧云也悄悄塞给他一条毛巾。

　　“不！”孟建新近乎发疯地说，“孩子，今天你无论如何不要阻止我，你给我向上级部门反映，说我做了一辈子村干部，虽然说没有什么功劳多少也有点苦劳、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我一生没图党一分钱，只图在我死后你孤孤单单的妈能有一点点补助，哪怕是十元、二十元，或者再少点也行，只要有，我就是九泉之下也就心满意足了。”

　　兰妮说：“爸，哪能这样写呢？”

　　“咋不能？”“爸。”兰妮耐心地劝慰道，“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也是体制性的问题，农村、农业、农民的诉求与关切已引起了中央高层和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每年中央‘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进行了强烈呼吁。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反哺几亿农民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三农’问题有望得到彻底的解决，你看现在国家已减免了农业税，农民种地不但不交一分钱，国家还给补贴。另外，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进一步完善，我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唉，孩子，你就不要在这里给我上课了。”孟建新倔强地打断兰妮的话说，“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谈什么‘将来’，你今天就是说破一部天书来还得给我这样写。”

　　兰妮拗不过他，再加上她妈也在一旁使劲地劝，她就按他的意思写了几封信寄出去。可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那些信如石沉大海，一点回音也没有。孟建新在年老病残之际凭添了几份悲凉，也徒增了几度绝望。

　　一天，兰妮突然回来了。喜匆匆地对她爸妈说：“告诉二老一个好消息，你们马上要拿工资了！”

　　“拿工资？”孟建新不屑地说，“你这个伢子，你拿爹妈寻什么开心吗？可能吗？”

　　“可能！”兰妮肯定地说。

　　“不可能！”孟建新很肯定地说，“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别做梦吧！你不想想，你写那么多信，又有什么用的？”

　　“这次可不一样，就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兰妮说。

　　孟建新摇头摆手地说：“不可能的事，国家这么大，又有哪么多的农民，不可能啦！”

　　兰妮这回真急了，跺着脚说：“你们不信我，总要信你们那宝贝女婿吧？他大小也是县保障局的干部，真是他告诉我的，他们的一把手彭局长在会上传达了文件，凡六十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从下月起每人每月都能拿到基础性养老金，还有你，爸，像你这样做农村干部的，还可以享受村干部补助呢。”

　　“真的？”看着女儿近乎赌咒发誓的样子，孟建新老俩口信了，他紧紧抓住了女儿的手说，“孩子，爸都这个时候了，不在乎钱多钱少，我们做农民的就在乎个理啊！”

　　姜巧云接话说：“你爸他为这工资想了一辈子了，难道临老了，还真能圆他这个梦？”

　　“能圆，爸，妈。”兰妮坚定地说，“听说你们镇上已把符合条件的老人材料都报到县保障局去了，估计就在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了。”

　　“我说呢，”姜巧云说，“怪不得前几天村小组长来要我们俩的身份证，我还以为是查户口的呢，哈哈哈……”说完一家三口都开心地笑了。

几天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不一会，兰妮回家了，见到她爹妈，喜冲冲地从包里掏出两个红彤彤的工资本，一本交给爸，一本交给妈。孟建新拿着工资本，左瞧瞧，右瞧瞧，然后深深地、满足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梦啊，总有圆的时候啊！”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