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伴侣人生路(三)(王学言)
(三)
梁老作为几十年的资深记者,她对老伴陈登科的创作之路,可以说了如指掌。她说:“一篇好的文章如似一杯美酒,令读者陶醉。而一部好的小说,更使人如入仙境,给读者精神上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但写出好的文学作品,需要作者不懈的追求与努力。”
显然,这是她对相儒以沫几十年革命人生伴侣陈登科的高度评赏。同时,也是梁寿淦对陈登科片片往事的追忆。
陈登科1919年出生在涟水县上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就与这方贫民一起承受着痛苦,逃荒要饭,忍饥挨饿。一直至12岁才进私塾,从此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他贪玩任性,读书偷懒,令父母和老师大为失望,每天教的字,当日就忘个尽光,于是,拧耳朵、罚跪、打板子便成了辱没他自尊的不尽烦恼。一次他被罚跪跪累了,竟敢用砚台砸向老师,后来自己跑回家。父亲恨铁不成钢,一顿棍棒算帐之后,又将他拽回学校向老师赔罪,老师只摇头:“这伢子只能放猪,不能读书。”结果小学二年级未,就带着愚笨不可雕的耻辱告别了寻求知识的殿堂。
一天,陈登科在西大洼放猪,信口编了一段顺口溜:小兴庄,西南荡,盐碱滩,不长粮,春天好像玻璃厂,夏天雨后白茫茫;牛缺草,人缺粮,还有债务背身上;年年做梦盼新房,青年小伙难成双,早也盼,晚也盼,何年何日能变样。人们突然发现,这个不能念书的伢子,编顺口溜倒颇有几分天赋。
梁寿淦说:生长在旧社会,放猪娃陈登科幼小的心灵,忍受了人生艰难困苦,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但厄运还是降临到他的头上,1937年他的父母相继不幸去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7岁的陈登科毅然投奔了地方抗日游击队。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很快成为一名作战勇敢、能双枪连发的神枪手。他亲手捉过汉奸百余人,刀杀敌伪60多人。敌人闻风丧胆,称陈登科为“屠夫”。
一次,时任涟水县组织部长杨纯在崔马村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反扫荡斗争。日本鬼子小田二郎带队扫荡,突然逼进庄头,情急之中,她把公文包塞进灰堆里,撤至南集大石庄。本以为鬼子扫荡后反涟水城,不料鬼子却在崔马住下,锯树筑圩。大家急得团团转,怕万一公文包里党的秘密文件及党员干部名单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就在十分危急的时候,陈登科站了出来:“让我去取。”当时,风狂雨猛,黑夜沉沉,话完,机灵的陈登科消失在雨夜之中。游击队领导为他捏住一把汗,焦急地等待陈登科归来。正当陈登科越河爬沟,冲破一道道岗哨取回公文包时,身后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子弹从身边飞过,他连滚带爬越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终于回到了队部。大家看到陈登科如此机智勇敢,个个夸赞。不久陈登科被调到游击大队大队长赵静尘身边当警卫员。
赵大队长是个知识分子,毕业于扬州师范,这时放猪出身的陈登科,突然深知没文化的苦衷。于是一有时间,陈登科就向赵大队长请教识字,写字。从此,赵大队长每天都教他几个字,天天如此。陈登科十分认真刻苦,他们利用战斗间隙不停地用树枝在地上写、在墙上划,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一片字迹。日积月累,陈登科不仅认识了不少字,还会写好多字。同时,赵大队长还教他学写日记、写墙报。那时的墙报写在一块方布上,一旦行军,把布卷起来放在被包里,部队打胜仗,有了好消息,或哪个战士表现突出,就写在布做的墙报上,到了新的地方就把墙报挂出来。
由于经常写墙报, 陈登科这一“人才”被报社记者发现了,说他墙报办得不错,叫他把墙报抄下来寄到报社去。当时,他根本不知道报纸是怎么办的,人家会要他的墙报稿子吗?!一段时间陈登科感到很纳闷,还是赵大队长鼓足了他的勇气,叫他大胆地把墙报稿抄下来送到报社去。赵大队长还请那位记者写个条子夹在稿子里。陈登科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来到《盐阜报》社驻地。他把稿子直接送到了钱毅编辑手里。钱毅接到陈登科的墙报稿后,全篇稿件一共不到80个字,竟有30多个错别字,如“鬼子来扫荡”竟写成了“兔子来烧汤”等等。错别字虽多,但内容丰富、事实清楚。这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处女作《鬼子抓壮丁》。临走时,钱毅特地送给他三本书,一本是《怎样学写稿》,另一本是《李有才板话》,还有一本是《战士识字课本》。这三册书伴随陈登科在苏北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度过他的写作人生。
从此,陈登科一边完成警卫、侦察任务,一边凭着对生活的热情和知识的渴望,学习写稿,而一发不可收拾。
1945年7月,陈登科作为特等模范通讯员,调《盐阜报》担任记者,从此,得到了钱毅更多的帮助与指导。而此时,梁寿淦比陈登科早一年调报社担任机要员,负责新闻稿件电报稿收发工作。
当年,伍佑战斗打响之后,陈登科被报社派往伍佑战场采访。随同一起去战地采访的另两名记者把纸垫在膝盖上一蹴而就,频频发稿。而陈登科一时竟不知从何落笔,想写却一个字也写不来,他急中生智,顺着战壕跑到了阵地前沿。这时,河对岸敌人的机枪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他拿过战友手中的枪,打得敌人的几挺轻机枪变成了哑巴,最终获得了战斗的胜利。结果战士们纷纷过来,向他讲述了许多战地故事,这时他豁然开朗,连续写了《伍佑战斗》、《敌人真可恶》等多篇稿件被发表,还受到了上级表彰,当时就使梁寿淦对眼前的这青年记者投去了钦佩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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