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知名学者陈中凡作《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文，其中讲到1919年秋刘师培临死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问，感慨良深地说：“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这段记载的权威性及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值得格外重视。它至少说明了两点：一，刘师培向来以治“春秋左氏之学”为学术界所称道，而他本人晚年并不完全认同此点，反倒认为自己最得意的学问，全在“三礼”上。二，他研究“三礼”的得意之作，曾经誊抄出正规的文本，交给好朋友和好学生黄季刚（侃）去作序，以备出版。

　　但是，刘师培这两部最得意的著作并没有出版，甚至连清稿都找不到了！现存《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的这两部书，《礼经旧说》乃根据各种零散文稿重新连缀而成，《周礼古注集疏》为残本，均不是刘氏写定的清稿。对此，《遗书》编者钱玄同等人有详细交待。那么，黄季刚到底拿没拿这两部稿子呢？如果拿了，又将稿子弄到哪里去了呢？是丢了，还是自己藏起来了？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哑谜。

　　我们知道，刘师培死前最亲密的朋友，有黄侃、刘叔雅、陈中凡，而与陈的关系更不同一般。陈在当时虽为晚辈，但已经是刘师培任主编的《国故月刊》的特别编辑，更与刘有通财之谊。1919年8月，刘卧病不起，无钱买药，曾经给陈中凡写过五封信，请其给自己弄些钞票，陈均一一照办。刘死后，陈并为之料理后事，刘的叔父刘富曾等后来曾经特意致函感谢（《陈中凡年谱》，1919年。见姚柯夫编《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刘师培的后人也证实说：陈中凡追随刘氏最亲，师培在京病笃，中凡日侍左右。同时，陈又是刘师培好友陈独秀的学生，对陈独秀也曾经一往情深，恪尽弟子之道。可见，陈中凡是一位极为忠诚极讲情义的道德中人，他对刘师培的记载当然也是极具权威性的。

　　然而，陈中凡的记载却引起黄侃后人的不满。黄焯教授在《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附录中辩驳说：“曩阅《刘申叔先生遗书》，见《周礼古注集疏》后有陈氏跋，称刘君有《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尝移写净本交黄季刚。又刘师颖跋亦谓《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二种全稿为黄君假借以去。阅之不胜骇异。凡先从父所藏书稿，经焯数度清理，从未见有四十卷与四卷之清稿，亦无所谓全稿。忆先从父祭刘君文有《春秋》、《周礼》纂述未竟之语，是《周礼古注集疏》本为未完成之作。又据钱玄同序，知《礼经旧说》亦不全。今附记于此，以捻世之关心刘君遗书者。”（《量守庐学记》第138页）

　　显然，黄焯教授意在否认黄侃拿了刘的稿子，理由则有二：一，在黄侃的遗物中，经数度清理，并没有刘师培的稿子；二，黄侃祭奠刘师培的文章说刘氏的书并没有完成，钱玄同也说《礼经旧说》不全。

　　这两条“理由”显然都不成其为理由。首先，遗物中没有，并不说明黄就没有拿过刘的稿子。当然，如果遗物中有，那满天的云彩尽散，是最好不过的事。而人们感到遗憾的也正在于，刘稿宛若黄鹤，不知去向了！其次，稿子不全也不成其为黄没有拿的理由：假如黄拿的正是那不全的稿子呢？至少从道理上，可以提此疑问。至于钱玄同所谓“不全”之说，乃是讲未见到《礼经旧说》清稿，重新搜集其零散部分予以整理连缀的情况，与陈中凡所说刘氏清稿是两码事，当然只能说它“不全”。

　　而且，黄焯教授对“先从父祭刘君文”也作了断章取义。核对黄侃的原文，发现所谓“《春秋》、《周礼》，纂述未竟”的前后文原来是这样的：“庚申年（1920）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黄侃自武昌为文，奠我先师刘君。……君之绝业，《春秋》《周礼》，纂述未竟，以属顽鄙。”（黄侃《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原来，黄侃本人是承认拿了刘稿的，是刘师培把“纂述未竟”的“绝业”交给了（“以属”）他这个“顽鄙”。

　　又据上引陈中凡跋文，1928年春，他在上海见到黄侃，曾经问到刘的“两稿”，黄答“藏诸箧衍，容某刊布，不任堙晦也。”可见，那时刘的遗稿尚完好地保存在黄侃手中。到1934年冬，有个叫郑友渔的发函征寻刘师培遗著，陈中凡请他与黄侃联系，可惜已经“茫无端绪”。第二年秋，陈中凡准备亲自与黄侃联系，而黄侃却去世了，“原著遂不可复得矣”。不得已，陈中凡只得将自己保存的“残本”寄给郑友渔，以便行世。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五、六两册所录《周礼古注集疏》。而陈中凡的这部分手稿残本，是刘师培的过继儿子刘葆儒在1923年春送给他的。从稿子“勾乙涂改，迹如乱丝，几令人不可识别”的情况看，大概是刘师培的草稿或初稿。至于《遗书》中的《礼经旧说》，里面夹杂了一段孙世扬、沈延国的题记，写道：“刘君《礼经旧说》手稿《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三篇，《特牲馈食礼》一条，藏量守庐（即黄侃住所），黄小同兄（黄侃之子）录三篇，以付《制言》，并出示原稿，俾为校勘。原稿笔误之处颇多。”足见黄侃确实存有刘氏手稿，不过这里透露出来的显然不是清稿，也不像是全本。

　　不只是黄侃本人承认，也不只是陈中凡一人如此记述，而且，正如黄焯教授所言，刘师颖也这样说过。假如说刘师颍是师培的亲戚，其言不足为据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的说法。此书虽杂有不少小说家言，但基本史实还是完整的；至少，我们不能否认里面包含的史影：

　　刘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1919年11月20日，他重病垂危时，急忙派人把北大同事黄侃找来，叫黄坐在榻前。他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的手里，吐着低沉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到：“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黄侃听了这些话，心情十分激动，急忙趴在地上叩头拜他为师。刘即于是日气绝身亡。

　　这段记载至少有三点是不确切的。第一，刘师培死时，黄侃并不在身边。黄侃《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明言：“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第二，黄侃拜刘为师的时间，也不在刘临死前。《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则说：“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第三，所谓将“音韵学秘本”送给黄，当属乱上添乱。但它流露出的确切史影却在于，刘师培确实将自己的著作给过黄侃。

　　问题是，刘交给黄的稿子到哪里去了呢？偶睹林庚白《丽白楼遗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憬然似有所解。该书下册第794页有这样一节：

　　闻师培有手抄本若干，皆其治国学之心得，生平未尝以示人，虽妻孥亦莫敢寓目，死后展转入蕲州黄侃手。侃喜不自胜，扃诸箧，资为述作之助，“一二八”变起，日兵以巨炮击狮子山炮台，政府迁洛，人心皇皇，侃亦挈其眷属走北平，而私念藏书甚富，猝不能徙，踌躇中，其及门少年某君，自请留守，侃乃决去。比乱定返京，一日检点所藏典籍，则此秘本悉已飞去，亟召少年诘之，坚谓不知，亦无如何，侃以此经旬不眠，备极懊丧，忽少年来，还秘本于侃，至是始告以已一一钞之矣。中国士大夫，于学术每不肯广所传，喜矜其独得之秘实于文化之进步有碍，此少年尚是“解人”，特迹近于窃盗，不得不谥以“雅贼”二字矣。

　　这里所说的“京”，是南京。1932年初，黄由南京赴北平，同行的就有敝母校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到北平后还收了杨伯峻先生做弟子。那么，黄侃所藏刘稿是否被“雅贼”偷去了呢？照林庚白的讲法，自有这个可能。然而，在林的记载中，刘稿并不是主动送给黄的，而是“死后展转入蕲州黄侃手”，而且没有说是什么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由于战乱，黄的藏书确实有过丢失。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验之于黄氏贤婿潘重规教授的《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该文曰：

　　南京失守前，内弟念田以大车二辆，载先师藏书寄存于其友人鲁亚鹤采石矶寓中。抗战十年，规及田弟俱居蜀。胜利后，规应暨南大学、安徽大学聘，时往来京沪间。偶闻施则敬君言，先师《古韵谱》手稿尚在鲁亚鹤处。因亟遄往采石矶访得其寓所，相见则谓存书尽毁，出《古韵谱》及手批《文始》二册相授，曰：“遗书尽在此矣！”

据悉，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日本鬼子不仅大肆杀人，而且还毁了大量的中国图书。黄侃藏书遭厄，实也应算在这笔账上。那么，在这两大车藏书中，是否有刘师培的遗稿呢？不得而知。它是否会重现人间，也未可知。不过，照笔者推测，刘师培的遗稿应不是迷失于南京大屠杀前后，而是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便丢失了。所以，1928年时黄侃还承认自己藏有刘稿，到1934年底便“茫无端绪”了。可不管怎么说，它总归是与日本的侵略中国相关，故不应归咎于黄侃。

转自《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