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母亲(唐妍)
不知不觉中,父母已经离开我已经很多年了。他们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们为渡江战役胜利所作的贡献,他们的人格与修养,至今仍被很多人记得并感动着。在渡江战役胜利六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想再一次拿起笔来,把对父母的思念诉诸纸上,希望在天堂的他们也能够看到。
渡江胜利六十周年时,我们姐妹三人应邀参加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韦廉将军导演的25集电视连续剧《江阴要塞》在江阴发布的首映式,同时参观了雄伟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并向纪念馆捐赠了烈士证书。纪念馆里专栏介绍了由共产党策划的国民党江阴要塞起义的详细经过,陈列区有以我父亲当年在要塞司令部对面高巷11号建立的地下联络站为背景的大幅照片。我们还参观了要塞司令部、黄山炮台遗址,参观了父亲曾经住了近两年,如今已成为商业街的高巷11号,父亲就是在那里开展惊心动魄的地下掩护工作的。重回故地,我们感慨万千,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一下子活了过来。虽时隔五年,但想起当时的场景,内心依然觉得温暖激动。
我的父亲唐秉钧,字仲衡,1900年出生于建湖草堰口的一个书香人家,1920年就读于上海法政大学,1米8的个子,长长的脸,大大的眼睛,经常穿一身灰色长衫,冬天戴顶帽子,颈上围条长围巾,看书读报是他的嗜好,言行举止儒雅得体。从青年时代起,父亲就是一名爱国进步青年,读书期间和盐阜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仇一民是同窗好友,经常参加上海地下党活动。大学毕业后曾有人聘他当律师,但他放弃了厚禄,毅然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1926年由仇一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草堰口建立了盐阜地区第一个党组织——草堰口党小组,他们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扩大革命队伍,组织迎接北伐军过境。1928年仇一民牺牲后,由上级组织任命我父亲负责草堰口党小组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先后在杨村补习团、海南中学、盐阜二高中(现上冈中学)任教,同时从事地下党活动。当时教学条件差,鬼子经常骚扰,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学生们常席地而坐,膝盖当课桌。父亲的书法、英语功底颇为深厚,学习用的教材都是父亲自己编的,上课板书也深受学生赞赏。有的学生家庭困难,吃不上饭,父亲经常把他们带回家吃饭,还带领他们勤工俭学。他用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满腹的才华开启学生们的心扉,感染并影响着学生,学生们也爱戴他。他培养的学生有不少成为老区干部,成为国家栋梁。
那个时代收入极少,生活异常艰苦,我们全家六口人蜗居在十几平方米的茅草屋,即使这样父亲也不忘记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人,周围的老百姓也因此很尊重他。有一年大雪封门,听说邻居彭爷爷没被子盖,蜷在草窝里,父亲叫大姐从家里取出棉被送给他。
在“百万雄师过大江”前的1946年底,中共华中工委决定派遣父亲率全家到江阴设立固定联络站,打入国民党内部做策反工作。时任华中工委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的二叔
在解放军渡江前一天的凌晨,联络员吴铭从江北十兵团司令部带来密写的渡江命令,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父亲叫大姐打来一盆明矾水,纸上立刻显示出渡江指令,内容是渡江的时间、联络信号及口令。要塞地下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五叔唐秉煜连夜带着大姐作掩护,去接隐蔽在无锡城里的地下党吴广文回要塞。那天全家人彻夜未眠,焦急万分,就怕大姐发生意外。完成任务后,为了安全,五叔把大姐托付给一个老乡,让老乡送大姐回家。在渡江前夜,地下联络站根据上级指示暂时撤离原来的联络点,在江阴的黄山脚下建立了临时联络点,等待接应解放军。
由于长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父亲积劳成疾,可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仍然坚持工作,未能给自己留下治病的时间。解放后,因为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全家回到了盐城,父亲将做地下工作作掩护用的衣物用品都完好地交给组织,组织上安排父亲去盐城中学工作,由于病情恶化未能成行,1950年春,父亲因积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父亲是一名好党员,是一位好父亲,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使命,毁家纾难,鞠躬尽瘁,赤胆忠心入虎穴。不久,组织上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遗体安葬在老家草堰口,建党九十周年时,父亲的遗骨迁至建湖烈士陵园。
我的母亲成丹梧出生于1914年,病故于1976年。解放后政府安排母亲在建湖县中学、上冈中学任图书管理员和女生辅导员。母亲是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和蔼可亲。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身材修长,朴素大方,冬天常穿着蓝色列宁装中袄。母亲的一生艰难而坎坷,可是她很坚强,有韧性,她是父亲干革命的好助手,是单位尽职的好员工,她也是我们姐妹慈爱的好母亲。为了我们,她含辛茹苦地操劳一生。
父亲当年的革命工作,是拿性命作赌注的,母亲一直无怨无悔地支持他。父亲刚接到要以全家作掩护、去江阴建立地下联络站的命令时,压力也是很大的。听一位老干部讲,当时我父亲坐在他家床边默默地抽烟,因为这次行动牵连着全家人的生命安危,可是母亲仍义无反顾地支持父亲。父亲先出发去上海,母亲在苏北老家变卖了家里的东西,收拾行李,带着全家老小5人(外婆、两个姐姐和哥哥),从冈西坐帮船,在水上行了几天几夜才到上海,在亲戚家的柴火房落下脚,一路上吃辛受苦。由于路途颠簸,在上海住的条件差,哥哥唐虎染上了天花,因怕暴露目标,不敢去求医,后来膝盖落下了毛病,不能走路。
父亲带着全家人到江阴指定的联络站工作后,全家人便开始了敌人虎口下的紧张生活。每当遇到紧急情况,母亲都跟着担忧,母亲常和我们说一家人是头提在手上过日子。在渡江前夜,联络站撤离到黄山脚下,母亲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全家老小撤离。姐姐她们说当时的情景就像现在的枪战片一样,子弹在头上瞬间飞过,火光一团团在眼前落下,枪声炮声不断。姐姐们因年幼都很害怕,但母亲不断安慰鼓励她们,全家人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当时的南北交通员以及协助要塞起义工作的十兵团官兵,在潜伏到要塞前都在我家先落脚,等待时机进入要塞内部,他们的饮食起居都由母亲她们承担。
渡江胜利后,母亲随父亲率全家回到盐城,哥哥唐虎患天花落下的后遗症,因为父亲参加起义工作的拖延,错过了治疗机会,不久就夭折了。失去爱子,对父母来说是相当沉重地打击。接着父亲病情日渐加重,1950年春,父亲离开了我们。这样的状况对母亲来说是雪上加霜,家庭的重担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她一下就愁白了头。上有需要赡养的老外婆,下有我们年幼的姐妹三人。母亲只好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来维持全家的生计,最困难时母亲就去街道找些糊纸盒、剥花生的零活干,顽强地领着一家人生活。后来,组织上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安排了母亲的工作,把耽搁了几年学业的大姐送去读书,并在草堰口老家给我们盖了两间草房,从此,我们的生活有了着落。尽管生活如此艰辛,母亲从未向困难妥协过,遇到困难总是自己克服,从不向组织伸手。她想方设法让我们姐妹三人有书读、有饭吃,她经常教育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学会自强、自立,把我们培养成科技、教育、医务工作者,使我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作为的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她从未用粗暴、训斥的方式教育我们,让我们在缺失父爱的家庭里依然生活得很温暖。
在单位她工作兢兢业业,多次受到表彰。新华日报曾刊登了赞扬母亲工作精神的文章。记得以前一到暑假,老师和同学们都放假了,母亲就利用假期整理书籍,将书编号、编册,我们姐妹总去帮忙,有的书怕霉变就拿出去晒,坏了的就进行修补,她十分爱惜学校的书籍。学校里谁有困难她都想方设法给予帮助,谁遇到困难都愿意找她商量,年轻的老师都把她当作自己的妈妈。
由于长期操劳过度,母亲患上了几种慢性病,可是她处处为我们着想。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帮助我们操持家务。1976年夏天,她还未享受到人间幸福就离开了我们,这是多年来留在我们姐妹心中最大的遗憾。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想到母亲是那样坚强面对时,就给我们前行的勇气。
虽然他们已离开我们多年,我们心里仍为有这样的父亲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从荆棘路上走来,向着鲜花丛中走去,带着人民的爱戴、战友的深情和儿女们无尽的思念,留下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品德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他们走的路看似平淡,却是荆棘载途;他们所做的一切看似平淡,却满是波澜壮阔;他们处理的事情看似平凡,却是险象环生;他们的一生看似平常,却是惊心动魄。他们的生命虽是短暂的,但人生是辉煌的。我们一定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教育好我们的后代。我们最敬重的父亲母亲,安息吧,你们永远都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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