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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澈传(唐张新）
欧阳澈（1091～1127，一说生于1097年）字德明，楚州盐城人，一说抚州崇仁（今属江西省）人。其人年少美须眉，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屈于人，其忧国悯时，出于天性。
靖康元年（1126年），应制条陈敝政，献安边御敌十策，多触犯权贵，州官不纳。此后又采录朝廷之阙失、政令之乖违，可以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国残民之贼者十事，复为书，并上闻，后复论列十事，言称：“臣所进三书实为切要，然而触权臣者有之，迕天听者有之，或结怨富贵之门，或遗怒台谏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愿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书为三巨轴，厩置卒辞不能举，州将为选力士荷之以行。
此时，金兵大举侵犯，要盟城下而去。欧阳澈闻听，辄语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乡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
宋高宗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欧阳澈上封事，与太学生陈东极力批评奸相黄潜善、汪伯彦，遂被杀。大臣许翰时在政府，罢朝，问黄潜善处分何人，曰：“斩陈东、欧阳澈耳。”翰惊失色，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视。”许翰遂向朝廷辞职，并为陈东、欧阳澈撰写哀词。1957年在今建湖县恒济镇花垛村境内发现疑似欧阳澈墓地。
欧阳澈所著《飘然集》六卷，会稽胡衍既刻之。
按，陈玉澍《盐城县志·人物》：“杨《志》卷七《忠臣传》有欧阳澈，乾隆《府志》虽列澈忠烈，而卷三十一《辩伪》，力辩其为崇仁人。沈《志》仍杨《志》，力斥程《志》削去之非。考杨《志》列欧阳布衣于忠臣，止据潘埙《淮郡文献志》，而《文献志》又本之《朱子语录》。今考《语录》第以盐城八月雨雪，证澈死之冤，非谓澈为盐人。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城大雪，深五尺，是岁魏郡太守京房为石显所告，弃市。但以齐楚大雪证房死之冤，非谓房为齐楚人也。《语录》不误，潘氏特误会耳。沈《志》“或抚人而游于盐，或盐人而游抚”之说，系臆忖，不足据。程《志》删之是也。至当日邑人请祀其主，乡贤亦止据潘氏《文献考》耳。府学乡贤祠祀汉孟卿、孟喜、后苍王臧、萧望之、萧育、萧咸、匡衡、疏广、疏受诸贤，谬误凡数十人，遂可据为淮郡人耶？光绪《府志·人物》亦无澈，今从之。”陈玉澍之辨似甚有力，但并无其他实证，其引《朱子语录》说朱子“非谓澈为盐人”，尤有问题。今查，《朱子语类·中兴至今日人物上》（卷131）第5条：“陈少阳（陈东）之死，黄潜善害之也，其说见于许右丞《哀词》中。同时死者欧阳徹（《宋史》作欧阳澈，今通作欧阳澈）。徹，楚州人。某（朱熹自称）族叔祖时居高邮，一日使一人往楚州盐城小村中买物事，久而不归。后问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间，安得有雪！’亦且据其仆云记之。后有人自彼中来，问之，果然，乃欧阳死时也。”可见这段记载中朱熹讲得明明白白，欧阳徹（欧阳澈）是楚州人，当然是否即为盐城人，虽未明说，但观其语意，自是说是那个八月飞雪的“盐城小村”的人。近人考之，盐城小村，近高邮者众，然以“欧”名村庄的，只有今建湖县恒济镇境内的欧冯庄。这中间的联系很值得关注。
观《宋史》（卷455）及徐引《系年要录》，虽未明言杀陈东与欧阳澈之所，但是从赴行在，伏阙上书，似乎是在南宋都城临安被杀。与欧阳澈同时被冤杀的太学生陈东《宋史》亦有传，其云：“东具冠带出，别同邸，乃与澈同斩于市。四明李猷赎其尸瘗之。”这里四明李猷究竟是赎了两个人的尸体，还是只赎了陈东一个人的尸体？从《宋史》只在《陈东传》中言及此事，而《欧阳澈传》中并未言及此事看，当只是赎陈东尸。这从事理上也是好理解的，陈东是太学生，在当地名望很高，而欧阳澈只是一介布衣。
1998年版《盐城市志·文化卷》：“宋欧阳澈墓，位于建湖县恒济乡花垛村。1957年发现，砖室墓，有3室，面积约16平方米，出土墓碑可辨出‘欧阳澈’3字。欧阳澈何以葬此，待考。”如果墓碑上真的刻的是“欧阳澈”，那其实就无庸置疑，但《恒济社志》所载与之有异，故未可确证此即为欧阳澈之墓。现将《恒济社志》所记录于此，以备考证：“1953年花垛村群众刨砖铺路时，发现地下深处有一座古砖墓，内有3个拱门，座向朝南，中间一个大拱门有七、八尺宽，墓上刻有‘欧阳之墓’（篆书字），东西两侧是小拱门，约有四、五尺宽。当时刨出的砖头都是灰色，扇形，算盘大，一寸多厚。此外，还有一尺二寸对方的砖头，象罗地砖形。乡长肖振亚用篙子向下一捣，浮在上面的是红淤子泥，是大水冲积而成，底下挺硬，都是砖头，群众刨了五六百块砖头，正逢县委副书记李有相同志来到此地检查生产，发现这一情况，说是历史文物，不得乱刨，以后群众又用泥覆盖起来，一直封存到现在，从未开过。”比较两者所述差异是比较大的，一是发现时间不同，《盐城市志》记为1957年，《恒济社志》记为1953年，且明确记载从那次发现以后，“一直封存到现在，从未开过”。《恒济社志》作于1983年，可见《盐城市志》所云1957年发现，必然不会是第二次发现，两者所记均只能是唯一一的一次发现。二是《恒济社志》只说墓上刻有“欧阳之墓”，观其意当是指在墓的大拱门上刻着这4个字，而未说发现墓碑，更无墓碑有“欧阳澈”3个字之说，而《盐城市志》所记则发现墓碑，并且墓碑上有“欧阳澈”三个字。三是《恒济社志》只记有3个拱门，未言几室，且观所记并未完全发掘，而《盐城市志》云有3室。四是从面积上来看，所记也有不同，《恒济社志》讲3个拱门皆座向朝南，中间大拱门约七八尺宽，两侧小拱门当是指各四五尺宽，皆取其下限，则7+4+4为18尺宽，折合为6米，前面记其座向朝南，从葬制上讲，必然是棺顶头一面，则6米当为墓室的宽度，由此推墓之长度当在6米之上，则墓室面积当不止《盐城市志》所记之16平方米。《盐城市志》此记所本是什么？待考。不过，如果所本是《恒济社志》则说明其颇多臆测。
我以为，程《志》删《欧阳澈传》不当，乾隆《淮安府志》不录，陈玉澍所辨亦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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