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的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嗯？……”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

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

19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逗乐了许多观众，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

周恩来与世长辞，乔冠华和所有热爱总理的人一样，悲痛不已。当时对周恩来丧事规格压得很低很低，让人感到异常痛苦，既然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改变。

总理遗体即将送进火化炉时，最后一个不肯松手离去的是乔冠华，他已经匍匐在总理水晶棺上哭得死去活来。他边哭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呜呜……”

大家劝都劝不住，费了很大劲才将他拉开，可是他又扑了上去……我在一旁为他担心，他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哪能这样过度伤心!我个子大，力气也大，拼命将他拉住，才使得总理遗体推上火化车。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都哭成一团。

等回来，我急忙给他的妻子章含之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乔老爷，总理火化时，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他毕竟是60出头的年纪了……我还没说完，就听见章含之在话筒那一头也泣不成声。

乔冠华在极度悲哀的时候也流露出他起初的感情。他不仅将周恩来当做首长，也当做父辈敬爱。他犹如失去最亲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珍藏着最珍贵的感情，只有他自己一人独自品尝独自感受。

第二天骨灰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三天吊唁时间里，乔冠华推辞掉一切公务，天天去为总理守灵。当时中央规定守灵每天只去一个政治局委员，外交部轮流去一位部级干部。乔冠华是中央委员，外交部长，可以不必天天去守灵的，为了总理，他独自守到最后。

共和国外交部长最后一次为共和国总理送行，难道不也是暗示着周恩来时期外交部长生涯的结束吗？世界上许多自然现象可以预测，惟独政治气象无法先知。在乔冠华最后送别周恩来亡灵之后，坎坷的命运向他发出了灰色的请柬。

对于乔冠华，我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是个重感情、生性活跃的才子型的好人。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的外交史上，有3个人的形象在我的摄影镜头里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具有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具有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就是乔冠华，具有才子风度的外交家。他们配合默契，各显丰采，为新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外交大门。他们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且文才横溢。说到外交家，人们自然而然就要提起他们。

乔冠华虽说是外交部长，也比我年长10多岁，而我只是中南海专为毛泽东、周恩来摄影的记者，无论是官职还是年龄，我都属于他的部下和晚辈，可我们交往了10多年，又多次共同陪同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建立了很深厚的忘年之交。这过程，也是他由外交部长助理到外交部长职务变迁的过程。可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们之间有职位高低界线和年龄大小的差距。他总是乐呵呵地平视身边的同志，和他们风雨同舟，共度岁月。再因为他的个性直率、不端官架子和才子文绉绉的气度，手下的人都不惧怕这个上司，喜爱和他亲近，甚至和他嬉闹。19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喜剧电影逗乐倾倒了许多观众，不知不觉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就这样他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

别人叫他“乔老爷”，他不生气。家人也不时地称他几声“乔老爷”，后来索性叫“老爷”，他全都认了。久而久之，单位上下，红墙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乔老爷”何许人也!

我和乔冠华打交道最多的一次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拉14国，那也是我们的初交。

我的新闻拍摄采访主要由乔冠华负责，发回国内的新闻照片也由他审定，不过他非常放心我的摄影技术。记得第一次送照片给他审，他却递枝烟给我，也不看照片，说：“你自己决定发稿吧，我知道，你的照片不错，不看了。”临了，把一整包烟也塞给我，这以后我成了他长期“特供”的烟友。既然乔冠华这样信任我，我也就不送他审查了。他的信任只能增添我的工作责任心。

他的夫人龚澎正好是新闻司的“头”，负责发新闻稿，我和他们两口子打交道相对比别人要多得多。在访问团里最叫人注目的也要数乔冠华和他夫人。一个是外交部长助理，一个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职务相差不大，又都在外交部工作，这次又一起随同出国，自然是大家注意的目标，也是大家寻开心的话题。男人一离开家，没有夫人管着，自以为可以端端男子汉豪爽气派的架子，不管在家里是不是“气管炎”，反正出来了就想当当“夫轻松”。可乔老爷就不行了，没有他们那么自在，出国在家没有什么区别，妻子左右跟着，有时为了工作的问题还要争执一番，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夫妻斗嘴呢。说起来也冤枉，他们争争吵吵，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为自己的家事还真没有时间争吵呢，连孩子留在北京都顾不上管。不过那时代的人好像只知道工作第一，特别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更是不能有半点分心，得把整个人都交给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即使出国也不轻松，甚至比在国内还紧张。现在的人或许不理解，以为出国是游山玩水，领略异国风光的美差，想去只恨找不着门哩，你们还说紧张？要知道那时出国根本不是什么好玩轻松的事，更谈不上风光。每人的工作量就无法让你感到好玩，承担的重大责任更无法让你感到轻松。我们出访有很严明的纪律，外国人馈赠我们的礼品几乎不和我们见面就全部上缴礼宾司，连吃饭也和国内一样要按规定交钱，跑14个国家每人只有30美元的零用钱，有什么风光？至于什么买大件、换外汇，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周总理更加严于律己，连出访服装都是他自己出钱制作的。我们至少出访服装不用自己出资。

大家不在乎经济所得，却很重视精神的充实。工作之余，大家娱乐方法也很多，打打扑克下下棋什么的，要不散散步。有时就凑一起取取乐，和乔老爷夫妇开玩笑时，我一般不参加，只是在旁边掩嘴偷偷笑，觉得乔老爷十分有意思，标准的乐天派。不管别人怎么说笑，他不恼不急，甚至比别人更有兴趣，而且会突然乘人不备，来个“回马枪”。大家被他打“哑”了，他便开怀大笑。我从心眼里喜欢这位大个子却没有大架子的“上司”，和谁都能谈谈笑笑，渐渐地我和他也敢放开了。

乔冠华虽然是嬉笑怒骂、批评人尖锐、不容半点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就很深。他最崇拜敬仰的伟人就是周恩来。如果说远距离仰望一个人能使人产生崇拜，那么，近距离相处后产生的崇拜是真正人格上的崇拜。他们在一起相处交往了整整30年，从重庆办事处就在一起，在周恩来培养教育下，乔冠华由留洋才子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重大国际事务。1971年率团参加联合国会议，首次代表新中国坐在恢复后的联合国席位上；1972年，乔冠华负责起草了中美公报，公报公布后，引起了世界强烈的反响，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后来又迎接了尼克松访华。他这一连串重大外交活动，深得大家的赞赏。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而关注他成长的周恩来总理却住进了医院。那时外交部情况复杂。我有时见到乔冠华心情苦闷，常常对我说很思念病中的总理。他说现在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有机会和总理说说话，多坐一会儿。1975年夏天，我为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留存了这珍贵的瞬间，就是乔冠华积极倡议的结果。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邓小平同志在再次被打倒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为周恩来致悼词。2月邓小平就遭到点名批判，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又一次满天席卷。我当时听说外交部是右倾翻案的“重灾区”，真为老乔捏把汗!我知道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学会“建筑城府”这种本事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对于乔冠华来说，周恩来逝世，犹如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后来邓小平同志遭受批判，老乔的脚底又少了一块结实的地。记得总理丧事后不久他病了，这病是由于内心深处积郁了许多委屈而爆发的。听说他住进医院后，有人就借批邓风，把外交部的老干部也捎带上一块批了。

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不在主席面前谈什么，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情。

整乔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始。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当不了啦。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很为他担心。

记得在1974年5月，我去主席书房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事重重的。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的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

“嗯？……”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他是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

主席这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主席发话，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的，现在只有我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始我们都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是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等到6月成都之行，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党委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乔冠华爱抽烟，吞云吐雾。乔冠华爱喝酒，腾云驾雾。有了固体的烟和液体的酒作为他灵感助剂，写出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如山峦凝重，文笔极好极好。他的跟前始终不离两样宝贝，一是烟二是酒。几十年如一日：“恶习不改，痴情不变”。

他的嗜好正好对上了我的偏爱，因此我们除了烟友还是酒友。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我揩他老首长的“油”了。他有好烟好酒自然也不会忘记我，有时我们一同陪同出访，他会悄悄往我的包里塞上一条外烟，或是一瓶好酒，甚至国外的名牌打火机也会从他手里挪到我的口袋里。有时我不好意思，要好好谢他，他一听却哈哈笑，笑得他那大个子直摇晃。“杜山你就别客气了，不喝白不喝，不抽白不抽。”

1976年夏，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华国锋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和以往一样，高兴地上前打招呼。他见我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在沙发里，臂膀无力垂着，手里还夹着半截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执行右倾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有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枝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了烟。

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自己独处，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儿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老杜，老乔昨夜等通知，不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飞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同机不要紧，关键是老乔有许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话听得出来她在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个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汇报也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家族的女儿，自幼个性倔强，观点鲜明，清高直爽，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我看，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下后，大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手里有留影的家伙，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看得出来，乔冠华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别人睡觉了，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黄色照片”。又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杜修贤叫去预谋，就是研究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少，何谈黄色？再说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为了叫他们紧紧挨着，乔老爷直笑骂我，说我拿他个老头开心。这可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何干？写大字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霉上了。

心脏的绞痛

联大报告出来后，他却因劳累过度心脏发生了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病理常识，送医院及时，控制了梗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这时毛泽东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乔冠华赶不上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五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大开会。我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他，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可能刚刚守完灵。我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他的肺常年烟熏火燎，已经出问题了，不得不节制。我坐下后感到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我一句话：“主席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我估计他也没有收到请柬。那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动都少不了乔冠华的请柬。这次我也奇怪，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告诉我，如果乔冠华这次上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我没有请柬问题不大，反正要上台拍摄的。后来追悼会那天，我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郁不快，听说是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请柬。

这兆头好像不吉利。我心里挺疙瘩的。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

联大报告出来后，他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病理常识，送医院及时，控制了梗死。不然那时就魂系英灵了。不过倒能落个轰轰烈烈的场面，也能免去诸多磨难。

属于另外世界的人是不会遭受人间的苦难的，解脱也是一种福气!

乔冠华不仅没有一病不起，而且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何如何什么的，他去参加会，至少可以说明主席去世中国政局没有乱。

1983年，乔冠华走完了他70岁的历程，同妻子、家人永别了，也和我们这些敬重他的人诀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