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新中国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系江苏盐城建湖县庆丰乡东乔庄人氏，笔名乔木、于怀、于潮。乔冠华于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开山祖师金岳霖教授。稍后他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大继续攻读哲学。同年因参加日共外围组织，被日本警方逮捕后驱逐出境。1935年乔冠华公费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两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年仅24岁。抗日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回国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于1938年2、3月间离开巴黎乘坐法国游船“霞飞”号抵达香港。1939年经廖承志、连贯介绍，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

 

闻名中外的杰出外交家乔冠华长期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历任香港《时事晚报》主笔、《华商报》、《大众生活》编委等职。1942年乔冠华来到重庆后，旋入《新华日报》工作，翌年秋与新寡的周恩来秘书兼英语译员龚澎结婚。抗战胜利后，乔冠华夫妇随周恩来转赴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前夕，乔冠华携夫人龚澎再度赴港，次年出任复刊后的《华商报》社论委员、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首任社长、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等职。

 

自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乔冠华是杰出的国际评论家。他风度翩翩，潇洒自如。造诣精深的学者、作家、出版家宋云彬先生拍案赞曰：只有乔冠华的洋洋数万字《方生未死之间》方能与民国初名噪一时的记者黄远生比肩，且“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话并非虚言。乔冠华到重庆后，又使《新华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倍增光辉，大放异彩，他被圈内人士誉为“第一小提琴手”。

 

才气纵横、学有根底的乔冠华是新中国外交舞台上少有的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便素有“南乔”之名。其时，乔冠华与在延安的被广泛誉为中共“党内一支笔”的“北乔”胡乔木遥相呼应，辉映媲美，一时传为佳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调北上的乔冠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涉身外交界后历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等职。

 

1971年深秋，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1971年至1976年历届“联大”会议。在此之前，乔冠华还常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将军的顾问身份赴纽约成功地参加过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讨论。乔冠华曾随已故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以及邓小平副总理多次出访，并参加了1954、1962年两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以及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中苏边界谈判。他是70年代初开始启动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中方主要参与者。

 

在3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乔冠华每每与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基辛格、葛罗米柯、马立克等国际风云人物周旋，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素为周恩来、陈毅乃至毛泽东所器重和赏识。本文介绍他和领袖毛泽东在过去漫长岁月里所发生的种种轶闻趣事。

 

纤笔可作坦克师  “于兆力”成蓝皮书

 

毛泽东一向欣赏乔冠华的才华，他曾高度评价乔的国际述评，称赞他的某篇文章可以顶得上几个坦克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乔冠华自广州来至香港。一进《时事晚报》社，他即以撰写国际述评而驰名香江。著名文学大师茅盾在《劫后余生》中就将乔冠华誉为“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半是金仲华、张铁生和张友渔)。当代报告文学名家徐迟先生在其晚年力作、有些类似卢梭《忏悔录》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江南小镇》中高度评价乔冠华的才情：“他是我们时代的最杰出的人物，岂仅是一般的新闻记者、社论记者，他实在、终究将是这个世界的新闻人物、政治风云里的凤毛麟角，山鹰中之山鹰。”如今乔氏已去，尘埃落定，盖棺之后平心而论，乔冠华仿佛是一位天生的杰出时事评论家、国际问题的专家和权威，他当外交部长远没有他所写的那些国际述评来得精彩。积数十年之研究，窃以为，乔冠华抗战时代所写的一系列文采斐然的国际述评，如《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还强》、《向着光明宽阔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国际述评集》，最集中体现了他的才气。只有在这些熠熠闪光、满腹珠玑的文字，乔冠华的盖世才华方真正淋漓地发挥出来。至少笔者作如是观。

 

    1939年3月初，《时事晚报》的创刊号发表乔冠华撰写的第一篇社论《马德里的陷落》。整整50多年过去了，徐迟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乔)以俊逸的文笔，写出透彻的见识，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不舍了。……”徐迟后来称颂说：“我感到他的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彩。”“每篇都十分精辟，动人心弦，简直是非读不可的文章。到了时候如没有读，就茶饭无心。”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依然没有脱离笔政，故与毛泽东过往甚多。50年代末，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应毛泽东倡议问世。该刊的国际述评初时就由乔冠华参予执笔，署名“于兆力”。“于”即于怀、于潮之“于”；“兆”就是前中宣部副部长、继羊枣(杨刚胞兄)之后最优秀的军事评论家“秦上校”姚溱；“力”即“文革”中炙手可热、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王力。这位后来红得发紫的大秀才对乔冠华的才气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其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中，即令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际，也没忘记在造反派面前为落难的乔冠华“美言”几句。有的造反派以痛打“落水狗”的口吻嚷嚷：外交部这么多部长，没有一个能办事的！只会画圈。王力当即表示：“我不了解别人，但我至少了解一个乔冠华，他是亲自动手的。”“于兆力”的文章曾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重视。美国国务院曾把“于兆力”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其权威性可见一斑。

 

50、60年代之际，外交和国际宣传是在中央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周恩来责成乔冠华和外交部、中联部其他负责同志具体指导《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中苏论战公开化以后，乔冠华是“秀才班子”的主要成员之一。该时可谓风云际会，少长咸集，诸如熊复、胡绳、吴冷西、姚溱等人皆参予其间，济济一堂于钓鱼台国宾馆。乔冠华曾参加起草了不少答复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及有关声明。

 

南北“二乔”同出盐城  毛泽东巧断“人名官司”

 

从香港到重庆《新华日报》之前，“乔木”就是乔冠华撰写国际述评时用的笔名。乔木一名出自《时事晚报》同仁梁路晨。梁先生感到乔冠华写的这些文笔极为流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社评和国际述评登一下就完了实在太可惜，就建议乔找一个通讯社，把所写的文章署名后再发往世界各地，借以扩大影响。乔冠华一听，正中下怀。但是，《时事晚报》属于余汉谋办的报纸，不能用乔冠华的原名发稿，须用笔名。“那么就用‘乔木’吧？”梁路晨信口说道。“好吧！”乔冠华不假思索地便答应了。于是，“乔木”这个名闻遐迩的笔名就这样问世了！于是，一个随手拈来的名字便传遍了南国，乃至南洋各国！请看现代作家叶灵凤先生笔下的乔冠华：“乔木本来是个笔名，而且是他到了香港以后才用开的。抗战初期，他在广州就一直用的是乔冠华这个名字。不过在朋友之间，无论是在当面或背后，我们总习惯称他为‘老爷’。只有当你连叫他三声‘老乔’，他都不答应你，那时你才喝一声‘乔木’，或‘乔冠华’，他就必然抛下书本从沉思中惊醒，皱起两道浓眉，笑嘻嘻的走过来了。老乔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物。”冯亦代回忆说：“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亮起来……”

 

此时，乔冠华为《时事晚报》撰写的社评几乎每篇都通过中国新闻社发往南洋各地诸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华侨报纸。故而乔冠华素有“南洋华侨”之美名。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出访印尼等国，当地不少华侨青年声称，他们在抗战时期都读过乔木的妙文佳作。不过无论是梁路晨，还是乔冠华本人，都不曾料到“乔木”一名会如此闻名于世，更未想到还会惹出一场“人名官司”，以至“对簿”毛泽东前。此人就是“北乔”胡乔木。

 

南北二乔是新闻文化界乃至中国政坛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才华名望堪与伯仲。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在清华园读的是历史系(乔冠华在哲学系)，二乔那时便已熟识。乔冠华晚年曾忆及这位校友：

 

“另一位同志，不是同班，好像比我低一点，就是胡乔木……当时，他参加党的活动，被捕与否不知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学校里看不见他了，与他家也失去了联系，我们过去也认识，所以他父亲到清华来找他，就找到我……”

 

南北“二乔”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季老对“二乔”印象颇深：“我认识(北)乔木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20岁，他小我1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1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的‘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10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众所周知的生涯。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都没有官架子。

 

当乔冠华在香港新闻文化界大施拳脚的时候，胡乔木已在延安被广泛誉为中共“党内一支笔”。两位都是大手笔，大秀才，南天北地遥相呼应，辉映媲美，一时传为佳话。他们相差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亦曾同顶一方盐城故土，共饮京杭运河之水；且是水木湛清华的校友，又都是才华横溢的书生秀才，学有根底，造诣博大精深，各有千秋，皆因烽火三月，各据天南地北，倒也相安无事。麻烦出在1945年深秋国共重庆谈判之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离延赴渝共商建国大计。毛的一干随行要员之中就有秘书胡乔木(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彼时，胡早以“北乔”自况，并为各方认同，他到重庆之初便以“北乔”之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而乔冠华作为《新华日报》编委、国际述评专栏的负责人自然耳闻目睹。南北二乔谁也不肯放弃“乔木”一名的署名权，一场“舌战”无可避免地爆发。“南乔”乔冠华说：“我本来就姓乔，身高一米八三，就像一棵挺拔的乔木。”“北乔”胡乔木说：“我的名字本来就叫乔木，此名自然非我莫属。”一时互不相让，难分难解。署名之争因重庆谈判的结束、毛泽东离渝返延而暂告休战。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夜，胡乔木随毛泽东自平山西柏坡入京，身任新华社社长，稍后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乔冠华也自港北上抵京，他刚卸去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之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旋即涉身外交界。合该是“冤家路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南北二乔竟走到了一起。除了在刚刚成立的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主任委员）担任副主任委员外，乔冠华还兼任新闻总署下属的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的前身）局长。这新闻总署署长不是别人，就是胡乔木！“人名官司”就打到毛泽东那儿。

 

毛泽东不愧是判案的“大手笔”，一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样子。他不亲不疏，并不偏袒自己的大秘书，先问乔冠华：原来用何名字？乔答：冠华。毛泽东即一语定乾坤，作出“终审判决”：这个名字甚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仍然姓乔。毛泽东转向胡乔木：你可复姓原姓，保留乔木一名，就叫胡乔木。两位意下如何？这真是一种极佳的平衡：南乔留姓，北乔留名，“利益均沾”，分而享之！妙极!乔冠华和胡乔木一听言之有理，况且又打了个“平手”，两人便双双接受了毛泽东的“调停”。乔冠华晚年回忆说：“解放后组织上决定他用胡乔木(胡是他原来的姓)，我恢复现在的名字，亦即原来的名字，……”便是指此事。

 

毛泽东对南北二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作打油诗云：“古有大小二乔，今有南北二乔。……”

 

1964年12月26日晚，中南海灯火通明。毛泽东破例为自己71寿辰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宴会。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江苏盐城籍代表、当时的上山下乡先进典型人物董加耕等当时的知名先进人物荣幸获邀，并与他老人家同桌。觥筹交错，举座尽欢。席间，毛泽东搁下酒杯，笑吟吟地问董加耕：“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董不解其故，以为毛问的是盐城风情地理，答曰：“西门登赢桥，东门朝阳桥。”“不对，我说的是人，不是说桥。”毛泽东摆摆手，朗声笑道。“盐城‘二乔’，一个是胡乔木，一个就是乔冠华！”毛泽东环顾四座，掰着指头对众人说。

 

弹指30余年过去，乔冠华于1983年9月22日中秋节次日上午在北京医院北一楼118号病房溘然长逝。当天下午，获悉讣讯的胡乔木自广州急电王炳南和章含之，痛悼老友：

 

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痛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诀别，实深憾恨。……

 

数年后，胡乔木也一暝长逝，辞别人世。倘若泉下有知，两人重逢，畅叙往日“乔木”之争，也当开怀解颐矣！

 

南北二乔争名趣闻如今对现代人来说，仿佛已是遥远的往事，积满了岁月的尘埃。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乔冠华在去世100天前，竟还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郑重地为这桩30年前的“公案”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宛若整首乐曲奏出了最后一章里的尾声，使人有一种余音绕梁、袅袅而三日不绝之感。

 

1941年春，应以配制万金油等家常药物致富的华侨巨商胡文虎先生之邀，乔冠华和郑森禹联袂自港乘轮抵达新加坡。乔拟出任星岛《文汇报》主笔。未料到当时英华民政务司却拒绝乔一行入境。几经交涉，亦只准登岸48小时。《文汇报》同仁遂于是晚在南天酒楼欢宴乔冠华等人，郁达夫先生等出席作陪。席间欢送频频，欣然合影。80年代初，陈子善、王自立先生编纂书稿《回忆郁达夫》，对照片中所述“乔木”已搞不清是胡乔木还是乔冠华。遂驰函京华，请教缠绵病榻的乔冠华。乔即抱病作复，作了详细的说明：“胡浪漫先生提供的照片上那个人是我，不是胡乔木同志……”“在整个抗战期间，现在的胡乔木同志没有在华南或海外工作，那时他在延安，也用乔木笔名写文章，故尔相混。”“互相混淆的情况至今也未绝。”

 

毛泽东调兵遣将，运筹中南海  乔冠华夤夜入朝，风雪板门店

 

1951年7月2日深夜，乔冠华作为主要助手，受命随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赴朝鲜参加停战谈判。这个由外交、秘书、机要、通讯、警卫各方人员组成的谈判工作班子是毛泽东亲自派出的。当天清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金日成等同志，一一交代有关事宜，关怀备至：

 

……

 

(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7月4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

 

    (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个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请速查告。

                 毛泽东

             7月2日上午4时

 

临行前，毛泽东偕周恩来召见乔冠华一干人马。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李克农。“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毛泽东说。他要李克农立即组织工作班子，“乔冠华也要去。”毛泽东强调，“外交部、军队都出人”。那时候，李克农哮喘病复发每天靠药物控制，服了镇静剂方入睡。“是不是派其他更合适的人去？”李克农担心自己的病会误了大事，“比如伍修权、姬鹏飞去？”伍修权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刚刚率顾问乔冠华等一帮人去联合国“大闹天宫”——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归来。姬鹏飞是驻民主德国使团团长。“还是你去吧！”毛泽东略略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

 

自20年代开始，李克农就已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之下。他在上海、南京等地出生入死，战斗于魔窟虎穴，被誉为中共情报战线的前“三杰”之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作为周恩来、叶剑英的主要助手，李克农参加不与张学良部的谈判，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嗣后，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沪、宁、桂林等地办事处处长，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等职，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谈判高手。“那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出发！”李克农毅然决然临危受命。

 

一见面，周恩来首先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乔冠华问毛泽东：“准备去多久。”毛答：“三五个星期就够了。”毛泽东接下来又对乔冠华说：“刚请胡乔木写了篇赞成停战谈判的社论（引案：即《人民日报》7月3日社论《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你改一下。今天你别的不干，就把社论改好，明天一早走。”毛泽东的意思是：我们所谓社论无非是政治主张。你翻书先要掌握这些。毛泽东非常客气地为李克农和乔冠华饯行。喝了毛泽东的酒，社论修改稿乔冠华当晚便一挥而就。

 

7月4日晚上21时，就在乔冠华一行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久，毛泽东再次致电金日成并李克农：

 

    (一)金（日成）于7月4日13时的电报，李（克农）乔（冠华）于7月4日12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

    (二)李（克农）乔（冠华）及邓华均可于7月5日拂晓到金（日成）处，请金（日成）召集李（克农）乔（冠华）邓（华）及南日、金昌满，金波、柴军武（引案：柴成文）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7月5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6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

    (三)如果你们同志早去，则给李奇微的第二个通知就不要发了。但如果你们认为于7日上午我们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车去开城帮助会议工作则那个通知仍可于6日上午发表。究竟是否发表那个通知，请金于明（5）日我一电。但李（克农）乔（冠华）南(日)邓（华）金(昌满)金(波)柴（成文）等同志，最好于5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毛泽东

       7月4日21时

 

进入朝鲜境内，行路主要靠晚上，因为白天不安全。而且晚上赶路也不能开灯。平壤到开城倒是大路，只是经常有敌机袭击轰炸。经双方商定：李克农、乔冠华一行从平壤到开城去的几辆汽车上覆盖白旗，表示是红十字会，以免轰炸。而对方从汉城去开城的汽车也同样。（当时，开城虽说在三八线，但为我方所控制。）

 

乔冠华的幕后谈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李克农和乔冠华住在“三八线”的松岳山南麓的一个庆园别墅里。他们在内部掌握和指导停战谈判，并不公开露面。为了不暴露其真实身份，大家叫李克农为“李队长”，叫乔冠华为“乔指导员”。

 

中朝代表团与美方代表团在板门店进行的每一次会议，事先中朝代表团的主要领导在中方代表团总部小会议要进行非常严肃认真的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向党中央、毛泽东写出“请示报告”和具体的发言稿。有时对一个问题或一次会议还要写出第一种对策方案或第二、三种对策方案的3－4篇发言稿。每天谈判归来，首先由翻译秘书人员整理出会场情况，写出情况反映（简报），待有关人员传阅后立即上报北京的毛泽东，以及金日成和彭德怀。一般是当天晚上，由李克农同南日、邓华交换意见，同时，乔冠华邀集李相朝、张春山、解方、柴成文(后任驻丹麦公使)、丁明、浦山(外交部情报司科长)、毕季龙(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人研究第二天的谈判对策，并写出请示电，并据此拟写第二天谈判的发言稿件。此类请示报告、简报大多出自乔冠华的手笔（草拟）。乔冠华的字写得比较小，有时亦有删改。然后再由潘中元、张松峰等人复写3份，字迹写得也较大一些，最后由李克农亲自审阅签发，直接报送毛泽东并金日成首相、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当日即审阅从朝鲜停战谈判报来的各种材料。毛泽东对每一次的“请示报告”和发言稿，经过审阅研究后，都要发来指示电报，明确同意或提出修改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这类指示电必定到达。毛泽东对乔冠华起草的报告、简报看得非常仔细。他在指示电报中甚至于还会提出“要加上一个逗点”，然后认真署名“毛泽东”。如有不同意见，乔冠华等人即按毛泽东来电指示修改，然后由谈判人员携去继续参加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基本上是每天开会，这种运转方式也就成了固定的机制。杜平将军晚年这样回忆当年谈判的情景：

 

通常情况下，我们谈判代表团的这种形势分析会和预备会，大都是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明天可能提些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个同志整理综合，给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

 

每次开这样的预备会时，乔冠华总在身边放一个茅台酒瓶子，说到高兴处就品一口茅台酒。一次喝醉了，李克农瞧着直摇头：“这可不行，在外交场合要误事的。”

 

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他天性好动，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范……

 

当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内，部分成员还缺少外交经验。像乔冠华这样的“外交秀才”，愈发显得“鹤立鸡群”。

 

1951年10月25日，由美方一手破坏而中断了63天的停战谈判恢复，美国人无可奈何地又回到了谈判桌前。会场由开城来凤庄移至板门店。

 

在1952年5月2日双方就最后一项议程达成协议后，遣俘谈论就提上了主要议程。

 

在长达两年多的停战谈判中双方对战俘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也拖得最久，前后竟耗费了1年半！问题本来很简单，按照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双方在战后即应无条件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但是，出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双重考虑，美国在遣俘问题上玩弄伎俩，大做文章，使之成为一场超出了纯军事意义的严重政治斗争。

 

遣俘问题的谈判始于1951年12月11日。最初，中方对此估计不足。乔冠华的见解却与众不同：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乔冠华的分析，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外交家的独特视角。事态的发展，果然证实了乔冠华在“遣俘问题”上的预见。

 

在遣俘谈判的第二回合一一全部遣返还是“自愿遣返”的斗争中，美方曾提出一个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的“六点方案”，建议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这10余万我方被俘人员被美方扣留而不能遣返。日内瓦公约条文是敌方避不开的一柄利剑，李克农坚决主张朝中方面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向美方严正指出：战俘的释放不是人口买卖！乔冠华应声附和，为发言稿增补了一段充满激情的精彩文字。他几乎是出口成章：“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但是，你们的提案却正把战俘的释放与遣返，放到了这种野蛮和可耻的基础上，你方的提案，不能不令人怀疑你方是否有诚意获致双方战俘的释放与遣返！”

 

朝鲜停战谈判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大大超出毛泽东原先“三五个星期”的预期。正因为如此，乔冠华等代表团成员临行时都没有带上秋衣，更不要说冬装。朝鲜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天气瞬间转凉。乔冠华一行夏衣单薄，那里挡得住三千里江山的凛冽刺骨的寒风。他挥笔向当时外交部的“大管家”——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后任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索要冬衣，虽是善意的戏谑，然极尽辛辣讥刺之能事，风趣诙谐的性格畅酣淋漓地挥洒于字里行间，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艰难困苦的谈判岁月：

 

    …………

    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

    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

    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

    又有新闻记，日日复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

    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写，误了国家事。

    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

 

1952年5月22日，威廉·哈里逊接替乔埃为美方首席代表。这位只是带着耳朵来“听”谈判的美国代表，除了傲慢地在谈判会场吹口哨以外就是接二连三地提出休会……

 

在美方一手策划下，1952年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无限期中断。未几，李克农回国。随后，边章五、解方、杜平也分别回国或返回部队。乔冠华独挡一面，主持代表团工作。

 

1952年秋末，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敌人的惨败而告终，范弗里特的吹嘘终究成了肥皂泡。

 

最终受到大炮飞机深刻“教育”的还是美国人自己。新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到朝鲜战场实地考察以后，头脑终于清醒起来，选择了“体面”停战。他想重新回到板门店，于是找到了英国首相邱吉尔……

 

毛泽东当然看清了艾森豪威尔想的是什么。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明确告诉美国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有同朝鲜人民，会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是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但是毛泽东也有两手，根据朝鲜半岛战局的发展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就在慷慨陈词的同时，他和周恩来商议，让乔冠华等人具体研究探讨一下是否可以再给美国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在板门店提出恢复谈判，并提出相关建议。乔冠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才干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乔冠华有根有据、独到有见地的一些分析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月19曰，乔冠华电复毛泽东、周恩来，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及朝鲜战场的态势以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美国新任总统)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

    (一)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二)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想借以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居多，……如果我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

 

如果我在板门店主动向对方正式提出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如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乔冠华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同意了乔冠华的分析，并最终采纳了其建议。

 

事态发展确如乔冠华所料。果然，刚好过了3天，美国人就再也沉不住气了。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这是艾森豪威尔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借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年前12月通过的一项倡议向克拉克下达指令所采取的行动。中国人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大家都称颂乔冠华料事如神。

 

中国人心存疑惑，依然不为所动。联合国大会决定在2月24日复会。在联大会议复会的前夕，美国摇起了橄榄枝，是何用心？尚待事实证明。

 

中国人把克拉克的来信束之高阁，“晾”了整整1个月。

 

美国人规规矩矩，没有再玩小动作。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斯大林、哥特瓦尔德相继病故，周恩来相继奔丧于莫斯科与布拉格；羽翼已丰的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明确主张朝鲜问题早日和平解决。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回函克拉克将军。这封迟到1个多月，由周恩来亲自秉笔起草的复信除了同意交换病伤俘虏以外，还特别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应把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因此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

 

差不多同时，乔冠华星夜兼程，风尘仆仆从北京赶赴板门店。并根据毛泽东指示，乔冠华与杜平同时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副书记。停战协定签字后不久，根据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批准，杜平、乔冠华分任党委书记、副书记。由杜平主内，乔冠华主外。

 

1953年4月11日，谈判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

 

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18天的谈判重新恢复……

 

1953年9月12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46天后，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扩大会议上特别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年轻的新兴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它“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就是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同样年轻的乔冠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增加了才干。就在同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美国对手的无赖本性：“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毛泽东和乔冠华都是了解美国人的。“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感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在开城、板门店的日子里，乔冠华就写过这样的诗句……

 

1954年1月25日，苏、美、英、法4国外交部长在中断了5年之后又在柏林重新聚首共商大计。经过激烈的争锋，4国外长会议终于在2月18日落下帷幕以前的第6次秘密会议上达成共识：建议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有关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同时还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尽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一再坚持在邀请电中写明：中国参加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处在幼年时期的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登上了国际舞台，新中国外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3月1日，毛泽东亲自复电，召回正在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的乔冠华参与中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

 

    杜平、乔冠华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

    2月28日电悉。

    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

                  毛泽东

              1954年3月1日

 

反对“打官腔”，毛泽东亲自点将  奉命作“秀才”，乔冠华笔底云烟

 

1963年9月1日中国以“政府发言人声明”，形式批驳苏联政府8月21日即出自乔冠华之手。此文说理充分，极富逻辑性。针对赫鲁晓夫攻击“中国人喝大锅清汤，连裤子都没得穿”，反对莫斯科三国条约是因为“想要原子弹而不得”，熟读庄子的乔冠华突然灵机一动，引了一段《惠子相梁》的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子知之乎？夫，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庄子文风汪洋恣肆，不少篇章锋利辛辣，非常精彩。毛泽东读罢击节称叹，他对乔冠华运用庄子寓言故事来驳斥赫鲁晓夫别有用心的污蔑称赏备至。还有1968年8月23日晚，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举行的国庆招待上强烈谴责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讲话，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著名的上海公报皆系乔冠华起草。

 

除参与草拟中国政府声明等重要文件外，乔冠华还曾多次替毛泽东起草文稿。1964年8、9月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总统两次致函毛泽东。外交部曾在9月10日请示报告中建议以毛名义回函并附代拟稿。10月13日，毛泽东批评复函草稿是“打官腔”：

 

    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发去。

                    毛泽东

                   10月13日

 

5天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乔冠华执笔起草复函草稿。他在本·贝拉总统9月1日函的译文上批示：

 

    退外交部。

    本·贝拉总统来了两封信，应一起写一封回信，要用亲切的生动的语言写，不要用曾经起草的那种风格写(已退回外交部，请重写)。是否请乔冠华同志起草，送我修改后发去?请酌办为盼！

……

                毛泽东

              10月18日

 

《大地》 (200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