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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乡之子到“三线”骄子——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 王春才(王学言)
今年“七一”前夕，经有关部门批准，香港凤凰电视台专门组织力量，拍摄“大三线”大型专题纪录片，年逾七旬的原主任王春才成为拍摄记者追踪的焦点人物之一。此时此刻的王春才面对镜头感慨万千，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回忆过去，好似一个美丽的传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国际风起云涌，毛主席作出了“大打”、“早打”的战略判断，党中央发出了“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的战略决策，从此拉开了中国长达20年、全国共有数百万人参加的“三线”建设。出生在建湖水乡农民家庭的王春才就是这数百万“三线”建设大军中的一员。从此，王春才将毕身精力全部献给了“三线”事业，谱写了一曲人生的“三线”之歌。他既普通又平凡，他用忙碌的一生记录了“三线”的起起伏伏、建设发展；他用辛劳的一生见证了“三线”的风风雨雨、阳光彩虹；他同数百万“三线”人一道铸就了“三线”精神。
——日夜兼程十七天，奔赴祖国大西南
那是1955年8月1日，年仅20岁的王春才和180名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的同学一起，怀揣梦想，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大西南去，那天，他们从扬州出发到镇江乘长江大轮船逆流而上，奔向祖国的大西南。第一次远离亲人、远离故乡，第一次看到浩瀚的长江波涛汹涌，使王春才等全体同学热血青年心情无比激动，他们的心情好似滚滚长江水奔腾不息。
王春才是180名去西部学生中的“领头羊”。临行前老师将180人交给了王春才和另一名同学，发给他们4000元钱，作为180名同学的交通、住宿、吃饭的全部费用，王春才深感责任重大，这4000元可是全体同学的生命钱，他如同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一点不敢怠慢，为了这钱，他们两个人轮流值班睡觉。
在上海到重庆的客轮上，这是王春才的第一次走向社会的人生旅途。王春才想得最多的是人生的过去与未来。自己出生在苏州，父亲靠拉黄包车度日，整天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战乱又把他们家从苏州逼到故乡苏北的建湖县高作乡大卜舍农村，父母仅靠种几亩地供兄妹读书，含辛茹苦，1952年王春才初中毕业后考入了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在学校由于品学兼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校成了人人羡慕的佼佼者。他深知，作为农民的儿子，能有如此今天，来之不易，我一定要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能忘记父母把他们兄妹几个拉扯成人的艰难岁月，用实际行动报答党的培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就这样，王春才和同学们乘船搭车，经过十七个日日夜夜，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第一站重庆，然后又乘火车到成都，同学们分别到各自的单位报到，王春才被分配在784厂（军工厂）筹建处，当时的784厂在成都东郊，还是一片荒地，临时工棚，条件十分艰苦。的确有想家的时候，但他始终牢记学校领导在临行的嘱托：“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为建设国防作贡献，把全部的精力投身到国防建设中去。”他们整天顶烈日斗严寒，风里来雨里往，身背经纬仪、水平仪在工地测量放线，认真工作，为把苏联专家设计的图纸在中国西部描绘最新最美的宏伟蓝图而出力流汗。1954年到1958年11月，就这样他在基层工作了三个年头，终于建成了784厂，他们兴高采烈激动不已。
人说：三线人，献了青春献子孙。而王春才是献了自己带爱人，这是他对三线奉献的真实写照。1958年9月，王春才向厂人事部门申请将在苏北建湖县高作区机关担任妇联主任的未婚妻吕婺常调企业工作，建湖县委组织部收到协调函后，经研究同意调出。吕婺常同样是一路披荆斩棘十几天，只身一人来到成都。和王春才一起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夫人见到远道而来的水乡姑娘，能说会道，还专门宴请吕婺常，并向吕婺常献上一束鲜花，祝贺中国小伙春才和姑娘婺常团圆，欢迎婺常一起建设军工厂，当时，王春才和吕婺常十分感动。
就这样，夫唱妻和，几十年时间，吕婺常在军工企业一直干到1989年退休，年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然而，当时她的退休工资只有198元，从公务员到企业，工资相差近一倍还多，但他们无怨无悔。
——悠悠岁月五十载，执着追求终无悔
如今的王春才已年逾古稀。到三线工作五十多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回想起自己从一个青年、到垂暮之年人生旅途，是那样的动情和感慨。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外部环境。1964年，时年71岁的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基于战略考虑，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作出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当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从各方面调人。经第四机械工业部推荐，王春才被抽调到西南局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工作。直到1965年2月，他到新单位报到之后，才真正了解了“三线”的含义。
大三线地区是从战略角度在地理位置上的划分，是相对于当时一线(沿海)、二线(中部)而言的。它是指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13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建设的重点是八省一市，即云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国家在三线布置重大项目，使国家的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
王春才从20岁投身大西南建设开始，寻觅自己的人生轨迹，悠悠岁月，一路红尘滚滚，吃尽千辛万苦，从水乡走向大山，从校门来到工厂，又走向领导岗位，一步一个脚印，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然而，这段时间也正是王春才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他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三线事业。“那时的建设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把工厂建在大山深处，所以他们也就整天在荒山野岭中战天斗地，远离城市和亲人。”王春才曾讲述了令他难忘的几件往事：
1966年2月，王春才和西南局国防工办领导及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高峻副部长在四川广元081基地的建设现场蹲点，住在席棚里。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被子上总是积上一层厚厚的沙，大家只好将头埋在被窝里才能入睡。
1972年，他同成都军区茹夫一参谋长、西南局国防工办蒋崇璟主任到青川县789厂检查工作，住青川县招待所。被子上有虱子，他们就带头脱光衣服睡觉。就餐和工人临时一起排队，凭饭票买饭菜，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在工作中最使他终身难是他先后六次遭车祸，受伤住院治疗，但每次都因抢救及时，大难不死。而每次家里人知道后总是如晴天霹雳。
王春才硬是凭着一种对三线建设无私追求的执着精神，赢得了上级领导和专家的无比信赖，他从一名办事员到国家计委三线办的“当家人”，从1955年投身大西南建设，抢建成都784厂开始，到1965年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转入四川省国防科工办，从事三线建设规划实施调整工作。先后担任科长、处长、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规划二局局长、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大西南、奉献给大三线。兑现了投身西南初期自己的人生诺言，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
“这就是我们三线人的精神，无论物质条件有多艰苦，大家都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王春才讲，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锻炼了三线人，成就了三线事业，铸就了三线精神。
那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我国156个建设项目，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前身）将苏联援助的四个工厂定点在成都东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人才奇缺，王春才这一批青年人成为建厂骨干。1956年初，厂领导将他从基建科抽出，担任苏联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的助手。王春才跟着这位教授级的建筑学专家学习了3年的技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离别之际，我们相拥流泪，真的舍不得就这样分别。”对于这位良师益友，王春才至今难以忘怀。
半年后，在厂领导的支持下，王春才编写的《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建议汇编》在系统内部出版了，全书共十四章，20多万字，图文并茂，实用价值非常高，第四机械工业部建设司将书发到下属单位作为学习教材。得益于此，他后来升为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都免于考试。
王春才对工作极端负责，实现了他人生的梦想与追求，而他的为人同样是满腔赤诚，赢得了大家的啧啧赞声。王春才无论是担任科长、处长、局长到一把手主任，对工作十分认真，对同志极端热忱，几十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国防建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特别是对待同志同事有一颗赤诚之心，平时，无论工作多忙，对职工和下属的困难总是特别关心，逢年过节或哪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登门看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如今仍在大西南有口皆碑。如2005年12月下旬，已经退休的王春才陪同客人到重庆出差，家住重庆的蒋孝安老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三线，他从789厂副厂长位置上退休，虽是副厅级干部，但由于在企业退休献当时每月仅拿几百元的退休工资，生活俭朴，多年如一日，王春才每年都去看望他或打电话了解他的生活情况，而每次蒋孝安见老领导特地看望自己，既感动也感激。王春才知道蒋孝安的瘫痪女儿蒋建华的情况，执意要去看望。老蒋无法拒绝，晚上就带着王春才一行4人到蒋建华的住处。蒋建华看到父亲的老领导这么大年纪冒雨前来，还买了礼品来看望她，十分高兴和激动。在蒋建华的住处，王春才不仅问寒问暖，还了解她生活学习情况。王春才在房间内推着建华的轮椅，选择合适的位置，与大家一起同蒋建华照像留念。他的一举一动让蒋孝安父女非常感动。其实类似这样的事对王春才来说，真正是不胜枚举。
——呕心沥血二十秋，乐为元帅补丰碑
王春才在从政时人生无遗憾，堪称政坛俊杰，深受广大群众的爱戴，被西部群众和三线广大干部职工称之为“人民的好公仆”，而退休后他用20年时间奋笔疾书，为彭德怀元帅补碑的事同样被人们传为佳话，使他一举又成了文坛英才，先后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报告文学协会会员、四川省报告文学协会副会长，这些荣誉都是他从官场下来之后取得的骄人业绩。
王春才出版过多部著作，尤其是《元帅最后的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成为首部反映彭德怀在三线工作经历的著作，再现了彭德怀元帅在三线期间的音容笑貌、高尚情操及铮铮铁骨。1998年，女作家原郁在《中国军工报》发表文章，称他是“为彭德怀补碑的人”。
1965年，在“庐山会议”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在闲居6年后再度出山，于11月30日抵达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1966年12月22日，受到“文革”冲击，彭德怀被江青指使的红卫兵揪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8年后含冤去世。虽然在三线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可是彭德怀却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以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走了几十个县市、几十个三线工地，解决了不少问题。由于工作关系，王春才在这段时间能经常接触到彭总，也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那时每次三线工作会议都是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每逢开大会，彭德怀都是提前到会，孤单地坐着，大会主持人请他到台上坐，他都谢绝了，而是在台下认真听、认真记笔记，从来没有架子。
“我还和彭老总一起看过电影呢。”1966年9月15日晚上，与会人员在宾馆看《战上海》电影，王春才碰巧和彭总坐在一起。服务员递给他一杯茶水，彭总客气地让给了年轻的王春才。在看到影片解放军冲锋的场面时，彭总扭过头跟王春才说：“不是这样冲法，这是要吃亏的……”
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给王春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远都记得他在永兴巷、玉沙路背着手，看批判他的大字报的场景，英雄末路的身影让人感到心痛。”王春才在心中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用笔墨再现彭总在三线的晚年岁月。
在积累素材20年后，王春才行程数万里，采访了近百位知情者，于1986年10月开始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彭德怀在三线》一书，以生动朴实的文字叙述了彭德怀忍辱负重、在大西南任职期间工作、视察、生活的情景。1987年元旦起，该书首先在《军工导报》连载，1988年8月，由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带病改稿，还为该书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
1995年，王春才策划，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将该书改编联合摄制成《彭德怀在三线》电影。1996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被评为文化部华表提名奖，四川“五个一”工程奖。为纪念彭德怀元帅2008年10月24日诞辰110周年，2008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第四次修订再版《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70多张插图，27万字。全国多种报刊进行文摘选载。中国作家协会网、百度网对作者、书的内容作了介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凤凰网进行了连载。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郑幼敏演员、剧作家，将该书改编成22集《元帅的最后岁月》电视连续剧剧本。是一部正气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已审查，“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研讨修改剧本。最近，王春才对我说，一年多时间了，他赠此书给友人已700多册了。
“学彭总、写彭总是我应尽的责任。有幸的是，我抢救了彭总在三线的材料，为后人学习研究留下了资料。”在王春才看来，这是他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
他不仅为彭总补碑写出了传世佳作，还为大三线讴歌颂德。
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春才主编的《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160万字，《中国圣火》、《蘑菇云作证》、《金色浮雕》、《穿越大裂谷》四册。1993年4月9日，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为该书题了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为该书作了序：“一次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原文化部副部长、著名老作家陈荒煤也为该书作了序：“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从此，拉开了宣传大三线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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