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7日晚，商务元老张元济在上海家中突遭绑匪劫持，随即被掠至乡下隐匿。期间张元济不失书生本色作诗自娱，脱身后将其命名为《盗窟十诗》，遍送亲朋好友以作纪念。

    关于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元济被绑一事，张树年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而路，车上下来五个人，到我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者用手枪顶着押往门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父亲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堂兄树源，大约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我父亲，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父亲走了。”在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旧上海，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绑票案，绑架的对象大多是巨贾富室社会名流。就在张元济出事的那几天，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倪远甫、宁波巨绅薛顺生、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局长朱炎之都未能幸免，沪上报纸戏称上海滩成了 “恐怖之都”。

    绑架张元济的这伙人原以为商务印书馆是张的私产，想趁机好好捞一票，所以张口开价便是30万。其实商务虽然名气很大，但它是一家从事文化出版的股份公司，股东人数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大老板，更何况张元济也并非大股东，他的收入主要是薪水和一定数量的股息、花红，虽然不能算穷人，但也不是绑匪想象的那么回事。后来这帮人一调查，发现的确搞错了，于是便将赎金降为20万。

    10月18日，张元济给自己的好友、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高梦旦写信交代情况：“以弟资格，竟充票友（指自己遭绑票一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道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从信中可以看出，张元济被绑后处之泰然，精神上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在这段“幽居”的日子里，张元济与几个看守相处甚洽，他从心底里同情这伙人的境遇，便常常与他们攀谈劝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到亲切处，亦有泪下者”。望着身边这些原本善良却被逼为盗的人，张元济不禁抚掌慨叹，眼前的情景一幕幕掠过，一首首诗作也在心头酿成，几天过去，一数竟有十首，此即后来有名的《盗窟十诗》：

    丁卯九月二十二日（即公历1927年10月17日）夜，盗入余家，被劫而去，留居窟中凡六昼夜。口占十绝，聊以自遣。

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

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蘧蘧。

牺易久严天泽辨，而今旧习待更张。

料应到此无阶级，谁识犹分上下床

（余高据一榻，守者皆席地而卧）。

寂寂深宵伴侣多，篝灯围语意偏和。

微闻怨说衾绸薄，只为恩情待墨哥。

（第一夕天气寒甚，守者终宵瑟缩，自言为银，钱故，不得不尔。）

频烧银烛漏声长，陡觉熊熊焰吐芒。

惊起披衣同扑救，犹虞玉石烬昆冈

（守者不慎失火，四周门窗紧闭，无可逃避。幸即扑灭，否则为熏穴之鼠矣）。

眼加叆叇耳充绵，视听全收别有天。

悔被聪明多误我，面墙从此好参禅

（守者强余戴黑眼镜，并以绵塞余两耳。解释良久，始允撤去）。

静听邻家笑语声，池塘鸭子更喧鸣。

闲中领略皆天趣，隔断尘嚣万虑清。

天高只许隙中窥，一线晴曦射入迟。

偷得驹光分寸好，有书堪读不多时

（室中有板窗一，糊以厚纸，仅于屋顶启一小穴，方五六寸，藉通光线）。

摩西十诫传来久，愧未研求到福音。

马太路加齐卒业，可能穿出骆驼针。

（余索书消遣，守者畀以耶教《新约马太路加福音》两册，翻阅一过，所获甚微，骆驼针孔即用《新约》中故事）。

鸭栏豚苙贫民窟，安得三迁母教行。

堪诧夜深人静后，邻童偏有读书声。

（四邻皆贫家小户，儿童叫呼异常喧杂，不意夜间书声忽起，令人神往）。

一之为甚何堪再，闻自此中人语云。

我是塞翁今失马，评量祸福尚难分。

这起意外事件让张元济有机会了解了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这对张元济震动很大，他脱身后在给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十年后张元济内侄许宝骅在京杭道上被绑，张元济又写了《谈绑票有感》，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身历险境而不畏惧，脱险后又替绑匪辩护，这就是张元济的胸襟和气度。

绑匪也为张元济的人格力量所感，只收了张家10000元便将其客气地送回。回家后，张元济把《盗窟十诗》交商务排印出来，后来有人误传《盗窟十诗》是张元济脱险归来后所作，与张比邻而居的胡适也这样认为，他在致张元济的慰问信中说：“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尝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菊生（张元济号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因占绝句一首和，并乞教正。”张元济读后专门复信胡适，并依韵撰诗一首，说明《盗窟十诗》乃作于匪窟之中：“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富六日清闲甚（指被当做富人遭绑架六日），此是闲中学赋诗。”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