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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右”的边缘(2)（罗银胜）
乔冠华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伤害，心情抑郁。这时一向善解人意的夫人龚澎，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呵护，给了他家庭的温暖，帮助他早日走出困惑的阴影。龚澎建国后一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工作相当出色。乔氏夫妇在外交部素以琴瑟甚笃 、相得益彰而著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尚少，对国际的信息交流还不十分畅通，那时龚 澎领导的新闻司了解各国的情况是很重要的渠道。毛泽东过一段时间就把龚澎叫去汇报一次各国情况 ，后来乔冠华也一同前去，汇报并议论国际问题。对“反右倾”以后乔氏夫妇的一些情况，他们在外交部的同事张颖九十年代曾有一段回顾， 她深情地写到：
1949年后，因工作各异，接触少了。但我们还很有缘分，1956年我调来北 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到报房胡同都是近邻 。虽然平常往来不太多，但当心里装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她倾诉，她也是这样。记得1960年时，我患心脏病在家休息。那 是在“反右倾”后，她心情不好，有天来探望我，谈起“反右倾”，她心中并不平静，却表现得很大度，别人对她的不公平批评，也都谅 解。但她却带着一些忧虑谈起乔，说他受不得一些委屈，也受不 得一点批评，常为此而饮酒过量。我只好让她劝乔少喝酒，怕伤身体。还开玩笑地说你家阳台上的茅台 酒瓶都 堆积如山了……
事实上，乔冠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对工作还是孜孜不倦。1958年3月9日，乔冠华根据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现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要求各级党委“培养秀才”的指示，专门召集一个“改进外事文稿写作”的座谈会。当时外事文稿写作存 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框框多，从内容、结构到语言，成套设备，搬来搬去，不敢越雷池一步；求全、繁琐，宁多勿滥；概括性不强，抓不住中心，不区 别对象，该虚而实多，该实而虚多。乔冠华认为：“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就混不下去了，首 先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对症下药，讲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乔冠华首先讲了起草文件的一般方法问题。对此，他指出，首先，要把 每一个有关材料认真、仔细、反复地搞清楚，彻底掌握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和前后左右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写辩论性的文章，一定要彻底掌握对方的论点，否则就不能击中敌人的要害。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苦功夫，没有别的捷径。他说，1953年搞中印边界问题 的文件时，我把尼赫鲁的有关材料反 复地读，上床睡觉时都去想。
其次，要从材料中跳出来，动脑筋想一想，要像害了相思病一样地想，然后才能发挥，才能使材料和观点结合起来，和我们政策要求结合起来。为什么1月10日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的声 明和最近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声明，都能有些生气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再次，每个文件都是战斗，争取谁、反对谁、孤立谁，要有对象。反对敌人，要在具体问 题上具体反对，不是空谈反对，要提出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有力量。根本问题是要带着政治感情去写，这样才不致冷冰冰，才能有战斗性，气势才能壮。乔冠华举例说，第二次关于越南问题 的声明(2月13日 )，是我晚上看了游行，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看游行，有几句话是编不出来的。因此，写文 件的人一定要参加些对外活动。
接着，乔冠华就日常面广量大的几种外事文稿，分别讲了如何改进的意见。“关于来往电报 ”，乔冠华说：“我们起草的电报，长得很，不得要领。最近总理(周恩来)要求外交部每天搞 电报 摘要，就是因为电报太长了。从我这里过手的电报，我的主要工作是删。批复电报，把击中要害的话，说一句两句就可以了，不应该把来电照抄一遍，或把不必要的话硬往上加。其次 ，还要提倡是非分明，什么该干，什么不干，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旗帜鲜明，否则对大使毫无帮助。在起 草给使馆的复电时，需要慎重，原则的、刀口上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我们考虑到，不能 从北 京指挥一切，不能对使馆提出的 一个个具体问题都发指示，这是对大使的不尊重，也很难办。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建议，希望大家认真研究。”
“关于内部请示报告”，乔冠华说：“司里写的请示报告，对象是部，是中央。一般说来， 中央领导同志只希望看到概括情况，用不着具体细节，因此要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如见其人。如果罗里罗嗦，对中央领导同志是个大灾难。”“关于起草对外讲话稿”，乔冠华说：“一句话，要写得短些。写出来要像话，不要不像话。陈老总批评我们一个稿子‘长句硬如铁，念稿要出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设身处地为讲话人想一想，只是认为写出的东西，政治上不出错误就可以了。这样是不行的。我起草文件的经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事情多么急，天已多么晚，我总是在写好后，从头到尾再念几遍，听一听，像不像话。有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求全思想，一句话总要四面八方都照顾到。我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这种人，只能说他是书生气。突出一个思想，不是排斥其他思想；把什么话都说上，等于没有思想。”
“关于起草政府声明”，乔冠华说：“对外声明，是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的活的体现，要有论辩，要有发挥。最近一个月内发表了四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每一次我都把那一次的特点、政治动向概括进去，否则必然会重复。1月10日，关于支持印尼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在起草的时候，来了苏加诺的讲话，这就不能不针对苏加诺所讲的，抓住他的几句好话，用在我们的声明上。这样文章才能有灵魂，才能有战斗性。灵魂就是抓住当时具体情况下的具体矛盾，并且找出解决这个具体矛盾的办法。
“今后要搞这种文件，第一，领导上要亲自抓，必须给下面同志具体帮助。第二，必须给起草文件的人一定政治待遇。今后对写文件的人，要不以级别限制，多给文件看，平时多吹风，这不叫特殊。我们不能单纯地只顾一方，说你起草的文件不能用。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写出的东西好一点呢？就是看的材料多些，听的多些，别无窍门。第三，就是要有革命的顽强性。写的东西领导上批评了或否定了，不要泄气。泄气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一个人下笔即能成章。我每写一个稿子，总要反复考虑，即使晚上躺在床上，还要想一想那一句、那一字用得对不对，更要反复地想，为什么要改？如果大家每次都能这样想，时间久了，慢慢就会进步。”
乔冠华讲话后，外交部于3月8日、19日两天，分地区司、其他单位两个片进行座谈讨论：为什么写不好?怎么改进?提出了以下五项措施：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战斗风格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二、有组织有领导地学习领导上批改过的文件和一些范本，不断总结经验；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发动大家动手写、进行实践练兵，同时司、处有重点地培养一些写手；四、目前首先要求起草文稿做到重点突出，文字通顺，精炼简短；五、改进写作方法，上下结合研究，然后指定一人执笔，反复修改，九分酝酿一分写。从此以后，外交部的外事文稿起草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至今人们还怀念乔冠华那一次召集的改进外事文稿写作座谈会所给予的教益。
只有毛泽东对乔冠华说，因为他揶揄外交部的文章，乔冠华当然懂得其是何所指。这时，乔冠华的才气和聪慧再次“临场发挥”。除参与草拟中国政府声明等重要文件外，乔冠华还曾多次替毛泽东起草文稿。比如后来在1964年8、9月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总统两次致函毛泽东。外交部曾在9月10日请示报告中建议以毛泽东的名义回函并附代拟稿。10月13日，毛泽东批评复函草稿是“打官腔”：
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发去。
毛泽东10月13日
5天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乔冠华执笔起草复函草稿。他并在本·贝拉总统9月1回函的译文上批示道：“退外交部。”正如乔冠华所言，“打官腔就是不看对象、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话讲得太多。”于是，乔冠华首先把本·贝拉最近的讲话重新翻一遍；随后又把毛泽东最近与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认真地看一看；最后，他再仔细想想需要讲些什么。这样就是“对症下药”。乔冠华很快于10月23日“交稿”，一次就获通过。毛泽东收到后即在乔的送审稿上批示：
即退外交部办，打印，下午送我签字。
毛泽东10月24日15时
在“即退”两字下毛泽东还特意打了重点号，其对乔冠华代拟稿的满意之意，可窥一斑。“当然，信的灵魂(几句话)还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乔冠华后来谦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