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谈到陈登科的写作人生，梁老有说不完的故事。

抗战时期，陈登科耳闻目睹一件件一桩桩既鲜活、又真实的事件，为这位战地青年记者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陈登科见诸报刊的稿件几乎日日不断，天天见报，使他真正成为抗日救亡的宣传尖兵。人们夸赞陈登科从枪杆子到笔杆子都是“活现手”。伍佑战斗胜利后不久，一天陈登科采访途经淮安，看到新安旅行团的一位女同志办起了幼儿园。在幼儿园，陈登科见到了众多活泼可爱的幼儿，他当场失声痛哭，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伙伴，当晚他心潮起伏，写了一篇《孩子们》，很快被《新华日报》驻淮阴副发有，这是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事后听报社的同志说，他写的这篇文章叫“散文”。

之后，他在洪泽湖老子山参加游击战争，亲历了涟水和通榆路反击战，根据亲见亲闻亲感，又写了篇《铁骨头》发表在《苏北日报》的副刊上。这篇文章本是约稿要求写的散文，事后编辑告诉他：“你写的不是散文，是‘报告文学’。”

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这是血与火的生死较量，战斗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时刻激励着陈登科，迫使他出来写，否则好像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们。于是，他就以他那枝脱盲不久的笔又写了7万字的《杜大嫂》，直至在报纸上连载，他才知道自己写的是一部中篇小说。这也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中篇小说。

次年，陈登科用了一个夏天，完成了以著名的涟水保卫战为背景的小说《活人塘》。《活人塘》脱稿时，淮海战役开始，他被派往淮海支前分社当记者。淮海战役结束，他和梁寿淦又奉命被调去新华社合肥分社工作。《活人塘》书稿放在背包里整整一年多时间。从苏北背到淮海，又从淮海背到安徽。那时，钱毅已经牺牲，凡帮助过他的人已失去联系，稿子向什么地方寄，请谁看。原部队的一位处长叫耿龙祥，鼓励他把稿子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

可当时并不知道赵树理，也不认识赵树理，则不过他听说过《小二黑结婚》在苏北演过多场。但是他是什么地方人，是男是女也不清楚，怎么好意思向人家写信呢，把稿子寄给一个从不相识的人，他会不会帮助自己看，万一丢失了怎么办，他考虑了很多。但不寄出去，更不是办法，于是硬着头皮将《活人塘》寄给了赵树理。

其实，对他来说，这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更是多余的，赵树理收到《活人塘》之后，不但亲自看了，还请另一位副总编辑叫田间也看了，并对田间说：“我近来看了一些来稿，能够如此打动我心的还不鑫，希望请您看看《活人塘》，其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精雕细刻，但也令人忘不了。”之后，赵树理又对另一位副总编辑康濯说：“有篇稿子，看来是个工农干部写的，有的字是打的记号，还要你去猜，要看懂，得费点力气，耐点心，吃点苦，不过，的确值得一看。”

那时，陈登科写的字，却比天书还要难认。如“趴”字他不会写，就自己造了一个字，将马字去点四点，马砍去四条腿，不就“趴”下了吗？可是这个“马”字别人无法辨认，有些字他想不起来，就干脆在稿子上打了个记号。这个记号就要看稿人去猜。他从淮海战役前线南下途中，翻了一次车，连人带稿全部翻下河，稿子经水浸泡后，有的地方连自己也认不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活人塘》经赵树理和其他编委一字一句修改后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了。接着赵树理给陈登科写了一封长信：我看了你的小说之后，觉得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息甚浓。但是书中人物还欠精雕细刻，在艺术结构上也不够完整，望能在出版之前再做一次修改……。并开了一大串书名，要登科一本一本地看，鼓励他学习要坚持不懈，生活要点滴积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并表示与陈登科做个朋友，经常通信。如你自己愿意，可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他愿意帮助联系，做个引线人……

其实在陈登科接到赵树理信的前几天，当时《皖北日报》的负责人已接到赵树理和田间两人的联名信，建议报社送陈登科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去学习深造。

1950年底，在赵树理和田间的联名信推荐下，陈登科来到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丁玲当时对陈登科特别关照，将他安排住进了多福巷的丁玲寓所，在丁玲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的写作，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1年7月，《活人塘》经他加工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 随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他的经历。周扬为此撰写《陈登科和他的小说》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他的大众化文艺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鼓励。

当年，陈登科随冯雪峰团长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两访问苏联，这是陈登科的殊荣，也是对他作家地位的定格。（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