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丹桂飘香的季节里,我如愿以偿地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这里对我诱惑力最大的自然是几位著名的老教授。有次漫步到南阴阳营，高班同学指着一幢花园小洋楼说：这就是元曲专家、一级教授陈中凡的家。我热爱戏剧，立志终身为戏剧事业而奋斗，到了专家门前，却无缘请教，有怅然若失之感。在我心目中一级教授是头上有光环的学者、可望不可及的伟人。

不久传来喜讯，陈老为我们班开讲元曲，我自然心花怒放。第一次上课，我早早来到教室。铃声一响，走进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衣着整齐，戴一副深度金边眼镜，满头白发，留着板刷式的小胡子，显得庄重大方。苏北口音，笑起来露出洁白的假牙⋯⋯这就是我所敬仰的陈中凡教授。陈老既有学者风度又是慈祥老人，让我感到亲切，对一级教授的神秘感立即烟消云散。

年过古稀的陈老讲课很有激情，喜怒形于色。他讲《窦娥冤》，说到女主人公含冤而死时，义愤填膺；说到作者关汉卿是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时，眉飞色舞，欢快地摇动肩头。后来我发现这是陈老开心时的习惯动作。课余时间，我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我又有几分惆怅，因为我看了大量元曲资料，有自己不成熟的见解，不敢冒昧向陈老请教。天道酬勤，不久机遇来了，同学们开玩笑地说我是三喜临门。

一喜是陈老欣赏我的习作。陈老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元曲评论文章。我将自己的观点全部写了出来，洋洋洒洒长达数万字。事后全班103 位同学的作业都发还了，只有我的长文不见踪影。我忐忑不安地去问助教，她说：“先生欣赏你的文章，留下了。”我感到意外，然后是惊喜。同学们向我祝贺，开玩笑地说：108 将你坐上第一把交椅。后来我的作业被单独退还给我，是陈老亲笔批改的。凡是他认为精辟的论点，他都划上红杠；偏激的论调，他都打了问号。连借字、别字、漏字都一一订正。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为入学不久的学生亲自批改作业，我真感激不尽！

二喜是陈老教会我做学问的方法。我曾意外地收到陈老一封来信，使我激动不已。信的内容很简单：用商量的口气问我是否愿意帮他代查两个资料，并简单地开列了书名。我为此天天跑南京图书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任务。同学们认为这两份资料是扣开教授家门的敲门砖，我则考虑到教授的时间宝贵，打扰先生等于变相索取，便将资料投入陈老的信箱，没敢进他家门。陈老赞赏我不图报，觉得孺子可教，约我去面谈。见面后陈老首先讲述为他所查阅资料的用途、如何旁征博引做学问，使我受益匪浅。然后又问我对批改作业的意见⋯⋯从此，我成了陈老家的座上客，经常聆听他的教诲。先生鼓励我提出不同观点： “学术问题，应该有自己的独创见解。可以师承我的观点，也可以发展或改变我的观点。”我深深感受到陈老治学态度的严谨和怀虚若谷的美德。

三喜是陈老带我走向社会，把我引入艺术圈。先生曾谆谆告诫我：其他文艺是平面的，戏剧是立体的；单是剧本好不行，还要排出来看效果。时逢审查昆剧现代戏《活捉罗根元》，陈老带我去观摩，又带我出席座谈会。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省级领导和文艺界老前辈。我选了一个旮旯坐定，倾听各种意见。与会者一致邀请陈老打头炮。陈老热情洋溢地称赞这出现代戏，认为昆曲是最程式化的古老剧种，举手投足都有一定规范，远离现实生活，如今古树发新芽，把现代人也演得生龙活虎，可喜可贺⋯⋯座谈会接近尾声时，昆剧老前辈徐子权老师说：现在请南大学生会话剧团朱连根（作者原名）同学发言。在领导和专家面前，我不敢班门弄斧。但先生说：这是锻炼你的好机会，大胆说罢。我这个初生牛犊在发言中对人物的贯串动作线和反贯串动作线、舞台调度、节奏变化、音乐处理、锣鼓经等方面提出商榷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关注。

回去的路上，先生说：“我都不知道你在话剧团，徐先生怎么这么清楚？你何时认识那么多专家的？”我说：“先生曾讲过戏剧是立体的，要排出来看效果。受先生启发，我在南大话剧团参加了《雷雨》、《玛申卡》的排演，请来的都是名导演。排郭老历史剧《棠棣之花》时，我演聂政，徐老是艺术指导，在我身上下了一番功夫。我用业余时间旁听导演课程，又在实践中获得了课本上没有的新知识。因此非常感谢先生的指引。”先生晃着肩膀高兴地说：如此刻苦钻研，孺子可教！在先生的引荐之下，我成为文艺界的活跃分子，后来走出课堂，与专业编导合作写了处女作《汉府新村》，奠定了我毕业后从事创作的基础。陈老成了我终身难忘的恩师。

1960 年毕业后我分到南京市文化局工作，管剧团的剧目创作和剧评工作，经常请先生夫妇俩看戏。陈老是每请必到，每剧必评，继续指导我如何创作。南京市越剧团竺水招的《碧玉簪》是千锤百炼的代表作之一，但我和陈先生都认为《碧玉簪》有一个大问题：最后一场戏 “送凤冠”以大团圆为结局，掩盖了反封建的主题。《碧玉簪》拍成电影后，也曾引起争论。我提出修改意见，全团震惊。除竺团长外，多数演员持反对意见，一致认为状元公不跪、李秀英不接凤冠，群众通不过。阻力实在太大，我求助于先生。陈老在《江苏戏曲》上著文，阐明这出戏调和矛盾，削弱了反封建主题，建议李秀英不接凤冠，呕血而亡。竺水招看了文章后，请我陪同，立即拜访陈先生，虚心听取陈老意见。她得知我和先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有大改、中改、小改三个方案后很兴奋。先生主张先进行小改，等观众接受以后再动大手术。

在准备修改过程中，先生看了我写的唱词，很不满意。他在辅导过程中说：写戏不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都要深入生活，感受时代的脉搏。这样写古装戏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古为今用。又建议我重温古诗词,慢慢体会,融化到唱词中。先生特别推荐我看曹丕的诗，认为曹丕名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有鼓舞力量。肩上感到压力，作品才会精益求精。又建议我到民间谚语中去吸取营养。他谆谆告诫我千万不要到戏曲剧本中寻章摘句，那些词用俗了就变成陈词滥调。

经过充分准备，我在竺水招那里顺利通过了“小改”方案，竺水招对我即兴写的唱词很欣赏。第二天，我去先生那里汇报：我将最后一场戏的地点改在闺房，窗外背景是深秋，房里是全堂红木家具，使舞台显得凝重。病榻后面放置一幅二十四孝屏风。“送凤冠”前半部戏照演，状元照跪，只是李秀英的唱词改为：

满天星斗北风寒，

草木摇落露为霜。

久卧病榻细思量，

苍天难解我疑团。

为什么女儿家‘错’字要当‘磨’字念？

为什么奄奄一息还要逼我接凤冠？

我从竺水招那里学了这段新词的唱腔。为了加强感染力，我用二胡自拉自唱，一口气唱了四十余句。最后发出古代少妇愤怒的呐喊——

魂随凄风飘泊去，

冤魄海天正茫茫。

但等明年寒食节，

女儿孤魂返故乡。

唱完后，先生望着兰花发愣，他还沉浸在人物的命运中。很久，才点点头说：“很好。你把曹丕的诗化到唱词中去了，个别唱词改一两个字就行。”没想到陈师母抹着泪水说：“不好。李秀英到王家一天没伸直肠子，最后状元总算下了跪，出了我一口冤气。大团圆有什么不好？苦尽甜来嘛！这一改，李秀英一天福没享着，人到荣华，一命归阴，太惨了！我心里不畅快。”

吃饭时，陈师母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劝道：“竺水招演的《南冠草》、《红楼梦》、《龙凤锁》、《莫愁女》、《天雨花》都是苦戏，难得《碧玉簪》先苦后甜。千万别改得我们这些老戏迷心里不畅快。”陈先生笑道：“你师母看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从现实出发，她的话听不得。”说得我们三人相对大笑。我很兴奋，老太太心里不畅快就达到了反封建的目的。可惜市文化局领导指示：“陈老太太的思想在观众中有一定代表性。对成熟的传统剧目，特别是观众认可的竺水招拿手好戏，修改时要慎重。”我和先生与竺水招相约，待条件成熟时非改不可。现在忆及此事，我怅然若失，因为先生和竺水招都已仙逝，共同修改这出戏再也无法实现了。

上世纪60 年代中期，我创作的《拨浪歌》（又名《万里长江》）入选“华东第二次话剧会演”的候选节目。创作过程中我在南京、南通、苏州等地收集到不少关于侵华日军大肆屠杀中国人的素材，令我心灵震颤。事后和陈老谈及此事，师生俩义愤填膺。陈老当即拿出他当年在成都的诗作《金陵叟》，供我参考。我抄下此诗，作为重要素材存放在市文化局艺术科。“文革”中因为陈老是教授，属于批判之列，红卫兵“破四旧”时将此诗连同其它资料统统烧毁。

本世纪初，我写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罪行铁证如山》，刊登在《档案与建设》2000 年第8期，公布了半个世纪前我在南京上新河、棉花堤的采访纪录，引起重视，其他报刊予以转载。投稿前，我想到陈老那首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长诗，很想一并发表，但遗憾的是陈老早已作古，此诗无从查到。200年底，我在《扬子晚报》上意外地看到这首长诗，激动不已，立即剪下珍藏。我撰写了一篇纪念陈老的文章，准备连诗一并发表。时逢南京大拆迁，我家未能幸免，拆迁高潮一过，剪报不知夹在何处。徐立刚编辑替我从网上查到此诗。这首长诗是珍贵的史料，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侵华日军的暴行铁证如山。

转自《档案与建设》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