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世贵的记者人生（王学言 彭淑玲）

他，一头花白的自来卷，大大的眼睛，慈祥的面容，风度翩翩，看上去，一位大文人的气质。

他，虽已年逾古稀，但见到他的人，觉得似乎还年近花甲，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人。

他，一辈子用笔和镜头记录社会真善美、假丑恶。

他，就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民日报》退休老人、高级记者颜世贵。

挥运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万鈞文。在颜世贵的记者道路上，充满激情与传奇。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他都采访过。他不仅了解高层权贵生活的“宫廷秘史”，也深知基层黎民的酸甜苦辣。

为党讴歌，为民立言。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止。在漫漫的人生征途中，无愧记者称号。

上世纪40年代初，颜世贵出身在高作镇的一个叫荣群村的一条小河浜上，父亲是地道本分的农民，大字不识一个，战争年代参加过支前工作，后来一直守着贫瘠的土地，靠天吃饭。贫穷与饥饿是颜世贵童年与少年的全部记忆，求学的路，异常的艰辛。他永远难忘他的二姨夫，把买小猪仔的钱给他缓解读书费用的燃眉之急。这是一种苦难中的温暖记忆。这样的生活记忆，让他时时能体会到弱势群体的艰辛与不易，并愿意伸出热情的双手。

1966年，颜世贵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品学兼优，1967年被人民日报社选调，成了《人民日报》的记者。当年的《人民日报》社，在江苏的高校中就选调了他一个，成了苏北水乡的“夜明珠”。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很让父老乡亲刮目相看的事情。

从此，在颜世贵的心目中，暗暗下定决心，记者是一种职业，在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更要为民仗义执言，站在历史的近处，观察社会，思考问题。

他一直认为，新闻在路上。他的心与脚步永远在路上。天安门事件、农业学大寨、唐山大地震、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衡广铁路复线建设，以及第十一届亚运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他都一一经历并用文字见证过。“农业学大寨”，他在大寨采访了一百多天。“开发大西北”，他在西北五省一走就是四五个月。他说，现在的人是无法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他期待他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的真相，知道一些被人忽略或是冷落的生活现象。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上的无效能的混乱现象，颜世贵采写了《满天飞与飞满天》的报道，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英国的《泰晤士报》对此作了评论，认为这是一篇“少有的新型真实报道的样板”。

1979年10月中旬，湖南临武县童子村的一封群众来信，署名者个个按着鲜红手印，请求报社派记者去看看他们祖祖辈辈缺水是如何生活的。颜世贵与同行欧庆林受命前往调查，两人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了郴州，再换汽车到县城，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才到童子村。童子村，山区一个穷得让人无法夸张的农村。当时，“左”的思想还比较盛行，“文革”的余毒还未肃清，颜世贵与欧庆林把连续几天的采访，写成记者手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还写了内参，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批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拨款引水，从而使童子村告别了吃水难的历史。是他们用笔，使童子村的生存环境有了相对的改善。

他们还做了一件与记者职业无关的事情，在童子村带领当地干部一起爬绝壁、钻溶洞，踏勘水源，寻找可行的引水方案。他说，记者工作不仅要反映老百姓的疾苦，还应该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既是记者的本分，也是做人的准则。

时隔25年之后的2005年，颜世贵又特意去了一次遥远的童子村，看看那里的人可否生活得好？不过此时，他已是一位退休的老记者，但童子村的往事，却成了他魂萦梦绕的牵挂。当年的情景仍不时在他的眼前呈现。

25年了，童子村的父老乡亲，一点没忘记这位来自京城的为他们“解渴”的人民日报记者。当颜世贵出现在童子村的时候，村里用鞭炮声迎接了他。在村支书的大门上，还贴出了他和已故的欧庆林的嵌名联：上联：世代感洪恩沾雨露花开富贵。下联：庆云辉五色仰光华彩映山林。横批：感谢政府和记者。 

当颜世贵离开童子村的时候，村里又响起了鞭炮声。在村民们的挥手中，他眼含热泪告别了这个已铭刻在他心中的童子村。他是一个特别容易动感情的人。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新闻报道得罪人也是家常便饭，但颜世贵从来没有因为得罪人而退缩过。1978年，他去石家庄采访，在石家庄的街上走着，到处都是大字报，反映的其中有“文革”期间河北一个单位占领学校用地的遗留问题。

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写了《顶头上司更要以身作则》的报道，还加了编者按。新闻见报后，被点名批评的单位暴跳如雷，用大卡车拉上十几个人，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兴师问罪。来人竟然要在人民日报报社门口贴颜世贵的大字报，说他道听途说。面对那么多人的质问与压力，他的回答是，我的报道真实，没有错！

颜世贵很在意的一个词就是“真实”。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对他来说，不可动摇，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与灵魂。

1984年，颜世贵在江苏农村采访，了解到无锡县堰桥乡对乡镇企业，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与“干部聘用制”、“工人合同制”、“工资浮动制”的“一包三改”，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

这无疑是农村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他写成新闻送审，县委书记对此有看法，以似是而非的理由阻拦。颜世贵在了解事实真相，没有听他的。当新闻配短评在人民日报一版见报后，立即引起了反响。江苏省委专门发文在全省推广这个乡的“一包三改”经验。

记者的名字应与作品联系在一起，这是颜世贵的座右铭。同样是文字工作，记者与作家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尤其对新闻记者而言，文字是一种特别敏感而又严肃的东西，颜世贵是从“因言获罪”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言论的敏感？退休后的他，看到那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还是会写。他说，我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要告诉人们，正确的现象应该是什么？他的记者职业使命感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基因的一部分，固执而坚定。

即使在“文革”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里，有些人迫于形势超越了人格的底线，出卖良知，换得暂时的平安。而颜世贵依然活得很真诚、坦荡。

颜世贵曾在句容农村参加过“四清”运动。一天，社员红卫兵赶到南京给了他一本手写诗集，作者叫丁贵春，说是“黑诗”，大队准备批判，请他帮助深挖诗的反动思想。丁贵春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地质研究生，1956年任大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接受批斗，先送兴凯湖农场劳改、后遣回句容农村老家劳改，一直到1979年平反，整整21年。

对于丁贵春的这本诗集，颜世贵看不出诗的字里行间，有什么反动和罪恶，只是这位“大右派”记录自己的一段苦难心路而已，苦恼与惆怅，希望与渺茫，凝聚着作者的血与泪。

颜世贵对社员红卫兵说，留我这里写批判吧。他借口把这本诗集保存了起来。这一来，整整保存了13年，然后交给了诗集的主人。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犯大忌的，弄不好会引来“阶级立场问题”。而颜世贵当时是一个将要毕业的大学生，他与丁贵春原来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当时是生产队的一个“大右派”。后来，丁贵春接受了颜世贵的建议将此编成诗集《流放者之歌》，请颜世贵写序。颜世贵说，这是我为朋友所写序中最为伤感的一篇序。丁贵春先生整整21年的右派生涯，让他心疼。他舍不得一个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被时代不堪的折磨与侮辱。他从来不是一个因为时代而改变的人，也从来不是一个跟风的人，他有坚定的是非观念与清明的慈悲胸怀。

然而，对颜世贵来说，他也有一部说不清的罗曼史。1975年，“五·七”干校的下放劳动，是变相的劳改。颜世贵成了水稻班班长，赤膊上阵，在田里除草、喷药、查看水稻的长势。有几张老照片，他像一个很专业又很敬业的农民。还有一张合影，他笑得依然那么的灿烂。使人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像大文豪苏东坡的人，任何的打击对他无能为力，他永远像一朵太阳花，率真热情的生活着。

颜世贵至今还记得1982年采访费孝通时，费老对他说过的话：“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还谈得上什么爱国？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要做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到处流浪。”

这一年，颜世贵回老家过年，应邀出席了家乡政府的春节团拜会。会上，地方父母官在介绍了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之后，开始座谈。颜世贵被点名第一个发言。他没有接过领导的话茬，开门见山却讲起了关于家乡的绿化和水资源污染的不足之处。在这样的春节团拜会上，他的发言，显然是不合时宜。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知道合时宜的人。他说过，他的真话总是在一段时间后慢慢的被人肯定的。他不怕得罪人，他怕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是一个敢言的人，替百姓代言的人。

家乡与父老乡亲的疾苦，一直是他的牵挂。俗说家丑不可外扬，而颜世贵想，我作为记者，一定要担负起记者的责任。他写过关于家乡的内参，写的都是最最实际的问题。水的污染关系乡亲们的身体健康问题，文字里流淌着一种揪心的痛。然而，颜世贵是热爱家乡的，他在为民“请命”的同时，他又想方设法帮助家乡办实事。为了解决家乡的环村水泥路，他帮村里起草报告，找省长“开后门”化缘。为了解决村里吃上自来水，他风尘仆仆从京城到省城找主管的副省长批资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喝家乡的水长大的，是故乡人民培育了我，一辈子也忘却不了养育之恩。”在他的努力下，村里建起了水塔，修了一条乡村公路。村里人为了感念他的恩情和一片赤诚之心，把那条路命名为“记者路”。

他不当记者了，写起了博客。在他的博客里，有许多家乡的图片，再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乡村田野的景色。在越南的湄公河畔，他想到了杜拉斯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情人》，由此也想到了家乡，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乡，家乡的滩河，他觉得家乡的河与湄公河一样，有着不同的美丽。他是一个感性而念旧情的人，他从来没有嫌弃过他的家乡。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当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时提出的。颜世贵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在他身上，幽默、随和、真诚、执着、浪漫是那么的和谐而统一。

在他的眼里，众生是平等的。大人物，小人物，一样的礼遇。大城市，小乡村，一样的心情。他跟随过邓小平、赵紫阳、李鹏、江泽民等领导人采访。李鹏总理曾给他改过新闻稿。他采访过费孝通、倪志福，拜访过南怀谨，也采访过铁路建筑工人、农民。他的新闻报道，文字感是与众不同的，有的报道，似有春秋笔法，简练省净中有人文关怀。他的人物传记，写得特别传神细致，很见功力。新闻、人物传记之外，他也写随笔，他的随笔，散淡，细腻、温情。

这些年，颜世贵写了近三百篇的博客文章，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多半是生活化的，像一盘丰盛的大杂烩，吸引了许多人，感动了许多人。文字之外，他的摄影也是不错的，他喜欢拍照，到处走走，日落月出、风霜雨雪、幼儿园的小朋友、世界各地的风景，但凡入眼的，都会拍摄下来，配上文字，并有所感悟。

颜世贵出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叫《往日时光》，写了他这么多年来的成长、生活与工作，里面有苦难，有辛酸，也有喜悦与感动，都是真实朴素的人间情谊。如今，他又应邀参与主编《人物传记》杂志。他说，当记者时他的办公室在路上，现在的办公室在网上。他的生活，那么的充实而自在，他好像还是二十多岁那个什么都不怕的年纪。

我问他，这么多年当记者，可有觉得为难和不好做的时候，有没有知难而后退过？他坦然一笑：没有，既然从事新闻记者这一行，就应该兢兢业业，尽力而为。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是如此的执着、追求，无怨无悔。

颜世贵写了一辈子别人，唯独没有写过自己。当我们提出采访他时，他谦逊说：我没什么可写的，只不过当了一辈子记者而已。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一切都顺乎自然了。韶光已逐西风去，夕阳虽红当惜时。

这，就是颜世贵的记者人生，他的名字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