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书房的壁橱里，有一份被装在镜框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证号为：苏烈字第003302号。上面的文字为：

 

革命烈士证明书

    陆云田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

 

证的左边，是一溜表格：

 

姓名：陆云田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19年9月

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三野十二纵队三十四旅司务长

参加革命时间：1946年5月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1948年11月在涟水因战牺牲。

批凖机关时间：建湖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

填发机关时间：建湖县民政局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

执证人姓名 称谓及住址：陆立珍 系烈士之女 住建湖县缫丝厂

抚恤金额：抚恤已办

备注：换证

 

换证，说明这份烈士证明书不是最初颁发的。证，是我在县中上初中时亲自到县民政科办理的。大约是1957年或次年。那时上学要学费，常到县民政科去讨，去的次数多了，跟民政科的人也熟悉了，终于，有一天他们对我说，给你办个证吧，以后可以凭证按月领钱。而在这之前，只是被称为「失踪军人」家属；而根据有关规定，像我父亲这样失踪了多少年的可以「转正」为烈士了。

 

假日回家，我嗫嚅着将这告诉了母亲。我知道，这许多年来她一直在守望着，在心里总是活着父亲，总是存着一线希望，总是希望哪一天丈夫能突然出现在她眼前。我那时也懂事了，很不情愿亲手打碎她的梦。可现实摆在那里。

 

听了我的汇报，母亲放下手中的活儿，盯着我，愣了一会儿，然后带着哭声，叹着气，像是喃喃自语：还等甚么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还不见信。烈士就烈士吧，不去忌讳它了。救眼前的急要紧哟。

 

据我妹立珍讲，后来县民政部门忽然通知，将老证收了去，换了这新的证来。

 

 

烈士1948年11月牺牲在淮海战役涟水战场

 

二

 

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陆登荣（陆云田）公，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他的参军，他的死，他的为人，都是个谜。

 

有一个人，曾试图解开这个谜。他说，当年爷爷藏在门前河里，嘴里含了根芦管，抓兵的人来了，发现那芦管一动一动的，顺手一拔，将爷爷从水中拔了出来。

 

我哈哈大笑。

 

我家二公子宏伟，小时曾跟着奶奶在苏北故里陆家湾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发生那里的事，自觉有绝对发言权，他哥妹还有妈妈，只好听他吹。妹妹虽也曾在老家待过三年，但她那会儿太小，哪有小哥知道的多。她只记得老屋门前有条河，而她小哥还能说出那河有六道湾，而且，他还有掉下河随水流淌过两道湾的历险故事。

 

但这则故事则吹出了边儿。大约，小时爱看小人书，是从天津作家孙犂笔下雁翎队的故事中取来的。

 

其实，也难怪，对这些，连我也说不清楚，因为，父亲走时，我才虚九岁。印象有一点，中等个儿，大约一米七的样子，一张长方带尖的脸总是笑咪咪的。特别清晰的一幕是，临走时，在草屋门口的土阶上，摸着我和弟弟的小脑袋，一再嘱咐他父亲即我祖父，说：让立刚（我小时名）立同念书噢。祖父连连答应，你放心你放心，一定让他们兄弟俩念书！

 

就这么一个情节，别的都模糊了。我算是幸运的了，我弟立同小我四岁，我曾问过他，你对父亲有没有印象？他摇摇头，指指一边的四岁小海天，说，我那时还没他大呢，能记得甚么。至于我妹立珍，父亲走时她还在妈妈怀里。

 

提起来令人伤感，慨叹。

 

写到这里，我在心里问自己：在父亲身边也生活到八九岁，怎么没甚么印象呢！我分析，主要原因，是当时父亲肩上压着全家四代十多口的生活重担，他是长子，是协助祖父养活全家的主劳力，每到冬天，好像都要离家去上海打工卖苦力。这样，一年中要有半年不落家。再者，一个生活重压下的农民，大约顾不上也不懂亲子教育甚么。他是一种属于大爱无言的大大咧咧的以笑意代苛责的父亲。

 

那年头，正是抗战胜利后，内战在即。空气中似乎弥漫着火药味。头上天天过飞机，从南往北。我们小孩成天仰着头看，很兴奋。大人却愁眉苦脸了，说又要打仗了，这是不祥之兆啊。老乡的话常常是很灵验的。不错，那时「国军」正在老美帮助下抓紧往华北东北运兵，抢占地盘。

 

不久，三年解放战争打响了。

 

苏北盐阜区是老解放区，自然要过重地承担内战的重负。充实兵员，扩军，成了首要大事。家中有男青年的，二丁抽一。村里许多人家，都将大男孩送到尚未解放的江南，以躲避兵灾。我堂伯兄弟四个，三个到了上海松江。剩下老三也是冬去春来，一有风声就没了人影。现在，他们已在松江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人丁兴旺，事业也兴旺。我曾多次省亲到那儿。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南京上大学，暑假我第一次去，受到热情接待，为此，安荣大伯专门召集二伯四叔当我面开家庭会，三位长辈说了许多令我感动的话，大意是：陆家门头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很荣光，做伯伯叔叔的要支持；你爷（爸）为人忠厚，是我们的好兄弟，他早早参军离家，让你们母子受了苦，我们在外头，很少关顾，想起来内心不安，亏你争气，苦出了头，成了大学生，将来要出人头地的。

 

这番话和那个温馨的晚上，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就如昨天刚发生的一样。那时是困难时期，苏北到处饿死人，他们的生活也决不宽裕，但他们都尽其所能帮我，给了我钱，四婶还带我到百货公司，为我买了件短袖衫，东方呢的，海蓝色，在当时算得是时尚服装了。还有件短裤，与东方呢的短衫配套。去年秋天去松江，见到年高八旬的四婶，她精神健旺，记忆力惊人，她说当时未买到合意的配套短裤，就买了布料自己缝制。「裤子是我自己笃的！」老人一再强调。

 

松江的长辈中，除四婶外健在的还有二婶，其它都作古了。二婶也已八十多，还能记得我生辰和虚岁，令我惊讶。

 

松江的同辈人中与我一直保持联繋的，是立松立红两位。立松弟学有所成，和夫人教子有方，满门精英。立红弟当兵到徐州才认识我们，当时他当个班长，看我家连个厨房也没，在一个星期天带了他那一班兵七手八脚帮我盖了间厨房。九十年代我一次开画展，他开了车和立松一起赶来祝贺。去年秋天，他盛邀我们去参观他那刚建不久的办公楼。他们都是成功人士了。

 

说起来，是内战的炮火使他们的上人离开了苏北那块黄土地，在松江这块沃土上发展起来的。

 

扯远了。

 

我爷爷叫陆宝康，村人唤作康二爹，识得几个字，能说会道，精于算计，治家有方，在村里颇得人缘，家业亦算殷实。据我在松江的二姑母回忆，他当过村里农会会长。大约正由于有些根基，热土难舍，不忍心如我堂伯兄弟那样，举家南去。如此一来，陆氏兄弟，二丁抽一，自然成为参军的目标。

 

一上来，人家看上的是我叔，他当年二十出头，而我父亲已年届三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当时我父亲自己，包括所有家里人，大约从未想到参军这码事后来会摊到他头上。

 

仁荣叔被动员参军的经过是惊心动魄的，这是由于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是以死抗争的，演出了一场当年在乡里颇有影响的堪比梁祝的爱情剧。可惜这发生在战争年代穷乡僻壤的悲壮凄美的爱情故事，怕要被岁月的琐碎淹没了。

 

至于我仁叔是如何被人弄去的，我不清楚。有一点，决非自愿报名。这点与宣传上说的解放区子弟排队报名参军大不一样。我的家乡扩军的真实版是，印象里，还没听说过有谁自愿自觉当了兵，都是村上的人，当然是骨干分子，和部队上的人串在一起，开会，宻商，扳着指头一户一户地排，锁定目标，落实任务，将人弄到。也不是到家里去抓，明目张胆地，而是趁你出门，农田干活，上街，走亲戚，突然来几个人，有些是熟人，说，某某大哥，请你帮忙办点事。你识相点，心中有数，跟着走，无事；不识相，拔腿就跑，那就要费折腾了，人家是政府行为，有备而来，你能逃到哪儿！

 

共产党毕竟是共产党，搞扩军和国民党抓壮丁不一样，共产党讲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要人家自愿。至于如何让人家自愿，那就名堂多多了。名目叫作「动员」，乡下人称之为「动」，土话读作「笃」，去声，挺形象地表述了这「笃」的力度。

 

记得那是个夜晚，家里突然挤满了人，气氛很凝重。在暗黑中，人们从外边抬进来一张门板，门板上躺着一个人，在灯光下，我发现这是仁叔，他这时脸蜡黄，只有微弱的呼吸，真所谓奄奄一息了。热水，姜汤，终于使他苏醒了过来。

 

这就是仁叔被弄走让人「笃」了好几天的结果。据说，任凭来人说甚么，他一概不开口，车轮战疲劳战，对他都不济事。后来他无师自通地搞起绝食抗议来，眼看要出人命，有关人员才不得不开恩放人。我听堂兄陆建清说，村里某某某参军，在被「笃」的时候，竟提出一个条件，要摸摸妇联主任。那妇联主任算是当时的村花。后来他如愿以偿了，才走的。

 

曾经的生活，曾经这么不正经过，这么不人性化过，这么让人匪夷所思过。但确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过。

 

我仁叔当然绝不会想到那村花。他当时心中正燃烧着爱情之火。他新婚不久。新娘子是他姨表妹，属于旧时乡下常见的「老亲」。新娘，即我二婶当时表现也绝不俗，不断地到关闭丈夫的地方闹，披头散发，泼泼辣辣。最烈的一次，她竟当众从村头大桥上咚的一声跳下了河。那桥乡人称为牛桥，能牵着牛走过的，规模比较大，曾发生过跳桥自杀事件。这一狠着子也使村干部害怕，这大约也是促成他们放人的重要因素。

 

菩萨保佑他们在故里，在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与命运抗争的故土上厮守终生。我婶健在，已八十三四了，我叔已于八十岁时过世。他们于我们兄妹有养育之恩。父亲走后，在祖父主持下，仁叔成了家中顶梁柱，风雨几十年，始终不离不弃，亦属不易。所以，我们兄妹自成人后，待老叔一直以父子之礼，尽心尽力。特别是我弟立同这方面做的事颇多。他们老俩口是同岁，八十大寿时，我们兄弟备了礼点了红烛，恭恭敬敬向二位老人家磕了头。我仁叔晚年筋骨疼，背也驼了，而年轻时这是个多么精壮高大的汉子。这身形颇形象地表明这位一辈子未离开过土地的老农的一生辛劳，表明这位老农肩上曾背负过多么沉重的担子。

 

关于我仁叔的故事叙述完了。从家庭和爱情这角度说，这应该说是个人生喜剧。

 

但，客观上，这喜剧，是以另一人生悲剧为代价的。

 

我父亲母亲，不幸成为这人生悲剧的主人公。

 

也就是说，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我父亲的生活道路，决定了我父母爱情生活家庭生活的离散凄苦状态。

 

应该交代清楚的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决非某个人或某团体，而是时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那个时代的巨手导演了多少像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之家的灾难！

 

战争，打仗，管你甚么正义非正义，老百姓总是受害者。

 

陆登荣烈士参军前遗照(1918–1948，牺牲时30岁）

 

三

 

在正式叙述我父亲参军的事之前，似应交代一下我家里人当年的政治面目和政治态度。因为前面说了我仁叔夫妇抗命不从宁死不上前线的事，这事儿似乎说明仁叔和全家人觉悟不高，跟共产党有二心。其实才不是哩。这事看起来很矛盾，但事实就是如此。仁叔的事我看主要是新婚之爱起了主导作用。

 

此事我是亲历者，打我记事亲身感受到的即是解放区的红色天下。家里人心向共产党，算得上是当时人民政权的基本农户。基本事实，我家是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那场革命运动。我那时只六岁吧，已读一年级了，开大会斗地主，打翻身棍子，小学生也参加。每人拿根用小树做的木棍，排着队走到主席台前边，那里赫然吊着一个人，反手捆吊，脸色死灰，那就是地主了。走到那人身边的就敲打一下，有人手重，一棍子下去，嗷嗷地叫，此时满场的人就叫好。我那时人小胆子也小，一开始很兴奋，可见了那吊的人，吓的两腿发抖，好不容易走到跟前，只将棍子举了一下做个样子，便赶紧溜出会场，扔了棍子回家了。

 

    后来听说那地主被活活打死了。真叫惨哪。

 

在土攺中我家被划为贫农，分到了六亩田，还有一些浮财。按说当时我家在村里算是比较殷实的，为甚么会被划成贫农呢？我知道的原因，是由于划成分有个硬杠子，就是人均亩数。我家田少，人均下来亩数不多。

 

分浮财的热闹情景，我也记得。听说哪儿分浮财了，就和一群小朋友赶了去。分浮财前，先有人涌进富户，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家里所有东西，包括家俱衣物用具，全都搬到门口空场上堆起来。然后有人主持当场分掉。我们小学生感兴趣的，是书本，也不是阅读的书本，那时还读不懂呢；我们要的是那种线装书，光连纸的，将它拆开反面可以写字。那时家里没钱买纸，小伙伴们见了那种书，拼命抢。

我家分得的浮财，我知道的，有木制手提箱一只，帽筒一对。手提箱原被我婶用了，后来上初中，就归了我。那帽筒一直在老屋里搁着，我来南京安家后让人带了来，至今还在，不过只有一只了，另一只一次被风吹倒掉下地摔碎了。这是民国彩瓷，品相尚佳，这是我从祖上得到的唯一遗物。

 

老家的故事真多。提起那六亩田，后来还惹了场官司。那田原主为本族我祖父远房侄子，他家被划为富农。分田前夕他突然对我祖父大献殷勤，动员我家要他的田。可事后不久翻了脸，硬要我家将打下的粮食跟他分。不从，就告我家。结果当然是他败诉，还坐了几年牢。那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叫作反攻倒算。土攺胜利果实是容不得侵犯的。

 

从这事上也可看出，我祖父他们常常是很弱智的，这么个事竟入人家圈套，还是当叔的。一叹！

 

作为堡垒户，我家还住过部队，东西厢房都住了人，有四五位。都是穿灰军装的小伙子。估计那时部队休整，分散住到农户，这正体现了人民子弟兵与人民一家亲。

 

夏天，一家人在天井乘凉，喜欢听这些老兵们讲打仗的故事。这些兵都不是本地人，好像有湖北江西一带的。他们都身经百战，有一位特别健谈，讲起来活灵活现，听的我心里直发毛，两腿打颤。就好像那些死人，断头断手的，就在身边。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一当兵的讲，「那只大腿，一下子飞到了树上，又一条人肠子，弯弯绕绕的挂在树梢上，满是血腥气，那个惨呀！」我赶紧下意识地看了看黑暗中的伸过屋顶的桑树枝，看看那上面，是不是也要挂上死人肠子呢。

 

「大妈吔，世上三百六十行，样样都苦，再苦也苦不过当兵的。甚么事都能干，当兵，不能干！」

 

这讲故事的新四军，后来这样结束了他的话。这种露骨的反战情绪，显然是一种自然留露。

 

说来也怪，部队要打仗，要扩兵。却有人在下边搞反战，让老乡不要去当兵。

 

家里人拥军是真诚的。这些兵们住了些日子要走了，我祖母端着一只装了熟鸡蛋的瓢，一只只往他们兜里塞。这是我亲见的一幕。他们又推又挡，将蛋往我们这些小孩这里送。

 

文革中，出了部非常走红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剧中沙奶奶的形象，常令我记起我那奶奶，记起奶奶送子弟兵熟鸡蛋那一幕。

 

我交代了这些背景情况，对理解后来我父亲如何也成了子弟兵可能会有帮助。

 

四

 

父亲叫登荣，到部队后叫陆云田。这云田，曾被我当作笔名，在港澳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1918年11月2日生。1948年冬牺牲。享年三十。《革命烈士证明书》所写的1919有误。他略通文墨，一手小字，相当可观。老家衣橱门背里，有父亲亲书的四行字，这是短命的父亲留在世间的唯一手迹。十多年前珍妹来南京，将留有字迹的小块橱门板带了过来，是由她当木匠的女壻处理的。上面的字迹为：

 

民国弐拾捌八月拾壹日

生于 立刚 丑时 建生属免

立同 卅二年 二月初拾日未时

建生 羊

 

从笔迹和不太相同的形式来看，那是先后两次写上去的。

 

我珍妹抱怨，说父亲偏心，重男轻女，没将她的名字写上去。我说，那时你还没出世，未来得及写。其实我是安慰她的话。她说的是实情。你想，父亲离家时她半岁了，半年中，总该有时间在橱门后写行字吧。

 

参军前，父亲就已经不是普通农民了，他是村中的小头目，叫作钱粮委员的，负责收收钱粮派派公役，大约因为他有点文化，能写会算，办事实在公道，乡邻们信得过。

 

当内战炮火越来越临近扩军任务越来越紧；

 

当弟弟拒避成功，并明摆着今后也没有去服兵役的可能；

 

当乡民们特别是村干们投来越来越蕴意复杂带着诡异的目光；

 

我父亲，这位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对当时时势不可能没有清醒认识的人，此时，不可能不意识到，他，已成为明确的征兵目标了。

 

当然，他也不会识那个时务自动投军。

 

具体的如何被弄走，至今我也未弄清楚。不是在家里。依稀记得听家里人讲，是在颜家沟浜赶路时被人掳走的。这沟浜是一段河堤，堤面成为乡道，离家也就是里把路。我猜想，这是有关人员早就设计好了的，抓他，是早晚的事；而我父亲自己，可以设想，以他的心智，这种际遇，也是他预料到的。

 

可以想象的，他是决不会反抗的，自己人嘛。接着就是「笃」了。

也没被人家「笃」几句，就点了头。这使有关方面很满意。快三十岁的人了，又有三个孩子，这么痛快，少有。到底是翻身农民，觉悟高哇。

 

可家里人不满意了，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陷进了痛苦的深渊，铸成了我们母子的人生大悲剧。对于他自己当然也是悲剧。

 

我常听到奶奶哎声叹气：这个大登子（我父小名）哟，耳朵根子软，听人家的，跟人家走，家都不要了哇。总怪他自己！

 

我婶说：一个男人汉，没主见。不如他弟弟，死活不动口（答应），新四军就拿你没法。立刚妈也是的，光在家里哭，在家里哭能哭到男人呀。怪谁呢。

 

在这里，我婶的意思，怪我妈没有像她那样跳牛桥。

 

每逢此时，我妈总是低了头，沉默着，好像是自己犯了甚么错，将男人弄丢了。急了，只是说：哪块（甚么）呀，他这是没得法子呀，弟弟不肯去，他不去人家能饶他吗！又是贫农，得了田的。

 

真叫知夫莫如妻。

 

据说我父母结婚十年，感情深笃，用母亲的话，两人十年中从未红过脸。

 

那么，问题来了，自己答应了，又如何向家里人交代，特别是妻子，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丢下父母妻儿，一人外出，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何况那是炮火连天的岁月。

 

我猜想，此刻，他思想斗争肯定是非常激烈的，内心是万分痛苦的。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岁月，给了这位普通青年农民这么严竣的考验，也真难为他了！

 

显然地，他不能将动员他的人说的诸多大道理，如保卫土改胜利果实，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等等，给家里人灌输，又不能挑明了说我是代弟参军。

 

他对家人采取了甚么办法呢？

 

哄，加上一点骗。

 

他总是对家里人说：让我先去吧。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的。

 

他赌咒发愿：一定，一定！部队能是我待的吗？我有家有三个孩子哩。

 

他说的这些，我亲耳听过，至今如响在耳边。特别是有一个夜晚，那次他从部队驻地步行回来，几乎整整一晚上，妈妈哭个不停，他就哄个不断，说的都是这些话。那时我们大人孩子睡一张大床，父亲回来，我也很兴奋，也跟着妈妈流泪，一起听父亲那些哄人的话。

 

少时，好长一段时间内，我跟家里大人一起一条声地责怪父亲骗人。大了，懂事了，设身处地想想，他当时也只能这样。夹在强大的战争机器和小家庭之间，一个青年农夫，你能让他有更好的两全其美的选择吗？你能让他有别的更好的作为吗？

 

这是善良的欺骗。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几乎是唯一的暂时缓解矛盾的办法，尽管这办法很有点笨。

 

当然，我也想过，这是不是他起初的真实想法？亦可未知。不能完全排除。不必将这青年农民当时的觉悟估计的太高，高到自愿丢下妻子儿上前线流血牺牲。他是被逼的，用我母亲的话说，是“没得法子”。

 

我现在分析，到部队穿上军装之后，情况可能变化了。很快地，他完成了从普通农民到一名军人的蜕变。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作为翻身农民的政治基质，到部队的大熔炉里，还不很快成了合格的革命军人！

 

他的秉性，可能是位善于接受新事物适应崭新环境的人，可能是个易被周围氛围感染感受时代大潮并跟着上的人。

 

我这么分析，是有事实依据的。

 

父亲离家半年之后吧，祖父设法摸到了部队，部队驻扎在合德镇。步行了好几天，边走边问路。居然被找到了。据祖父讲，父亲仍是那样，一个劲儿地劝老人，你放心回去，过些日子我就回家了，部队哪是我待的地方！见儿子态度还是这么「坚决」，祖父没理由不放心，就从怀里掏出枚金戒指，说是让他开溜时好当盘缠。也不知那金戒指哪来的，我父亲当时一定感动不已吧。天下父母心啊！为了儿子，老人动足了脑筋。

 

可出乎祖父意料之外的，父亲坚决不收金戒指，说他并不缺钱。这也是实情，因为他已是连队的司务长了，手里还缺钱？

 

从这是否看出，该同志已经心甘情愿地在部队干了，已将革命大家庭看得比小家庭更重要了？

 

如此，哪还想到开小差，回家呢！

 

应该说，部队上待他不薄，量才使用了他，刚去不久就被安排个司务长，这是个军官，比排长大，在连长领导下掌管全连百多人的吃喝用度，是财权。一上来就受如此重用，他一个普通农民，不会不感动。一感动，那还不心甘情愿留下来干了！

 

父亲最后离家的一幕，至今深深地印在我脑里。那是他所在部队开拔前的一次探家，还跟了个带枪的小鬼，叫作勤务兵吧。

 

记得那是深秋的一个下午。父亲终于要走了。

 

「立刚立同，你爷（爸）要走了，快送送啊！」母亲大叫，带着哭腔。她怀里紧紧搂着珍妹，妹才六个月。

 

在一旁玩耍的我们小兄弟俩，见到刚才还在吃告别饭的父亲正在往外走，后面跟着那小鬼，大吃一惊，我们赶紧冲上前，一左一右，使劲抱紧了他的腿。受了妈妈情绪的影响，也都快要哭出来了。

 

（写到这里，我倒是真的哭了，写不下去了。离开电脑去洗了冷水脸，喝了一碗粥，心里平静些，才回到这电脑前。很奇怪，我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对发生在七十多年前儿时的事，印象竟这么清晰，就如昨天发生的一样。生离死别，人生悲剧一幕，哪能不刻骨铭心！）

 

父亲停下了脚步，抚摸着我们兄弟的小脑袋，笑笑的，不说话。这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过一会儿，他朝身边的祖父，说：

 

“让他们兄弟念书噢。”

 

这句话，我听过许多遍了，以前他每次回来临走时都说这话，而且是唯一的话。当时我也不太懂念书究为何事，父亲每次都说，隐约觉得这一定是大好事，这才使得父亲念念不忘这么叮嘱家里人。

 

于是，我装着很懂事的样子不住地点头。也不知父亲看到了没有？

 

我们前后簇拥着，和父亲一道来到了老屋西头的田间小路上。这小路其实是我家田里的一条田埂，直直地通向远方。小路两边，是刚刚收割完的稻茬地。

 

这是个金色的收获季节。田野上空浮散着醉人的稻谷的芳香。一抹斜阳，更给大地罩上了金色的辉煌。如果是和平时期，这该是多么温馨美好的农家乐图景啊。

 

可惜这会儿不是。

 

那条沿伸着通向远方的田埂路，此时成了我父亲的不归之路。此刻与父亲的道别，竟成为了诀别。

 

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每走过这小路，心里就会说，我父亲就是从这路走远的。这似乎成了我心中的不祥之路，有时，宁愿弯一个田头，也要避开它。

 

走过了两个田头大约四五十米远，父亲停下脚步，松开我们的小手，说：你们回吧，回吧。我们不肯，死死抓住他手。父亲似乎很感动，咂了咂嘴，低了头，凑到我耳边，似怕让那小鬼听到，细声说：爷过几天就家来了，只过几天，听话！

 

我们当然不信，更紧地搂住他腿。相持了一会儿。那个小鬼，大约才十七八岁样子的勤务兵在旁看着这场景，也难过的将脸蹩了过去。

 

「你们看哪」，父亲忽然指了指老屋的方向，说：

 

「妈妈在那里哭呢，快过去，告诉妈妈爷过几天就家来了。」

 

我转过身，果然看到屋后有人正朝这里看。心里一惊，兄弟俩赶紧撒了脚丫，穿过稻茬田，抄近路一阵风似的来到妈妈跟前。

 

一看，妈妈果然在抹眼泪，那原本就患有烂红眼的两眼，更红了。

我家老屋建在高墩子上，那墩子主要是我父亲还有祖父和叔叔经好几年吃辛受苦挑土垒起来的，为了防洪水。我们送父亲在田埂上走，妈妈就抱了小妹在屋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我们各叫了一声妈，便拥了她一起默默地目送父亲远去。

 

收割了庄稼的茬子地显得很空旷，能看出老远。父亲和小鬼两个身影，一点点地在小路尽头变小，变小，然后，在一农户旁的楝树林中，消失了。

 

妈妈哭出声来，瘫倒在地。小妹好像懂事似的，刚才好长时间也不吭声，只是睁大眼睛看着妈妈，此刻，也跟着妈妈大哭起来。我们兄弟也跟着流泪。母子四个互相抱着哭成了一团。

 

这发生在战争年代中国农村一角令人心酸的一幕，也许还不能算是典型的。这还不太血腥，不怎么惊心动魄。但，对于我们这些寡母孤儿，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苦痛。

 

关于父亲，我在1959年12月6日的日记上，有一段记述。那时我读高三，才20岁，想来记忆更为清晰。抄录如下：

 

他似乎是中等身材，好像没我现在高。他当年穿过的棉袄，现在我穿了紧在身上（这会儿我还穿着）。长相漂亮，浓黑的眉毛，和善的目光，蛋形的面庞。性格极温和，不轻易与人斗嘴吵架，遇事会 “大三四”（意即马马虎虎），做事缺乏果敢精神，「耳朵根子是豆腐做的」，家里人常这样说他。他对他子女是非常珍爱的。最使我忘不了的一幕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他回来了，那时他在区队上，因而常得空回来望望。不过有小鬼跟着。这次回家与往次不同，这次是与家人作别的。区队要转移开拔了，正式并入正规军，要远离家乡和亲人了。一家人在不安的情绪中吃「集饷」（这是中午和晚饭两餐间的一餐，夏季白日时间长，农活重，农家常加此一餐）。稍息，父亲看了看睡在「栏车」（即农家摇篮）中的立珍妹妹，那时她才六个月。仔细摸了摸小脑袋，吻了吻，然后回过头来，朝我和弟弟望了望，我俩大约在甚么地方玩吧。好像他走过来抚摸了我们。随后在警卫员小鬼的催促下，跨出门去。一家人送出门来，妈妈抱着立珍，眼圈大概早已红湿了吧。只见他快步走在前头，不时用手阻祖父：回去回去，不要你们送，以后让立刚立同念书噢！当祖父问别的还有甚么？他仍反复重说这句话，不要耽误孩子，让他们念书。

 

看来，近半个世纪前所记的，与我现在的回忆大同小异。

 

 

五

 

正如我五十年前日记所说，父亲参军后的头一年是在区队上，离家较近，是与家里常联繋的。也回来过几次。

 

记得，我们母子四人还去部队探过亲。

 

那时他在区队，驻扎地是曹家庄，一个离家只四五里的小村庄。营房是村民临时腾出来的旧房。部队的人对我们很客气，有人逗我们小兄弟玩。部队的人都尊称母亲为「大嫂」。住了一个或两个晚上。整个过程似乎比较平静，没见妈妈哭哭啼啼的。

 

应该说，父亲的承诺，哄和骗，在开头一定时间内，是起了作用的。再说，开头年把时间人虽不在家住，但离家也不太远，在家里人感觉上似乎亲人并没走远，不是他回来就是家里人过去，个把月总能见个面，这种状况，倒也能被接受，虽有离分的不方便，但还能忍受。

也许当时家里人认为，参军，就是如此噢。或许，还以为部队会照顾他年岁大有家小，只让他在家附近干干，不会走远，不会上前线。

 

我印象里，开始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一群农民嘛，总是以自己的理念去看世界，已成了人民解放军军官的父亲当然不会将真相如实告诉家人。

 

终于，区队编入正规部队第三野战军了，开拔了，走了。走到哪里？秘密。

 

他从未给家里写过信，哪怕是一个字。

 

对这一点，到今天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过去一直这么认为，战争时期嘛，通邮不便。加上要保密。但后来知道的许多情况表明，这些并不完全是事实。当时在偌大的解放区内，邮线还是比较健全的。当然可能不如今天和平年代那样安全那样快。部队上的人往外写信，也自有办法的，决非不能或不可。

 

我估计是由于疏懒，也由于怕没事惹事，弄不好让家里人焦心。所以，干脆，一个字也不写。

 

要想到，他毕竟是个农民，他那脑袋考虑问题哪能太周全？虽然有点文化，但拿起笔来还是沉重的很哩。

 

这就让时刻挂牵着他的家人，特别是妻子，陷入了无边的痛苦。

 

时局越来越紧张，乡下关于打仗（内战）的传言，真真假假，不断传来。这些都牵动着我妈妈的心。如果那些传言不确实，可那从北方传来如打闷雷般的隆隆的炮声，却是亲耳听到的。后来知道，那是国内战争史上有名的淮海大战。

 

徐州其地，八十年代初我在那儿生活过，现在坐火车到南京要七八个小时，那地方到我故乡老家也有上千里吧，在那里打炮，居然能传到我妈耳朵里。每逢有炮声了，我们都要快快地跑回来向正在干活的妈妈报告，妈妈总会停下活儿，来到老屋西边坡上，一边听，一边惊叫「哎呀哎呀」，像是那炮弹就要落到她身边一样。她那紧捂胸口的痛苦表情，深深地印在我脑里。我现在理解，她时刻惦着丈夫，说不定他正在炮火中呢。

 

谁知竟被她猜中了呢。

 

可以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家庭愁云惨淡中，在母亲泪光和叹息中，艰难地走过来的。太多的悲苦，压抑了我少年时的心，快乐，幸福，曾和我是那么的无缘。

 

我无法尽述，在那些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布满愁云的日子里，特别是没有父亲在家团圆的开始一年的春节，我母亲是如何伤感哀痛，整个春节，她泪水没干过。也没人再用父亲的承诺来劝慰她了。

 

我曾创作了一幅国画小品，略略反映这种生活。题目叫作《忆母》，画面是跳着火焰的小油灯。长题为一首《自度曲》：

不堪忆，

漫漫长夜更深时。

醒来犹见一灯如豆。

飞针走线不知累，

伴几声叹息。

一腔悲情谁诉！

耿耿此丹心，

只合寄苍天。

恨岁月太匆匆，

隔世竟已廿余年。

眷眷情依旧。

实堪慰：

望儿读书愿，

于今终实现。

虽道好人未必尽平安，

可毕竟春花复秋月，

碧水长流陆家湾。

 

此画另附有短序，云：

 

吾父登荣公三十岁时参军离家，旋即失踪。据传牺牲于淮海战役。我兄妹三人全赖吾母，在祖父叔叔扶助下，于艰难中苦苦支撑，坚持让我兄弟上学，以符吾父要儿好好念书之叮嘱。可叹者，天不假年，吾母早早被癌魔夺去生命，享年不到六十。痛哉痛哉！吾生也悲，莫此为大，书至此不觉涕零耳。

 

我母亲名叫徐如俊，与父亲同岁，娘家在盐城（今盐都）县鞍湖乡徐庄村，离陆家湾十多里。也是贫农之家。母亲在世时常叹她命苦，自小没了亲娘，姐弟仨她最长，十多岁就担当了全部家务和带弟弟的重担。到了中年不到三十便守了寡，拖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等到儿女各自成立孙辈绕膝时，却身罹恶疾，撒手人世。

 

命运，就是如此不公！

 

母亲去世时，我自制了一份「灵牌」，挂在床头。正上方是加了黑框的母亲黑白照片，两边是自撰的一副联：

 

南山松千尺吾母高风可仰

陆湾水长流斯人浩气长存

 

中间是悼文：

 

家母徐氏老夫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卄四日十六时因患癌症病故，终年六十。

卓哉吾母，勤劳俭朴，秉性宽厚，品节卓异。自先父殒国，吾母三十年如一日，承继烈士遗志，抚孤成立，艰辛备尝，立行贞明。呜乎，药石无灵，昊天难测，于今功成而身退，不亦悲乎！

吾母千古。

   儿 立刚

媳 春华 携孙 红兵 红卫 红雁挽

 

我将这灵牌与我父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一起，并列挂在我在南京明华清园新居的书橱里。

 

每见到母亲照片上那消瘦憔悴的脸，心底就涌起一股愧疚之情，「儿子对不起你」，这话，不知在心里说了多少遍。应当说，在我人生旅途负重最甚，最艰难岁月，母亲用她那柔弱的肩膀，帮了我一把。我的三个孩子，幼时均曾得力于他们祖母的带养。时逢文革乱世，往返于苏北农村与乌鲁木齐之间，这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半百老人也太难为了。更要命的是，当年刚人到中年的我们，受当时时潮影响，一心扑在所谓革命上，从思想到行动，都相当左。这样，并没将家庭和孩子摆到生活的重要日程上，将孩子和家务，基本上一古脑儿丢给了老人。你想想，好长一段时间，家里两个幼儿，一个尚未断奶，此外还要抽空子搞家务，做饭。虽说这对于一个苦惯了的有极强耐劳性的农妇也许算不了甚么，实际上，她确也不以为苦，看着两个孙子成天乐呵呵的，可能，她还将这视作为福气呢，苦点累点心甘情愿。

 

特别是，她先后将孙子小伟孙女雁子在苏北老家各带了一段时间。那就更受累了。尤其是小男孩，淘气，不是掉下河了就是被烫得皮破肉绽，让奶奶成天提着心，据奶奶说，就在那两年头发才变白的。

 

这种「福气」，严重地损害了健康。肯定是这样。

哎，想起这，怎能不让人心酸，心碎。当然，这有当年的客观情况，不是有意害苦老人。

总而言之，这人后来一天福也没享过！

 

六

 

当我读到完小，即小学五年级，小脑袋瓜子里还没装几箩方块字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往外写信，寻父。我说不会。她说，我说，你记下来就行了。我想这不是课堂上的听写吗？开头记得是：登荣夫：迳启者，妻如俊来信无别，只因自你走后，家中一切平安……

 

母亲也识几个字，能读通当时民间流通诸如说岳之类的书，但当时还不能写，她大约从旧尺牍书上知道了这写信的一些套语。

 

信写好了，要到小街上供销合作社卖好几个鸡蛋，贴了邮票寄走。寄走了信，也寄走了一份心，一份希望。

 

这样的寻夫信，先后写过好几封。

 

除一二次有回音外，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所谓回音，是某某部队某部门填写的一张单子，说明查无此人。面对单子上那红红的印章，母亲总要愣上半天。又一个希望破灭了。

 

有一回，大约是我上初中了，肚子里墨水更多了些，替母亲出点子，给彭德怀元帅写信。他是当时的国防部长。母亲听了，眼睛一亮，夸我说，到底书未白念呀，能替妈妈分忧办事了。

 

以前写信寄到哪儿了？记不清了，其中有三野司令部的，省政府的。

 

这一次，母亲让我以自己的口气写。我倒是挺自信的，用毛笔一句一句写了，敬爱的彭元帅，我父亲参军许多年了，和家里断了联繋，不知生死，您是国防部长，请您帮助我们查找。我父亲名字叫……

 

写好后读给妈妈听，她极表满意，说她的意思都表达了。她让我拿给祖父看看。祖父大约是花眼了，又没个眼镜，凑近了费力地念了一遍，高兴得直拍我头，说，写的好写的好！家里出秀才了！他转过身对着我妈，手里抖了抖那信纸，大声地说：大娘（乡人翁对媳的称呼）啊，我看你有老福哩。看这个细的（孩子），才多大，就得着他力了，就能替大人写状子了，将来能成个人物。还是他爷（爸）说对了，要念书，念书！

 

告状要写诉状，村里人叫状子，认为须要秀才才能写的，我写的跟彭元帅要父亲的信，被祖父依他老农的理念看作是一种状子，倒也不错。

 

遗憾的是，这篇好作文也罢好状子也罢，换来的，还是一纸查无此人的空文。毕竟是国防部，那铅印的信更正规些，话也更客气一点，好像信访部门的大印也更鲜亮清晰一点。母亲看着那大红印，又愣了好一会儿，红了眼圈，哽咽着嘟囔，国防部都回下来了，还有甚么指望呢。

 

她的心，凉了；但希望之光还没最后熄灭。

 

迟迟不肯办烈属证，就是说明了这种思想状况。

 

烈属证，就是革命烈士证明书，过去迟迟没办，可能是由于家里人忌讳烈属这个词，这词的含意就是出去当兵的人死了。而他们却不愿意或不甘心面对这冷酷现实。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

 

这些个善良而痴情的亲人啊。

 

现实的极端贫困，才逼得办烈属证的。

 

我于1954年离开本村去县城上初中。那时全县只这一所中学，直到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1957年秋天，才有了高中，成为完全中学。可不知怎么一来，那年升高中，我却被分到了离家稍远的专署所在地盐城中学读了。究竟是何原因，我自己莫名其妙，家里人更弄不明白。那时没择校一说，家长大都是些农民，根本不懂。实际情况是，盐中是省级的名校，直到如今也是重点中学，去年秋天校庆百年，我被邀回去过，印象颇深。我估计，可能是由于我考的不错，还由于是烈士子女。那年月特别讲究政治成分。

 

那时无论上初中还是高中，都是得完全寄宿。寄宿，是要家里拿钱的。每学期开学报名时交齐半年的伙食费和学杂费，不交齐不让上课。照顾烈属，免了学杂，还要二十多元，记得是25元。这是一关，把家里人愁死了。班主班老师老找你谈话，追着屁股要钱，哭了也没用。

 

25元，对于当时的农家来说，是笔巨款。土里刨食，自给自足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哪有钱呢。买盐打醋靠卖几个鸡蛋，一个蛋才二三分钱，要多少鸡蛋才能凑够25块！

 

逼得家里人伐树卖钱。

 

可惜那些可爱的绿色生命为了我的学费而捐躯了。至今在我脑里深印着的有三株，一株是门口河边长的楝树，一人抱不过来，浓浓的树荫正好遮住了一块小平地，下面搭个席棚，正好用来乘凉，摆了小桌子凳子，就成了夏秋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屋后有株桑树，直直的长的老高，上面有个喜鹊窝，小时没事就仰头看那老喜鹊在上面飞来飞去。看鸟，大约是那时村童唯一有趣的了。记得有年仁叔将家里鸡蛋点了黑墨点点，爬树送到那鹊窝，过了段时间将刚出壳的小鸡取了回来。那桑树也变成了我的学费。

 

真对不住那喜鹊夫妇。

 

曾令我最伤心的是另一株大桑树。下段的树身有大人的两人抱那么粗，上段呈丫字形分了叉，树冠很大，绿莹莹地遮了一大块地方。据说，它的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在砌筑高屋墩子之前它就长在那里了。祖父常背着手在大树下踱步，发出沧桑浩叹，说，立刚啊，这树陪了我们陆家祖孙三代人啦，长得真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动它呀。这树结一种紫黑的桑椹，特别甜，汁水多。桑椹成熟时节，引来无数鸟儿，终日叽叽喳喳，在树上下翻飞追逐。被鸟儿啄得掉在地下的，就归了我们这些还爬不了树的孩子们。那些日子，树下每个孩子的嘴巴都是黑黑的，那是桑椹汁水染的。

 

这些树，都是我祖父亲手种的。他是绿化模范。他常说，我就喜欢栽树，栽桑树，叶子养蚕，木头好作犁耙农具；他有一种专利性的培植技术，就是能将合适的桑枝弄弯了，几年后就成了犁形料子，到木匠那儿稍作加工，就成了一张合用的标准新犁具。犂的背为弓状，木匠不好做的。种楝树，长的快，易成材，可作家具。小时候，常见到他拿了小铁锹和水桶，在家屋旁边和门前河边小林带中劳作的身影。他的绿化成效是非常显然的，也是远近有名的。你在野外朝家的方向一看，那绿树环抱的肯定就是我们家了。

 

用今天时行的话，我那祖父是中国农村最早具有环保意识的人士。

 

他大约没想到，这些树后来在解决孙子上学学费上起了大作用。

伐那老桑树的情景我记忆犹新。

 

那是个四九寒天，大约是年后开学的前几天吧。仁叔约了邻居楼叔一起，先将土刨开。屋墩是后垒的，盖住树干有一米多高，要伐树得先把根土去掉。为便于操作，那坑挖的很大，坑的口径总有三米多吧。在整个过程中，楼叔主动承担了技术指导。楼叔叫楼荣，我父的亲堂兄，江南立松的亲三叔。他是「倒树」的行家，据说他上江南打零工就是干倒树的活儿。这活又苦又累又有危险，总由苏北人来干了。

 

楼叔是客人，技术指导就不错的了，那还好意思让他多干？所以开了头之后，仁叔就再三让楼叔在一旁抽烟歇息了。那回用的「山斧」和大锯子等，也都是楼叔提供的，那都是专业性工具。

 

提起这楼三叔，记起来一件事。

 

那是个大热天，那时父亲巳经离家了吧。我和弟弟下到门前小河里戏水。是偷偷下水的，一般情况下妈妈是严禁的。那小河现在已成为臭水沟了，可那时还是河水清清，沿河农户灌溉饮用的水都取自这河里。

 

不知怎么一来，弟弟在水里呛了水，手脚乱动起来。他那时才虚五岁，哪里会弄水呀，成天只知缠着他哥「我们下河洗澡吧」。他呛水手脚乱动，使我很紧张，就想把他弄出水。可事与愿违，越弄越往河深处去，离岸边越来越远了。他小，不会弄水，这时只是本能地往我头上扒，搞的我闷在水里连喝了几口水，心想糟了糟了，我们小兄弟俩今儿完蛋了，爷才刚走，妈妈更伤心了……

 

万幸又万幸，许是菩萨显灵了。救星来了。

 

正好在岸边走过的楼三叔见状，赶紧拿了根长篙伸过来，我一把抓住，才上得岸来。

 

人，从呱呱坠地到银髯拂胸，都要经七灾八难。在我，这一回算得是最危险的了。实际上，每年夏天，村里总是要发生溺水事故。至今回想起来，脊上还冒冷气。真要感谢那楼叔，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哩。此公辛劳一生，为人极精明，所以家道一直不赖。活到七十多岁故去。

 

为伐那株老桑树，仁叔一个人刨呀砍呀锯呀，忙了有十来天吧，很不容易，经常是甩掉了棉袄，光了脊背干，就这样，豆大的汗粒还常布满脊梁。而这会儿是四九里的天啊。

 

祖父几乎不离工地，递递拿拿替点手脚；见儿子大冬天汗流浃背，心痛不已，多次指着那满是汗珠的光背对我说：立刚啊，你二爷（叔）养你们娘儿四个也不容易么，光是为了你交学费，就苦成了这样，你要记住噢，往后要孝顺，报恩么。

 

他说的声儿较大，显然，这些话也是给儿子听的。我祖父是位很会做思想工作安慰人鼓励人的家长。要不然，在我父参军离家后的漫长岁月里，怎能维持住两房头一大家子的日子呢。

 

我婶也怪，有回她在场，她却说，甚呢恩不恩的，能不恩将仇报就不错的了。这世上，哪有报恩这个事啊！

 

不知她以前有过甚么样的生活经验，使她具有了如此的「恩仇」观，至今我还弄不懂。那时她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农家少妇。我将这悄悄对妈讲了。她一愣，皱了眉，细声说：她这是说她自己吧；你们长大了不会的。弄的好，他们要得你们的力，享你们的福呢。

 

还真被她说对了。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我们兄妹，主要是立同弟，给了他们及别的亲友多少扶助啊。当然，这对我们做下辈的来说，是本分，应该的；除了父亲，他就是主要亲人了，实际上我们兄弟一直有个牢实的理念，就是要对仁叔夫妇负责到底的，我们也这么做了。被当年的妈妈说着了。

 

穷人的孩子懂事早，我少时就知体恤家里大人，几乎是一分钱不花。头一年，开学时祖父给了五角钱零花。到这学期结束时，回到家，头件事就是将那五角钱如数上交，给了妈妈，妈妈努了努嘴，让交祖父。祖父举了那张已被揉软了的纸票，笑了，对我妈说：

 

“大娘啊，这细的（孩子）将来有出息，你是有后福的呀。”

 

祖父不失时机地做了守寡儿媳的思想工作。

 

只有在这个时候，母亲才有个笑脸。

 

我到县中后，也知道跑县民政科讨钱了，记不清开始是谁教的。那可能是到初二了，初一刚出家门时见了生人脸还红呢。拿了学校的交费单通知，不声不响往那办公桌玻璃台板上一放，那办公桌，是一位姓项的民政干事的。项干事白白胖胖，待人平易和气。接待的人中有断臂缺腿的，脾气很大，但从未见过他动气过，却把事办妥了，打发人家走了。毕竟那年月仗才打完没几年，共产党离百姓还不远，不像今天一些政府部门如旧衙，有理无钱莫进来，所谓门难进，脸难看。

往民政科要钱的一次有趣经历是，在招待所住了一晚上。那是天黑了，离家还有二十里路，赶不回去了，就被安排在民政科专属的招待所里住下。由于是头一回在学校集体宿舍和家里以外的地方过夜，感到刺激，所以这夜晚至今仍有印象。

 

那个小客栈，有点像后来读到的水浒上描写的那种村野黑店，条件极简陋，只是一个大房间里，靠墙两边搭了木板，成了长长的通铺，上面铺了稻草，草上铺了草席，席上是一床被子，那被子黑黑的，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臭脚丫味，里面的棉絮成了一块块硬硬的疙瘩。那上面窝藏的革命虫（虱子）肯定不少。

 

但住宿的人全不在乎，全都欢天喜地，互相打招呼，个个都是大嗓门，房间里对面说话就像是隔了条街似的。记得那天连我只五六个人，除我之外，全都是复员军人，好像都有残疾，有的空个袖子，有的拄着双拐。他们都是民政科的客人。一开始见到这帮人，心里有点怕，究竟怕甚么也说不清楚。可没过十分钟，对他们看法全变了，和他们亲近起来。就像是多少年没机会讲话似的，在一盏昏黄的小油灯下，他们兴奋地竞相发表演说，说着说着就有人插话，变成几个人同时说，一片吵杂。其中夹杂着不断的国骂和地方骂，以加强语气，烘托气氛，也以示发泄的痛快。他们又都是烟鬼子，拿着长长的竹烟杆抽旱烟。也有一二位互相递纸烟，当然都是劣质的，二三个鸡蛋就能换一包的土香烟，长枪短棒，一会儿就把屋里搞的烟雾蒙蒙，使小油灯更加昏暗了。

 

他们说的，把我听呆了，听迷了。原来，这些老军人客栈夜聚说的话，不是一般老百姓知道并能说得出来的，他们说的都是关于打仗的事，亲身经历，说起来活灵活现。虽说很粗野，但极真实，也没有个人吹嘘的成分。如果当时有条件将这些都录下来，我相信，略加整理，就可以成为一篇好文章，原创性的来自亲历者的战场实录。

 

当他们知道我的家庭情况，特别是知道了我父亲失踪多年的情况，个个摇头叹气，停止了说话。其中一二位心细一点的，问了我父亲所在的部队番号，帮我分析，认为我父亲肯定不在了，而且，很可能是在徐州那边出的事。其它的也纷纷插嘴，帮助分析。渐渐地，夜谈成了研究我父亲失踪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定我父亲牺牲在了淮海战场上。

 

这个夜晚，这个「讨论会」的结论，对于我很重要。

 

自此，对父亲生还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的想法慢慢的影响了母亲。我曾尽可能详细地向她讲了那天晚上那些老军人的话，他们中有的就是从淮海战场上下来的。「伢子，你想都想不到那个惨呀，当兵的生命在战场上就如蚂蚁，一阵弹雨过来，一死一大片呀。一仗下来，整班整连甚至整个团打没的，多的是哩！」

 

一位老军人的话时时叩击我的心。我相信我父亲就是他描述的倒在淮海战场无数烈士中的一位。

 

七

 

我少时接触到的民政干部，都很和气，对我们这些社会弱者富有同情心怜悯心。除了上面提到的县上的项干事，当时芦沟公社的唐干事江干事，我都有良好的印象。

 

我考取了南京大学。一天上午，我将录取通知单恭敬地递到唐干事手上。心里惴惴的，两眼盯住他脸。因为我知道，他的情绪将决定我此次能要到的钱有多少。那时是困难时期，祖父饿死了，妈妈皮包骨头，家里真正是一毛钱也拿不出了。而去南京这省会读书，无论如何是要有一笔开支的。除了向政府伸手，别无他法。在这以前上高中，一直得到他的关照，开学时总能从他那儿得到多少不等的学费，二三十元，五十元以上就是巨款了。

 

“哇，好小子，考上南京大学啦！好事好事。恭喜你呀！”

 

我吃了一惊。

 

说老实话，考上南大，除最初的那一刻有点兴奋外，过了一会儿人就被愁云蒙盖了。家里已经饿死了人，看样子还要死人，看到这情况成天心都揪了起来，哪还有外出上大学追求梦想的心思！

 

至今想起来使我内心铭感不已，切实感到母爱伟大的是，在这种危难时刻，家里别的人和多数亲友都叫我留在家照顾妈妈，有的年长的声色俱厉地训我不孝，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要被人骂一辈子的。

 

我接受了这样的训示和劝告，尽孝，是天经地义，已经没了父亲和祖父，再也不能让妈妈快快地走了。

 

谁知，我妈妈却和几乎所有的人的想法不一样。

 

她将我叫到床边。那时她已完全是个病人了。她伸出蜡黄枯瘦的手，边摸我脸边细声说：

 

“你要懂好丑呀，孩子，不能听他们的呀，你还是去奔你的前程。这个家你不能蹲，在家里，一起绑了等死啊？你要自己逃一条生路，能上大学，国家会养的，这个机会，难得哩，决不要犯糊涂！再说了，就是你在家，可能情况会好些，但也不济大事，如今是大灾，家家都困难，你一个孩子，能顶多少事啊！”

 

在一旁站着的同弟也说：妈妈说的对呢，哥，你去上你的大学，妈妈这里，还有我呢！

 

妈妈朝他看了一眼，很感动的样子，示意让他坐到身边，也疼爱地摸了摸他脸，连说我心肝我心肝，多懂事么。还说，放你哥走吧，考上大学不容易，你已被耽误了，再不能耽误他了。兄弟两个总要出来一个呀。我们娘儿仨在家熬日子吧，总会熬过去，有好日子在后边哩。

 

我同弟那时也是皮包骨头，但因年轻，一时还能抗得住。那时他已辍学在家，是妈妈的好帮手。妈妈常在我跟前夸她二儿子，懂事，能干活。不只妈妈，除了叔婶，村里人没人不夸赞他的。他还一度被推为生产队的工分员。这表明，在乡亲父老们心中，他是被认为可以信赖的。

 

真叫醍醐灌顶！我一下明白了过来，也振作了起来，坚定信心，上我的大学，为了苦难的亲人！于是才想到去民政部门要学费。

 

母亲在我人生关键时刻的这一席话，永远刻在我心碑上。

 

同弟在那受尽考验的艰难岁月里，用他那稚嫩的肩膀支持了我，用语言，用行动，包括后来用钱。这也都刻在了我心碑上。

 

如此人间，如此人间真情。没有他们这些至亲的全力支持，绝对没有我的今天！

 

当时唐干事说了那番祝贺话后，还特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这使我受宠若惊：我还不习惯来自政府工作人员这么高的礼遇呢。

 

更高的礼遇还在后边哩。

 

一笔足够去南京上学的钱拿到手，已到中午了，正准备要走，戚太鸿从门外伸进脑袋来，小声报告，准备好了。戚是我在大崔小学的同学。我正诧异，凖备了甚么呢！这时唐干事满脸笑意地说：

 

“走，我们到小馆子里去吃顿便饭，祝贺你考上大学。”

 

那时只觉头嗡的一下，妈呀，有这等美事呀。长这么大还没人请过我坐小馆子呢。心里有点突突的。

 

那小饭馆是大崔庄唯一的一个饭馆，饭馆管事的，好像是另一小学同学崔广义的父母。这崔学兄后来考到南艺学音乐，毕业后分到高邮当音乐老师。

 

我们在一张临街的八仙桌上坐下。大约看出我举止忸怩，始终红着脸，又不敢伸筷子，唐干事笑了，先把我说了一通：陆华呀，你现在是大学生了，又是南京大学的名牌大学学生，要出得了趟呢！要磨炼！

 

戚学兄直朝我挤眼睛。他进入社会早，社交当然比我老道。

 

那回是四菜一汤，茨菇炖红烧肉，蔬炒小青菜，蘑菇炒肉丝等。临举筷时，唐干事突然说：“咦——，没得酒呀”。戚兄闻言，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两分钟不到就回了来，手里举着只比指头略大点的玻璃酒瓶。见了酒，唐干事两眼放光，端起小酒盅，说，今天高兴呀，这几年我是看着你成长的呀，南京大学，不容易。你是头一个，为家乡争了光，我脸上也有光！来来来，喝！

 

依我当时看，还没喝呢他就像是醉了。他是真高兴。将烈士的儿子培养上了名牌大学，他们年终总结有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回到家里，脸还红红的，家里人大为惊诧，出了甚么事呢？当母亲知道刚刚发生的事，高兴的笑得合不拢嘴，说：

 

“这下好了，有人请下馆子了。还是你爷（爸）说的，要念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人早就说过了！”

 

这顿饭，给我印象太深了。三十多年后，当我与戚太鸿重逢，我问他：还记得为祝贺我上南大的那顿饭吗？他笑着摇了摇头。他忘了，我却不能忘，即使是一饭之恩。这顿饭是戚兄具体操办的么。戚兄一直未离家乡，属于成功人士吧，这不只是后来当了父母官，成为县人大的副主任；我主要是指他后来成了「家」，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手小楷名闻遐迩，都能将《红楼梦》抄了一遍，那个功夫，那个毅力，了得！我曾在我主编的扬子晚报副刊上宣传过他。他当时还很奇怪，为甚么省会的扬子晚报突然来交情了呢。

 

八

 

下面简略回顾一下，我所体认到的少时家庭经济情况。我觉得我家的家道变化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可从中看到共产党当权后农村变化的基本情状。中国农村，是如何沿着合作化公社化和三面红旗的极左路线，一步一步走向衰败贫困和饥馑，广大农民是如何一天天地被剥夺被逼得与土地疏离，我算得是历史见证人。因为我是农民的后代，在农村长大。

 

父亲参军后，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困难时期，我家一直是个大家庭，两房合一，人在十口以上。在村里算是大家庭了。祖父当家。在1956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前，我家尚属温饱户，在村里算是中上水平。住的是小四合院，房子都是稻草盖顶土砖垒墙，只有堂屋的门面才是青砖。我看可以与韶山冲的毛泽东故居相比，不过他家是灰瓦盖顶。他家是中农嘛。

 

小四合院的格局是，前后屋各三间，坐北朝南，中间是个约30平米的铺砖小天井，天井两边，即东西边，各有一大间，称东厢房西厢房。后屋称为堂屋，堂屋中间称为明间，作客堂，靠后墙是神柜，这是一种长长的有许多抽屉的漆红了的木柜，上面供着祖宗牌位。明间有张大的八仙桌，配四条长条凳。这里是家庭举行隆重活动和接待客人的场所。明间墙上挂满了字画。有的具有相当水平，都是祖父从乡镇上花钱买来的。记得其中有庆贺祖父的母亲即我太祖母「九秩荣庆」的楹联，有立轴花鸟四条屏。少时没事时我常喜欢呆呆地朝它们看，一看老半天。亲友们中也有对文墨字画感兴趣的，大加品评，有的能说的头头是道，口沫横飞，言辞中不时飞出郑板桥等的名字。我少时好友陆立仁的父亲陆芳荣就是位书画鉴赏家，尽管他大字不识几个。此刻，我必是忠实听众。这样，就使我对这些书画更感神秘也更感兴趣了。

 

关于此点，我在分析高邮汪曾祺书画爱好渊源时曾认为，清中到民初，扬州八怪名噪一时，影响很大，深入苏北里下河一带民间，完成了一次书画艺术历史大普及。流风所及，连敝乡那偏僻村野里都有潜在的郑板桥的粉丝。这是个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可惜除我之外，还没人对之关注过探究过。当今削尖脑袋拚命争名夺利的所谓书画家太多太多了，但有谁能像郑老先生这么成功的？到苏北农村随便找个老农问问，恐怕到今天还知道郑板桥。建议他们也抽点空子到郑老夫子那里去取取经。

 

我不知道，这些字画和这些农民评论家的评论，是否对我有影响？我想这是肯定的。可见，环境和氛围对一个人的儿时的教育和兴趣爱好的养成，无疑有巨大影响，此又一例。

 

我敬爱的祖父当年可能根本未想到，他为随俗为了装潢门面而添置的挂满堂屋明间的字画，竟启蒙了两位书画家。除敝人之外，我弟立同也算得上是位书家，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楷书。代表作就是他写的父亲的墓碑「陆登荣烈士之墓」。雄秀朴润，非常人所能。这还是他二十多年前写的呢。他对书道常有独特见解，亦难得。

 

回到老家小四合院格局上来。

 

我们这一房住堂屋的西房，即使父亲在家里时，大人小孩都挤在一张大床上。我稍长大，就跟祖父母睡。仁叔一房睡东头房间。院子的西厢房住着祖父母，东厢房是牛屋。这牛屋比较避风，又连着灶间，家人叫它暖房，大约老牛庞大的身体也能发一点暖气，所以在冬天，大人小孩都喜欢往这房钻。温度可能要比别的房间高七八度。这房铺有一张大床，通常是祖父母来住。如果从现在卫生观念去看，那就不好意思了，充满了牛尿臊味，夹杂着人的臭脚丫味和别的说不出来的味儿。但那时，倒觉得那很使人感到温馨和亲切的。那是农家的「家味」啊。

 

吾不闻此「家味」久焉。

 

南屋三间，东头是厨房，西边是磨房，磨房中间有一大石磨。父亲在家时搞副业，曾用小麦加工面粉，家里人叫作「磨发干」。中间是个过道，要进家都要通过这过道。

 

这小四合院掩映在浓密的树荫中，从现代文明的观点看，大约算得是绿色宜人居所。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我父亲离家前后的情况。那些年农村还是比较兴旺的。为甚么呢？主要是农民经过土改，耕者有其田，自劳自收自得，当然要交公粮。积极性相当高。岂料好时光没几年，莫名其妙地，农民发现自己手里的田被弄丢了，被剥夺了，结果是只劳少得或不得。

 

那时我家在祖父主持下，种近二十亩地，是轻轻松松的。仁叔是强劳力，干农活的好把式。母亲和二婶也是好劳力，下田栽秧收割，屋里舂磨缝煮，还有养鸡喂猪等等，均属全能，就连祖母，也成天不停地忙。我祖父当家，也决不是脱产的领导，我有印象的，除了植树，他还是养牛高手。深秋，他会从牛市上牵回家一条牛，这牛总是瘦骨伶仃或身上疤疤癞癞的，这是在别人眼中过不了冬的淘汰货。再说，一年中的农活干完了，牛也赋闲了，要让牛过一个漫长的冬天，是要本钱的。善于策划的祖父抓住时机，并经过再三审视，往往只花正常牛三分之一或更少的钱，买下一条看起来很弱实际上还处于壮年经过调养会长健壮的牛。我祖父有一肚子的相牛经，一条牛到跟前，只要看几眼，再将手伸到牛嘴里摸摸牙口，就能弄清这牛的岁数和健康状况。在整个冬天里，他和牛住在一起，日夜侍候，精心喂养，逢到天晴，会将牛牵到屋外晒晒太阳，经常灌豆油和生鸡蛋。开春了，这牛一变病弱之态，毛色发亮，膘肥体壮。成为春耕大忙前夕牛市上的抢手货。记得祖父曾多次将这赚钱的窍门说给我听，颇为得意，说：这不是剥削吗？

 

其实，这哪是剥削呢！

 

入冬，农闲了，别人家闲了，我家人却不会闲，在祖父策划下，抓紧搞副业，「磨发干」，磨豆腐，磨柁粉。为了磨面，还养过一头驴子。筛面是在一个一人高的大木箱里进行，其动力，是由人在紧挨木箱的一端一木制踏板上左右踩动。这活一般由仁叔来干。

 

劳动致富，勤俭发家，那时的我家，日子是比较好过的。

 

可到我离家上初中之后，就慢慢不行了，先是互助组，这互助组是将几户捆在一起，开始时还讲个自愿，过些日子就是强迫了，必须互助。但如光是这互助组，农民们似乎还可忍受，到了1956年，大搞合作化，农民就很不情愿了，暗地里就跳脚骂娘了。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土地。农民是干甚么的？一旦发现丢了土地，哪还得了！

 

我祖父就一言道透了这合作化的实质，叫作新四军「收田了」。老区的老百姓习惯将人民政府称叫新四军。这是很本质的，土改新四军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了，到了合作化，将田收回去了。农民一下子没劲了。下田全听队长吹哨子，下田干甚么全由队长分配，全是雇佣观念。庄稼种好种坏与己无关。如此一来，田里还能长庄稼？所以那时农村就现出败象，荒田出现了，田里「草盛豆苗稀」没人问了，这样，当然就都穷了。粮食不丰裕，交了公粮剩不下多少，队里不大的粮仓免不了多「硕鼠」，农民们开始没得吃了。

 

我家此时没人在外头，这是指有人在外拿工资或当个乡村干部那怕在生产组当个小组长。如果有这些，日子就会过滋润了，但我家毫无这些社会关系，属于基本社员，社员都是向阳花，向阳花就是葵花，只能跟太阳转了。转呀转的，转穷了。祖父常在昔日的自家田头，心疼地到处看看摸摸，又看看天，皱着眉头，叹气：新四军掌政呀，对农民百姓最大的好处是治了大水。不像先前年年闹洪水，淹庄稼，叫人佩服！可成天闹共产，收田，扯平，让老百姓没得吃的，这江山，坐也坐不久啦。

 

每说到这，我就会打断他，让他别乱说了，这是反动话哩。传出去不得了哇。他赶紧看看四周，四周确实无人，又叹气：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把儿子都献出去了，我怕甚么！在这里说说，又没人听见。说说，解解闷啊。我看新四军的气数也快到了，要换朝代了，真龙天子就要出来了。

 

我那时已是初中生了，受到正面教育，哪听到过这些！一时非常紧张，虽然不会马上把他揪到乡政府去，但心里起了老大的困惑：怎么搞的，怎么和报上说的不一样啊，贫下中农热爱党，我这祖父，是货真价实的贫农，还是个烈属，从没对我党二心过呀！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这肯定是失去土地看不到生路或家中米缸已经快见底了，正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老农从心底发出的抗议之声！

 

可惜这些发自中国农村大地上的可说是普遍的抗议和不满，并不为当时主政者所愿听到和看到，致使后来接着就来了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更大灾祸。农民百姓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曾画过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老母鸡，跟着几只小鸡。题为《九斤黄》，有长题：

 

我祖母是养鸡高手，家中曾有土种黄母鸡，重达九斤，生蛋又大又多，五六只即一斤，令乡人欣羡，美称曰「九斤黄」。吾家为贫农，建国前土地改革时所划定。分得水田六亩，浮财若干，其中帽筒一对在我处，前年摔坏一只，另一只至今置案头，亦算传家之宝也。吾家自合作化后，渐入困境，生生乏术，唯养鸡略可疗贫，油盐均由鸡蛋换得，故有「鸡屁股是小银行」之说。左风危害之烈，由此可见一斑。至今想来，感慨系之。

 

我后来上学在外，对最困难的日子体会不深。母亲曾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伤心事：她身体素来不怎么强健，失去丈夫后长年的沉重生活担子损害了她的健康，饥馑年代更是病病歪歪，瘦的脱了形。常常饿得起不了床。

 

一天傍晚时分，该是去生产队公共食堂打饭的时候了。祖父来到了她床前，央求地说：

 

「大娘啊，你睡半天了，这顿晚饭，就让我替你吃了吧。」

 

这里应解释一下何谓公共食堂。这是在那个荒唐加饥饿的年代里最不可思议的残民事儿，记不清起初是如何搞起来的，忽然来了一阵风说大办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啦。真是他妈的！结果，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现在连锅灶也要失去了。有的地方就砸了农户家的锅，说是不需要了。

 

说到这里，记起有张有名的国画，题目就叫《人民公社食堂》，反映的就是当时公社食堂的事。这张颇具幽默感极为特别的画的画面上，画了许多江南风格的瓦盖农舍掩映在绿树中，食堂的大院里许多农民模样的人正坐在一张张饭桌上吃饭，饭桌上摆满了鸡鱼肉蛋等美味菜肴。如果不是门口有张告示，就会使人误解为哪个农户在办喜事。那告示上写着：饭后每户带二斤点心十个粽子一斤卤肉回家当夜宵（大意）。

 

不是笔墨当随时代吗，不是为政治服务吗？连傅抱石钱松岩亚明魏紫熙宋文治这些江苏国画院的大画家们也被时风所鼓动，坐不住了，以最大政治热情最严肃认真的态度合作了这幅实际上最不严肃的画。

 

如果公社食堂真的就像画家们笔下反映的那样，那就太好了，那就真的如当时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之流吹的，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了。可惜，它只是出现在纸上，是「画饼」。

 

我们那里社员那时每天的口粮标凖，只有五两六钱，还是连皮带壳的粗粮。如果将这一小把米发给社员自己，苦日子过惯了的农民自会想办法，掺些糠菜之类，孬好能弄个半饱。要命的是要将这一把米归食堂，这就意味着这一把米要有半把米归了队长和食堂管事的。这样，那食堂每天只能供应两顿，都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吃饭不要钱，就是这两顿稀粥。南京大屠杀时难民区每天还有两顿，那两顿也是粥，但那粥是稠稠的，能站住筷子。

 

话说，我母亲听祖父说要代她吃饭，急了，忙挣扎着起了床，说：

「爹爹，别，别，我已饿出病来了，再不吃一点，不就更病了吗？」

过不多久，祖父饿倒了。临走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吃一碗白米饭。

真惨啊，一个种了一辈子田收获了无数粮食的老农，临死，一碗米饭竟成了奢望！

 

后来我读开国元勋之一薄一波老人的回忆录，知道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里，和我祖父一样被饿死的，全国有一千万。江苏，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我不清楚在人类史上，有没有过死了一千万（不止此数。有说三千万的——陆注）如此严重后果的灾难？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如此现实，竟被说成是大好形势，如果你说出农村饿死了人这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就要犯错误，被打成右倾。知道家里人在挨饿，实在想不出甚么办法来帮他们。上南京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在南大学生食堂买了好几斤饭票的米饭，用洗干净了的裤腿装好，带了回家。这些饭票，是我早就策划在放假前一个多月时间中或不吃晚饭或少吃，一点点节省下来的。当时我一个一年级的来自苏北的穷小子，没有别的办法。怕被人笑话看不起，这些都是悄悄进行的。回家坐不起车，得坐小轮船，一天一夜，那一夜要在邵伯住。在船上曾被同船的学友看到，他按按那鼓鼓弯弯的裤管布袋，很惊讶，说是有点像在电影上看到的当兵的干粮袋。当他听完我的诉说，他连连咂嘴，难过得甚么也不说了。

 

到家时，米饭有点馊了，家里人一点也不嫌，七手八脚一顿忙碌，加了野菜，烧了一大锅汤饭。一家老少呼啦啦吃得个个头上冒汗。祖父一边吃，一边不断夸我懂事，孝顺，将来能有大出息，做大官，并具体地设想到，我家立刚立同他们，将来维事（指结婚），吃的比这汤饭要好多啦，到时候，他们新人坐到街上饭馆里头，说，来碗大杂烩。

 

那大杂烩可好吃呀，可惜你们都未吃过。上海的大馆子里才有呢。

从此我对大杂烩这道菜有了深的印象，认定是道美味。后来，有机会认真考定这大杂烩究为何种菜式？友人笑了，说是旧时上海有的饭馆缺德，将食客吃剩的菜不倒掉，而是在一大缸里积存起来，到了晚上，将这些剩菜用长柄勺子搅一搅，重新热过，以很便宜的价钱在后门口卖给穷人。这就是大杂烩了。

 

说真的，后来成了正规菜式的大杂烩，还是不错的，丰富多样，挺好吃。

 

与此相类的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在盐城中学上学的时候。一次，仁叔从老家来看我。实际上是饿昏了，出来找顿饱饭。他只住了一晚上。后来我知道，他从学校食堂里拿了好几斤米饭带回了家。我听后吓出一身冷汗。要是让人抓住了，怎么得了？但我也理解，那是被逼的。

 

有此经验，仁叔常在家里教我：你肚子饿了，就到食堂去拿。呶，从后门进去……

 

 

 

最初立的烈士碑

 

九

 

再回到烈属证上来。

 

打我到县城读书后，就知道跑县民政科要钱了。有一回，见到有人取出个小本子，凭了这小本子，一句废话也不用说，就能将钱拿到了，不像我，每回都费口舌，有时得前堵后追地盯紧了才能拿到。心里想，如果我有那种小本子，多好。打听了一下，那小本子只有烈属才有。于是我向干事提出，我也要有那种小本子。干事说，你家还不是烈属呢，如果办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就有小本子了。

 

原来是甚么回事呀。

 

我问干事，可不可以马上补办？他沉吟了一下，说，要有公社大队证明，还须有证明人。我说，村里有位复员军人，他说他曾在淮海战场见到过我父亲，干事说，那就好办了，你把他的话记下来，捺个手印，就成了。

 

家里人默认我办证。总是要面对现实吧。到大队到公社都未遇到障碍，找人作证明费了点事。

 

那位复员军人是我家近邻，姓夏，大名记不得了，只记得小名称作「罗筛子」。这罗筛子回村的时候，我在上学途中遇见过，那时大约是1953年春上，他背着四四方方的军被，迈着有力的军人步伐，穿一身黄军装，头上是一顶大沿帽，威风凛凛的样子。在和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和我同行的陆立仁很认真地看了看他，待他走过，对我说：他是罗筛子么，当兵这么多年，一直未有信家来，现在忽然回来了。还说，甚么时候在这路上也遇到你爷这样子回来，就好啦！

 

这天放晚学回来得知，果然，罗筛子回来了。妈妈第一个探望了他。

 

这罗筛子有点儿弱智，数数不上百。但身体棒，能干活，又本分。他比我父离家早，一度也失踪过。不过他不识字，写不了字。我看过他的复员证件，评语相当好，有吃苦耐劳等语。从证件上看，他好像干的是炮兵，具体活儿是搬运炮弹，这大约是个死活儿，他有的是力气，打仗时使劲搬炮弹就是了。他有点耳背，说是被大炮震的。大约由于受战争创伤太深，加上原先就有点智障，言谈时连不成句子，有点木讷，问几句才答上一句，还往往答所非问。我和母亲祖父先后多少次向他打听我父亲的情况，他都称不晓得。可后来听村里人传，罗筛子其实是见到过登大爷的，可能人不在了。他的妈妈教他不要说这，以免我家人伤心。我母亲听了这传言也并没再去追问，觉得这罗筛子已被吓得傻乎乎的，说的话似乎当不得真。

 

但这会儿要办《革命烈士证明书》，他是唯一可以帮忙的人，也就不管他傻不傻的了。他当时与老母亲住在幽暗的草房子里，母子相依艰难度日，虽是复转军人，可在乡下，哪有照顾这些好事。不久，也被饿得前心靠后心了。

 

我很耐心和诚恳地向他母亲说明情况，得到了理解。她叮嘱儿子：你就把你见到登大爷的事，通通告诉立刚吧。

 

罗筛子说话急巴，说一句就「咳咳」地半天，缠了好几次，才听出点头绪，大意是：淮海战役，一天在战场上，战斗间隙间，遇到了登大爷。当时他带几个人挑着饭桶，在战壕里急急地走，他们打了招呼。他见登大爷当时一瘸一瘸的，便问他怎的了？登大爷告诉他，是老毛病，每到冬天脚会裂口子，走路不方便。顺便提一句，这会裂口子的脚，似乎是陆氏遗传，我的脚常起老皮，过些日子就得修脚。

 

罗筛子似抱憾地说，战场紧张，只来得及说了几句话。过了不久，打了几场恶仗，听说登大爷所在的部队被「闷」掉了。以后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当时就觉得，罗筛子谈的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主要有两点，一是战场送饭，这符合连队司务长身份，而在这之前罗筛子是不知道我父亲在部队的职分的。二是害脚，也符合父亲特征，而且他决编不出来。

 

当时也不细想这些了，花了几天时间，调动那时我小脑袋里所装的词汇，写了篇大约七八百字的文章。记得在当中，还参考了上年在民政科小客栈里听来的战场情景，动用了硝烟弥漫炮声震天等词。

 

送到民政科项干事那儿，他颇不满地说，这是你自己写的吗？你要自己写嘛，不应让老师帮忙。我赶紧说明是我自己写的！为了证明，我当场写了几行字，他一看果然是，忙满脸堆笑，说，呀，呀，真是你自已写的，看来我们的钱没白花，将来能成才哩。

 

项干事不免还问了问这份证明材料的形成过程，觉得没大破绽，又是我亲自抄录的，就算数了，加上大队（村）公社的证明，手续齐备了。过了几天，就让我去领证。

 

与这烈士证同时到手的，是一本能按月领钱的小本子，大约叫抚恤证，另有180元现金。能按月领多少钱呢？我记得是13元。可我问过珍妹，她说是8元。祖母和母亲各4元。大约是后来减少了。关于那180元，在当时对一个农家来说是巨款了，珍妹记得，当时为此款还发生了口角之争，母亲认为这钱是父亲血肉钱，应拿出点来为我们兄妹添置衣服。都是因为太穷了哇。

 

文革前的1965年，我们从新疆回家探亲时专门去淮海战役纪念馆，在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单中，想发现父亲的名字。

 

那哪这么容易！

 

看来，父亲之死，将是一个永不能解开的谜了！

 

尸骨无存的父亲，在家乡居然拥有一座坟头。听说，过去每到清明时节，当地小学还组织小学生去墓前举行追悼活动，献上用田野上的野花柳条编成的花环。如今早就没人记得去了吧。

 

这是一个小小的土坟头，与其它的毫无二致。位于陆湾村子北头，坟前是一个鱼塘。坟的前面朝鱼塘立有一方水泥砌的墓碑。听说这墓碑是我少时玩伴同辈陆立卓的作品，他是村里的瓦匠。碑面上有陆登荣烈士纪念碑字样。前面介绍过，这是我弟立同的书法作品。

 

实际上，坟堆下埋着的，是我母亲的骨灰盒。

 

我曾感到困惑，明明是我母亲的归灵之地，为何要说成是「陆登荣烈士纪念碑」呢？当年我远在新疆，未能回来参加操办。珍妹说，当她去沟墩我同弟处办完后事，捧回骨灰盒时，陆家湾后边的这纪念碑已建好，碑已立在那里了。后来细想，建此烈士碑，反映了村里父老对父亲的尊崇，使这位烈士在故里有个具象性的物征，这物征，借了烈士之妻同样高风亮节的骨灰，以纪念碑形式显示出来。

 

这样处理，无疑，是很合适的。

 

自此，这坟堆，就牢牢地耸在了我心上。魂牵梦绕使我每来年把就回去一趟，去年秋天，母亲去世三十周年，我和同弟各带妻子一起回了陆湾，在纸灰翻飞中各磕了三个头。跟过去做过的一样，我又焚化了我的著作。在坟前双膝触着坟土的时刻，我心潮涌动。心里默念：父亲母亲，你们的愿望，在儿子身上算是实现了！

 

平心而论，我之所以有今天，成为头上有几个「家」的文化人，能写点文章画几笔画，获助于父亲多矣。

 

父亲的英灵，一直在冥冥中庇护着我。

 

「好好念书」——父亲这个叮嘱，于我是神圣的。

 

那声音，亲切，殷切，充满父爱，一直回响在我耳畔。少时有时松懈了，玩心重了，母亲就会提示：别忘了，你爷临走是怎么向道（嘱咐）你的噢。我一听，必定心一沉，乖乖的一旁用功去了。

 

这是一条无形的鞭子，悬在头上，稍晃一晃，就起鞭策的作用了。

家里别的人，本于我父亲的遗愿，对我唯一的要求也是念书，念书。寒暑假也不让我干活，最多舂舂椎推推磨。有时下田薅草。当时家里人将对父亲的怀念，转注到我这长子的学业中了。我祖父为此事经常提醒仁叔：小仁子（仁叔伲称），你哥是怎么参军的，你心里头要有数哩，立刚立同念书，是你哥临走向道的，这事，你要多在心，多担待呀。

 

这番话我听到过多遍。也许是他有意当着我们叔侄俩的面讲的。上面提到过，祖父是个很会做家庭团结协调工作的家长，要不然，一个有着两房头老小三代十多口人的大家是撑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孤儿寡母四个将会面临更大困难。

 

在我上学的过程中，烈属这个牌子，是起了作用的。初中毕业到名校盐中，高中毕业又到名牌高校南京大学，肯定沾了烈士的光。我自己考了多少分？弄不清楚了。记得当年有人向我解释，照顾只是在同等条件下才能发生，这就是说，我的考试成绩不会低，你想想，你的学习太差，要拖人家名校的腿，你再是烈属，也不行呀。

 

在中学和大学，我都享受了最高的助学金，高中时是每月8.5元，伙食费，大学时大约是十多元吧，还救济棉被棉袄。

 

谢谢人民谢谢党。

 

二十多年我得以顺利离开新疆举家东归，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烈属的关系。那时我是光明日报驻新疆记者，人事关系在北京光明日报社。当初，我妻子劝我以烈属身份找理由打报告回乡时，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我早成家立业的了，哪能还打这烈属的牌子？后来她迳自办了，竟奏效了，报社领导善解人意，答应了。一时轰动我们住了十八年的电台大院。

 

须知，那时新疆的汉族干部回到内地，还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成为较早回到内地的新疆干部之一。

 

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入党的。在派性严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烈属，就成了任何别人无可攀比的有利因素。

 

六十多年过去了，陆华（左一）兄妹三人在父亲烈士碑前留影。

 

 

十

朱自清有篇散文，叫作《背影》。

 

我一直感到，父亲于我，其实是一个背影。

 

这背影，虽不太真切，但很高大。这高大，当然不排除血缘意义上的「崇先」意识；但主要还是人文意义上的认知。

 

至少，在他长子心中，他是这样存在的。

 

他的生命历程很短，不到三十个春秋。他也许不能称得上是尽责的好丈夫，好父亲。但这决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是恪尽孝悌的模范。一般人可能只知道孝，而不知道悌，其实孝悌是常被并提的，孝是对父母长辈，悌是指对同辈弟兄。孔子云：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相信读过私塾的他是知道这些伦理经典的，并在生活中努力实践着的。

夏天的夜空，常见到流星，在那一瞬间，闪烁着飞过，很耀眼。不知它从何处来，亦不知到何处去，夜空茫茫，这些流星曾使我这个农家孤儿感到神秘。

 

我想，我父亲就是那夜空无数流星中的一颗。它只占有极其有限的时空，但它尽其所能地燃烧了自己，尽可能地闪亮了天穹的一角。

这是一个大写的人。虽然这个人很卑微，卑微到找不到名字，被战争的烟尘沉埋到最底层。

 

2000年春动笔

2003年7月写毕

2008年4月改毕

2011年3月校

2011年8月再校

 

 文章转自《颜世贵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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