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山东淄博人，自幼聪慧，立志科举想报效朝廷，但官场黑暗屡试不中。

    康熙九年，30岁的蒲松龄应同乡好友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来宝应县衙做了近一年的幕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游，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官场生涯。在宝应，他收集了大量的鬼狐故事，为他后来创作《聊斋》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把在宝应作的诗词收入《南游诗草》，把他为孙县令撰写的30多篇书函文告编为一册《鹤轩笔札》。

    蒲松龄到宝应时恰逢当地连遭自然灾害，他在《鹤轩笔札》中记道：“宿水淹没者不能播种，高田已种者被旱蝗，又大疫”。“百姓流离，朝不谋夕，生者垂危，死者接踵，冻馁流离，伤心惨目”。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蒲松龄为孙县令撰写《拟请拨补驿站》上告文书，向上司陈述灾情，恳请拨款救助。他在文中写道：“里甲之役敝也，河道之壅塞而驿递之繁难也，又兼以数年之前已竭之民力，值千古未有之奇荒，真如千百万片之破甑（蒸食用具）……”终于得到州府的宽允，拨补驿站经费，减轻了宝应人民的负担。他又撰写《劝输文》动员富户捐赈灾民：“连朝饿鬼僵尸，踵踵相接，诚耳目所不忍闻睹也。今奄奄垂毙者遮道啼号，良可浩叹，值千古未有之奇荒……捐施百千，固属大德，即升斗亦是菩提……”经此动员，许多大户中户慷慨解囊，捐粮捐衣，救活了不少灾民。

    宝应县衙在城南河西有一20亩的官塘，从明代起便派渔民在此为官府养鱼，以供宴请来访的上级官员。在这民不聊生的时期，官员还吃大鱼大肉，蒲松龄认为不妥，建议孙蕙放弃鱼塘，放还渔民，将此塘改为放生池。他亲撰《放生池碑记》云：“夫苟任己欲，欲生贪，贪生杀。以是而司牧于上，举凡钱谷之输将，庸讵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凡刑名之出入，庸讵有得民情而爱哀矜者乎？工役之兴作，庸讵有惜民力而轸恤者乎？”其廉政爱民之心，跃然纸上。他在一信函中还说道：“捉襟肘露，袖褂支离，比年来真无复生人之乐矣”，可见他在宝应为官时决不搜刮民财中饱私囊，而是严于律己两袖清风。

    康熙十年春，孙蕙调任高邮知州，兼宝应知县。蒲松龄又随孙蕙到高邮。随着灾害减少，压力减轻，孙蕙便蓄妾戏嬉，开始追求享乐。蒲松龄不习惯于这种奢侈腐朽的官场酒色生涯，始终清廉自守洁身自好，下半年便告别孙蕙辞官归里。蒲松龄去世后，其生前好友张笃庆之从子张元撰写《柳泉蒲先生墓表》立于蒲松龄墓前，文称：“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俯仰。

蒲松龄回到家乡以后，在淄川西铺官宦毕际有家坐馆教书30余年，同时将从宝应等地搜集来的故事进行整理创作，撰写了千古不朽的巨著《聊斋志异》，直到70岁才辞馆回家。   

转自《党的生活》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