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建湖境内的办学名流(王观悦郑步礼 李世安 马效良)
清末民初,建湖县境为盐城西北乡,虽属偏僻乡村,但教育尚称发达。清廷诏停科举兴学堂后,境内热心教育之士竞相兴办新学。从光绪29年(1903年)至宣统3年(1911年),相继办起初等、高等小学堂19所。辛亥革命以后,学堂改称学校,境内兴办学校之风愈甚。至民国8年(1919年),初、高等小学校发展到129所。尔后,又创办了建溪、海南、群英等私立中学,成为苏北兴办近代教育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
清末民初,建湖境内的教育之所以如此发达,是与诸多办学名流的努力分不开的。现择其中几位分别介绍于后。
季龙图首创女学
季龙图(1872一1950),草堰口沙墩人,清末甲辰科进士,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京师法政大学教授。他于光绪22年(1987年)在盐城首创养正女学,比1898年“戊戌变法”早一年,比l907年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早十年,开盐阜一带有识之士兴办近代女学之先河。为推进近代教育的发展,季龙图于光绪32年(1906年),与境内留日同学马为珑、刘启晴等创立盐城教育会,并任会长。该会从上海购回印刷机器,印刷新课本;组织“同声社”,定期出版教育书刊;聘请学者编写乡土教材。民国建立后, 他还与张逸笙、赵乃秋等在盐城创办贫儿、贫女教养院,收养贫苦儿童,供给衣食,半日读书,半日做工。此亦属创举。
陈玉澍倡导废庙兴学
陈玉澍(1853~1906),上冈七里庵人,清末戊子科举人,近代诗人、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从教,对地方教育贡献殊多。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时,他提出废庙兴学的主张,得到盐城知县陈树涵的重视和支持。陈树涵将城西泰山寺改为县学堂,聘陈玉澍为主讲。陈玉澍还协助县劝学所到境内各地宣讲废庙兴学的主张,动员庙主献出土地, 腾出偏殿厢房支持办学。在其倡导下, 盐城县特别是西北乡利用庙宇、祠堂办学的颇多。上冈镇先后在武庙和泰山院创办南沙小学堂和泰山院女子小学校;湖垛镇在三觉庵、三元宫创办小学校和幼稚园;大崔庄、裴刘庄分别利用芦沟寺、福兴庵创建小学校。
孙大鹏独资办学
孙大鹏(1859~1928),字海南,钟庄人,清丁酉科举人。他原在浙江湖州为官,辛亥革命后,弃官回家,积极倡办教育。首先在自己家中创建梁垛初级小学校,后又捐资助其祖籍大孙庄开办一所国民小校, 吸收农家子弟入学。民国14年(1925年),他又献出楼房12间作校舍,良田500亩作学田,独资创办了海南中学。该校对无力上学的贫苦农民子弟实行免费,对其中成绩优秀者,还给予生活补助,以全其求学之志,使其成才,因而名声大振,盐阜、淮一带许多学生慕名前来就学。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由私立改为公立,成为盐阜地区培育革命人材的摇篮。孙大鹏独资办学的事迹已载入《建湖县志》之中。
乔炳建议征学捐
乔炳(1873~1951),颜单镇乔舍人,清末秀才。他对兴办地方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征收学捐的建议。当时的办学经费除靠私人捐助和学生缴纳外,别无固定来源。为让更多的贫苦子弟上学读书,乔炳提出“穷人读书,富人把钱”的口号。建议抽收估产、木厘、猪、牛、水凫五项捐款充作教育经费。此建议被采纳后,地方教育经费始有固定来源。后来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费来源,在乔炳等人的倡导下,又征收“八分亩捐”作为学捐。此外,乔炳与同乡人夏嵩在清宣统2年,创办开明高等小学堂;民国14年(1925年),创办群英中学。这两所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在全县同类学校中,都是佼佼者。
郝儒琳热心地方教育
郝儒琳(1883~1939),建阳镇人,民国初年江苏省首届议员。他在任期间,十分关心地方教育事业。民国2年(1913)年, 他与智贞益、陈熤、后大经等人在盐城创办法政专门学校,设政治、法律两科。此为盐城县兴办中等学校之始。次年,他支持其父郝筱轩在家乡建阳镇创办建高市立第一高等小学(后改名为盐城县立第六高等小学和县立建阳实验小学)。民国13年(1924年)他又在建阳镇创办建溪中学。这是境内兴办最早的一所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时,江苏省教育厅、县教育局均派官员莅临指导。知县王守炯亲临祝贺,盛况空前。省、县官员和地方人士对郝的热心地方教育交口称赞。
印鸾章潜心编写乡土教材
印鸾章(1883~1968),笔名印水心,高作镇人,一生从事教育和教材的编辑工作。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想到盐城学校林立,独乡土教材尚付阙如,久思纂辑而未得其机。民国8年(1919年)夏, 其父母60双寿,他趁探亲的机会,雇舟四出,考察、搜集有关资料,返沪后,抓紧业余时间,编写成《盐城县乡土地理》两卷,介绍了盐城县的区划、地势、河流、物产、交通、风俗等概况。后又编写了《盐城县乡土历史》1卷,按朝代顺序分为6章,介绍盐城历代政治制度、文教、人才、社会动乱等史实。书稿写成后,经邑人胡毓彬、胡应庚审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民国9年(1920年),书印成供全县国民小学三、四年级和高等小学一、二年级使用。此两书系盐城最早的乡土教材,至今仍有价值。
转自《江苏教育》199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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