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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笑傲山城(2)（罗银胜）
《新华日报》馆设在重庆近郊化龙桥，化龙桥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现在早就划 入市区，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
跨入报馆大门，可以看到一座两层小楼，这是报社唯一像样子的楼房，下层是会议兼接待室，上面则是宿舍。通过一个大的坪场(报社有时开大会、搞联欢就在此地)，石头垒起的高台上排列着一大排整齐划一的平房，这就是报馆的编辑部。这房子的背后耸立着一座大山，叫虎头岩。这是防止敌人轰炸的一个巧妙的设计，从编辑部一边向后一拐，就是一个洞口，印刷厂就设在这名叫纯阳洞的山洞里。
这在工作上是极为方便的，特别是上夜班的时 候，从编辑部到印刷厂，在这拐尺形的地方一片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这厢编辑伏案批卷，那边机器轰鸣作响，呈现有条不紊的景象。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非常关心，一般一个星期开一次会，研究指 导工作，通常是周恩来本人来报馆，或请报馆有关同志到曾家岩去，乔冠华也参加。
这时报社的总领导分别是，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章汉夫。他们政治坚强、 学识渊博、业务擅长，可谓一时之选。潘梓年(1893-1972)，是位学者型的领导，早年毕业于 北 京大学哲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著述多种，以哲学家的身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共上海市文委、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人。
被捕后，潘梓年作为重要的政治犯，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低下共产党员高贵的头颅。一直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他才被营救出狱。周恩来欣赏他的革命斗志与才干，安排他当《新华日报》社长，一当就是9年，直到报纸被迫停刊。潘梓年有一种特别的韧性精神，每当国民党当局进行破坏，他总要进城交涉、抗议，绝返折冲，坚韧不拔。有次国民党要把新闻检查机构设到《新华日报》的门口来。潘梓年立即去找国民党当局，当面慷慨陈词：“你们的新闻检查已经很不光彩了，如果还要把检查机构摆在我们报馆的大门口，那就要在新闻史上留下最肮脏的一页，这是谁也负不起的罪责。你们愿意，我们不敢赞一词，我只好敬谢不敏了。”说罢，拂袖而去。然而，在报社里，潘梓年对同志们总是笑咪咪，充满友善和仁慈，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不论遇到什么燃眉之急，总是举重若轻。
总经理熊瑾玎(1886-1973)，与毛泽东同乡，也是一位老革命家。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后任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教务主任。加入中共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新华日报》社熊瑾玎是个总管家，人称“熊老板”。因为他挑着决定报社生命的两到
重担：其一是经济资源，其二是纸张供应。没有钱不能出报，没有纸又怎会出报?但是重庆的经济命脉、物资供应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为了报社的正常运作，熊瑾玎殚精竭虑，无论白色恐怖如何严重，无论经济封锁如何严密，他总能保证报社的足够经费开支和纸张供应。熊瑾玎慈眉善目，乐观开朗，性格不急不躁，总见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手提一个蓝布袋，赶往城里打交道，办起了自己的纸张供应基地。
在乔冠华的记忆中，总编辑章汉夫(1905-1972)，是个工作谨严、不知疲倦、对敌狠对己和的新闻工作者。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通宵达旦工作。因为他要看大样，在那样夹缝中苦斗的情况下，他必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那些岁月里，为了透过国民党审查老爷严厉的眼睛，向人们透露出一点光明，报道出一点信息，章汉夫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他与乔冠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经常一起商量选题，推敲润饰，互为援重。
乔冠华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的工作，主动为章汉夫排忧解难。他们的合作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外交部组建后，他们一起成为周恩来麾下的外交战线上得力助手。这是后话。
开设国际述评专栏，是《新华日报》整风改版的成果之一，同时也给乔冠华发挥专长提供了 极佳的机会，使他有了用武之地。
这时，《新华日报》可谓人才济济，除了潘梓年、章汉夫之外，还有许涤新、熊复、石西民、胡绳、廖沫沙、戈宝权、徐迈进、陆诒、李普、林默涵、刘白羽、周而复、李亚群等，加上不用报社工作名义在报馆外活动的夏衍、张友渔(两人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编辑队伍相当强大。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委、外事、青年、妇女各组对《新华日报》直接支持的人力也颇为可观。对于在这样一个战斗集体工作，乔冠华十分满足。
乔冠华到了《新华日报》如鱼得水，发挥了聪明才智，他所编发的国际新闻、国际述评，博得广泛好评。石西民在1983年撰文回忆当年的《新华日报》的历史时，着重提及了国际述评的影响，他写道：
《新华日报》经过整风改版，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了。国民党当局的 重重压迫也难以遮没它发出的光彩。《新华日报》的言论，包括国际述评，都引起各国通讯社的重视。
周恩来除了分配乔冠华在新华日报工作，还让他参加南方局外事组，参与党的外事活动。周恩来对他说：“你过去在华南和海外工作经常同外国人联系，在重庆也有相当数量的外事工作，因为这里有使馆嘛。有美军总部，有各国记者啊。”当时外事组织长是王炳南，陈家康是副组长，成员有龚澎、陈浩、李少石、罗青、刘光等。乔冠华与他们配合默 契，冲破国民党政府一党办外交的局面，积极开展外事活动，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宣传我国抗日战斗情况，争取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同时，与各种倾向的外国友人交往，也增加了乔冠华获取新闻线索的渠道，掌握了不少 的信息，为他写作国际述评提供了条件。
考虑到报社住房紧张，乔冠华本来打算在冯亦代家里住下去，不料他的行踪让国民党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发觉了，此人嗅觉很灵，原来在香港时曾被乔冠华数落过。有一天，王新衡突然闯入冯家，说要找乔冠华，称道：“老乔脱险归来，特来拜访。”
幸亏那天晚上，乔冠华呆在报馆还未回来。冯亦代装模作样，敷衍几句，既不说乔冠华住在 此地，也不说不在此地。王新衡悻悻而去。
这样，乔冠华便在冯亦代家住不成了。组织上安排他先住在神仙洞地下党租来的一处房子 里，后则住进化龙桥报馆里。他的住房很小，大约12平方米，里面只有一张三屉的书桌、三四条板凳和一张木板床，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插着他的许多“宝贝”--古今中外的图书，这就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简陋之至。可他安贫乐道，勤奋阅读，勤奋写作 。
没有人看见乔冠华稍有懈怠，在徐迟的印象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他一见我进屋，就从书 本上抬起头来，含笑相迎。”
在报馆，他的分工 主要负责国际评论的工作。除此，有时在报纸上写些社论，写些专栏，他还负责《群众周刊》，由左负、曾兴如协助。当然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两周写一次国际述评，每篇大体上5000字，有时多达七八千甚至一万字。
为此，乔冠华要不断积累资料，考虑问题，周五截稿，周六发表，从新的星期六又开始新的观察，周而复始。他花了很大精力去收集材料，不仅阅读中外报刊，包括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还经常跑设在重庆巴县中学的国民党国际新闻处招待所，这里住有美、英、法、苏等国的记者，向他们打听被国民党当局封锁的国际消息，同时也向他们介绍国民 党不让报道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消息以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
乔冠华写得很用功，也很辛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的国际述评很受欢迎。他在晚年曾回忆说：“这个专栏是因为当时正在打仗嘛，大后方的群众都很关心时局的发展。战争每天都在发展，报纸上的信息不成比例，群众都希望一个时期把全面的国际形势来一个回顾，作一个总的分析，所以就成立了新的专栏，叫国际述评，由我来写。这几年的工作，就自己回忆起来，可以说，我花在写国际述评的时间比其他的工作要多一些，原因是时局不断地变化，变化得很快，要想方设法把各种材料弄到手，要及时地写出文章来就相当吃力。”
在重庆，乔冠华开始用“于怀”这个笔名，没有用“乔木”这个名字。原因是，他在香港用乔木这个笔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就是乔冠华，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用“于怀”第一次写的国际述评，题目为《条条道路通往柏林、罗马和东京》，发表在1942年11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题目的意思就是胜利在望，从今以后，盟军即将无往而不胜。他根据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大反攻的战局，分析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法西斯必然失败的命运。他把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的叫嚣，比作“一座泰山生了一个小耗子，费的力气不少，然而产生的结果，却极其可怜。”真是妙喻， 十分熨贴。
乔冠华的这篇述评，热情奔放、诗意纵横，他认为，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必胜，“这不是预言，这是我们眼前的历史事实。”他写道：“真正的决战不久就会到来，而在这一决战当中，英美联军一定能发挥他们的光辉的战斗传统，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强调，“由于苏联的胜利反攻，北非战争的顺利进展，太平洋上新几内亚战事也告一段落，整个的世界战局改变了……于是就有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第四次会议。……整个的战局形势已经改变，法西斯必须无条件投降，因为是他们才叫这世界‘陷于忧患与破坏’；我们衷心地欢迎罗丘会谈的这一英明的决定，更衷心地希望这一决定能迅速的见诸实行。”
1943年，世界风云激荡，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在欧洲战场，又分为东线与西线，希特勒已露败象，难以为继。在苏军反攻的同时，英美联军趁机征服了北非，之后又向西西里岛推进。第三帝国本土也遭受到日益增多的飞机轰炸。法西斯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紧跟时代节拍，追踪国际风云，在他笔下展现了一幅幅紧强有序、色彩斑澜的战争风云图画。9月初，乔冠华又发表了一篇国际述评《形势比人还强》，他在文中列举了苏联红军一系列辉煌的战绩：8月26日，收复盛科夫；27日，收复塞夫斯克；29日，收复卢波了；30日，收复格鲁霍夫和雷尔斯克；31日，收复叶尔尼雅；9月2日，收复苏未； 8日，收复斯大林格勒。
列举完毕，他挥笔写道：“一言以蔽之，从斯摩棱斯克的森林到黑海的海滨，苏军无处不反攻，反攻无处不胜利”。由于这一新的形势发展，他从为有两个问题发生了：苏军的胜利也是“美军能利用的胜利”，这是一；其次是从叶尔尼雅到斯大林格勒这一线，离苏德边境已不太远。假如苏军先到达边境，那时怎么办呢?罗斯福已经说过，“苏军的成就，实在是危险 。”美英联军究竟怎么办?
乔冠华认为，有了钢铁一般的事实，才有钢铁一般的语言--形势比人还强!
然而形势是人创造的。美英只有早开辟第二战线，才有可能呼应苏军的东线作战。否则要是 苏军独自打到德国境内，乃至采取柏林，又作如何设想。
同样的道理在亚洲战场也适用。而且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后者的形势更为重要。早日扼断日本在印尼、菲律宾一带的物资供应，使日本的资源告罄，这样就可能早日取得抗战的胜利。
多年之后，徐迟还清晰地记得乔冠华笔下那火焰般的热情社论、翰墨生辉的激扬文字，给像他那样蜇居山城的文化人，何等的心灵冲击、怎样的精神慰藉。他认为，乔冠华的国际述评越写越精采了，比香港时更精确，也更犀利，又更谨慎了。
徐迟写道，第二战场其时还没有真正打开，但消息传来，英美盟军已在意大利登陆，而竟挨了希特勒德国的打，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乔冠华说得好：“飘浮路不是办法”，批评盟军总是跟着潮流漂浮。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苏军却从一条河流跨到另一条河流，一下子从伏尔加河跨到了顿河，又从顿河跨到聂伯河，“聂伯河的怒吼已经隐约可以听到了。”乔冠华在述评中，将两者巧妙地加以对照，理所当然地揭示，“漂浮”终不是办法；“弄潮 ”只有没顶的危险。
形势渐渐明朗，英美苏三国会议的时机随之成熟就起来了。乔冠华说：
“回顾两年之前的10月，那时候在莫斯科正在举行着英美苏三国会议。不过，那时候，斯摩棱斯克甫告陷落，莫斯科正在危急之中，而三国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援助苏联；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已不可复识，今天的英美苏三国会议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开幕的呢?斯摩棱斯克是克复了，莫斯科是稳如泰山……人们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复是如何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以及打垮了希特勒以后如何来共同处理战后欧洲的问题了。”
乔冠华接着又用史诗般的语言写道：
“两年，仅仅的两年!……一方面是形势比人还强；而在另一方面，却正是人创造了形势；谁能说苏联红军在两年当中所流的血是白费的?两年之间，这个世界好像是凭空地翻了一个身 。事实上，这一个翻身是万万人的汗，千万人的泪，百万人的血造成的。
“光荣啊，不朽的战士，桂冠将永远戴在你们的头上!大自然是慷慨的，土地是不朽的；你们是不朽的，一切古往今来卫祖国，争民主的战士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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