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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周公身旁(3)（罗银胜）
胡风是乔冠华的老朋友，建国后，乔冠华一直忙于外交和国际新闻宣传事务，与文艺界的接 触少了一 些，但他还是与胡风保持了交往，并关心胡风的工作情况。
1950年国庆节后，乔冠华与胡风、冯雪峰、胡乔木等应邵荃麟之邀，一起赴邵寓聚谈，吃了一顿螃蟹。席间，乔冠华提出要胡风不再回上海，留在北京工作。乔冠华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时候，他们还一起 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过一次文艺晚会，是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
胡风是一位充满悲剧的人物，他忠诚地继承鲁迅的批判战斗精神，对党肝胆相照，然而建国后处处碰壁，受到误解、批判乃至身陷囹圄。从胡风的思想渊源和文艺实践来看，他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抗战以来的“五四”新文艺战斗传 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他自觉发扬鲁迅先生所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实践道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指导 和影响文 艺创作实践。但胡风的所有文学活动都 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带着“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近大众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 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并在抗战中逐步提高自己。这些鲜 明体现了“五四”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 农兵服务和为政 治服务的思想，实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四十年代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这些差异还不明显，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方针时，这些差异就不能不尖锐地表现出来。但胡风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的严重性，他把它看成是来自解放区的 一些文艺理论家在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发生的理论偏差，为了让毛泽东直接理解他的理论观点，他 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并逐条反驳何其芳、林默涵 等人对他的批判。
这就是胡风1954年7月上书中共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作为“三十万言 书”)，报告共分四部分：1、几年来的经过简况；2、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3、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4、作为参考的建议。结果适得其反，胡风并没有因此获得信任，反而堕入了磨难的深渊。
胡风递送三十万言书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李希凡、蓝翎这两位“小人物”联名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先是送交北京《文艺报》希望发表的，却遭到了编 辑部的冷遇，不
得已，才转到母校山东大学去发表。母校老师很支持，所以才在1954年第9 期《文史哲》上首先发表。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当江青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时，竟没有得到《人民日报》的允许，只在《文艺报》上转载了 ，还加了一段编者按。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抱怨某些“大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阻拦‘小人 物’的很有生气的 文章”。
由此，毛泽东又亲自揭开了一场政治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从这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 》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讨论。胡风每会必到 ，第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扬跑来动员他发言，他未为所动。
第二次开会前，胡风打电话给乔冠华，告诉乔冠华，他不想发言。乔冠华听了，在电话中对 胡风说：“为什么不发言?发言愈尖锐愈好!”胡风又打电话给陈家康，陈说，应该发言，但 要稳。但是，这时胡风还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在会上发言。
不过，胡风最终还是感情激动地发了言，指责《文艺报》和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当时胡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如果以为胡风当时不在会上发言，这场批判就不会发生，这只是书生的皮相之见。当时对《红楼梦研究》以及对《文艺报》的批评，也不过是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突破 口。在12 月8日下午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著名发言。
三大部分中的第三部 分即为《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岐》，严厉批评胡风企 图“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在讲话结束时，周扬发出了号召：“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为着发展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必须战斗!”
这时，外界的形势步步紧迫，《文艺报》很快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二、四部分印成小册子随刊附发，各种名目繁多的讨论会纷至沓来，胡风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1955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偕同陈家康、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去胡风寓所访问，与他交谈问题直到11时半。乔冠华向胡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这天晚上主要是乔冠华谈，邵荃麟、陈家康只说过很少的几句简单话。谈话中，乔冠华曾对 胡风说：“……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么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 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
邵荃麟在一旁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 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陈家康仍是老样子，慢条斯理地说道：“对你的问题，总理主张过去的事情暂时不要谈，先 工作起来再说。”
看样子，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还是想帮一下胡风，让胡风赶快过关。但是，毛泽东这位政治 战略家却 容不下胡风，他决意将胡风置于对立面。
5月13日起，《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情况骤变。胡风和他的朋 友们性质变了，他们被认定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 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而胡风等人被强加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遭到镇压。事实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个错案、冤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平反，这是后话。当然，作为胡风长期的朋友，周恩来和乔冠华是想帮助胡风，可是他们又不能违背最高当局的旨意，爱莫能助。无奈之下，乔冠华从此远离文艺，对朋友也没有像某些文艺界头面人物那样，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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