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收藏本页
站内搜索：
查看评论
《才情人生乔冠华》乘胜前进(1)
随着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的公布，标志着尼克松访问北京的圆满结束。此后，中美之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逐步展开。周恩来总理在与《纽约时报》的雷斯顿(Scotty eston)谈话时曾提到他的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美国友好人士费正清博士等，他说，他们有机会可以，也应该到中国来看看，雷斯顿曾利用他在首都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手术的时机为美中友谊牵线搭桥。这些邀请来自间接的渠道。另外，他们也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其他一些人那里得到类似的讯息。乔冠华也是费正清博士的老朋友，四十年代在重庆时，他们两人便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第四次听到这样的口头邀请之后，费正清也间接地作出了回应。他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黄华，询问如果和威尔玛转道香港，是否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在纽约举行的爱德加·斯诺纪念会上，黄华告诉费正清说，“你们的访问将会受到欢迎。具体事项可以通过九龙中国旅行社办理。”
在广州车站，费正清一行受到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的接待，并被安排在广东省委招待所。招待所仿佛一座小巧玲珑的花园，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处处青堂瓦舍，这里曾经是清代广东巡抚的私宅，1858年以后是与清朝官员交往密切的英国总领事馆，1938年英国人被赶走之后，成了日本军队的司令部。今天它变成了美国客人的接待处。
次日，费正清一行飞往北京，在机场受到欢迎，并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中区下榻。早在30年代，旅居北京的费正清就经常在此饭店的楼顶上跳舞。如今到中国去观光旅行，你必须自己掏腰包，然后还必须按时在规定地点等候旅游车。但在1972年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但未花分文，而且还被视为政府要人受到特殊款待。陪同他们两个人参观的有4位，其中一位是与费正清年龄相仿的前任大使(柯柏年)。
初到北京，费正清所感受到的是，“我们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身份，既属于政界又属于知识界。正如我们现在已了解的，在1972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伴随而来的对受教育阶层和专业人才的迫害和歧视远没有结束。毛泽东主义者的平均主义仍旧是把专业领导者的重要性降低的口实。我们的庇护人是乔冠华，乔任外交部副部长，是周恩来总理栽培的一颗外交新星，但他在党内并没有什么实权。在几个月以前，即在1971年10月，乔冠华作为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来到了纽约。他面带微笑走下飞机，笑容使他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那笑容很象吉米·卡特(JimmyCart)，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国新闻记者，他一直保持着那种微笑，即使言词激烈时也是这样。我邀请他访问哈佛，但他说自己的任所只限于联合国，而不是美国，所以不能擅自离开纽约。30年前我们在重庆时曾是好朋友，这次来北京他作为东道主招待我们。”
在随后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为费正清一行举行的首次晚宴上，乔冠华不期而至，并对他们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欢迎宴会上，社会学家费孝通(当时还是“右派”身份)也赶来会见到老朋友，他刚从“五七干校”回来，他说他在那里学会了种植棉花。他又挽起衣袖，指着那结实的手臂说，这都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的时候锻炼出来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据说有人通知过他不准用英语与外国人交谈。
乔冠华安排费正清一行参观访问。当他们来到北京大学，第一眼便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他仿佛正在招手致意。在那里，费正清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其共同生活过的西南联大的老朋友陈岱荪，他仍然教授经济学；研究中法关系史的专家的邵循正、张奚若，以及在北大的美国教授鲍伯?温特，他正从事录音英语教学。乔冠华专门为费正清举行了欢迎晚宴，乔的老师、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出席坐陪。参加宴会的还有钱端升等人。
乔冠华派人用轿车把他们接来。他们两人一直过着幽居独处的生活。钱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便与大众生活隔离开来。乔冠华在宴会上建议说，希望金先生和钱先生能常来宾馆探望费正清他们，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人人都能听到。这显然是在向公安人员打招呼，委托他们安排办理此事。后来他们一起来到了北京饭店费正清的房间，他们几个人犹如久别重逢的知己一样，促膝交谈，叙旧话新。
乔冠华还邀请费正清参加外交部人民外交学会特意安排的一次讨论会，历时三个小时。学会的会址设立在几十年以前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协会的旧楼里。费正清讲演的内容包括美国的中国研究及两国之间的关系等。在那里，费正清的听众对参加持久的讨论表现出好奇，以及对美国人生活的复杂性，例如像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两者之间的分离等表现出令人遗憾的无知。
乔冠华在会上倜傥宏论。他所谈及的，主要针对费正清个人关于台湾前途问题的论述所发的。他认为，对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自治政策”不适合台湾。而正是这点是两人的分歧所在。因为费正清所说的“台湾自治”指的是台湾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前提下作为中国的一个省而实行的地方自治。其实，这种想法与中国方面1979年的构想非常接近。
除此之外，由乔冠华安排，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大客厅里，费正清给外交部的大约近百名官员作了三次演讲。他所作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他预先印好了图解式的讲演提纲。
费正清的第二次演讲，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闭关自守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开放的传统问题的论述。
三天后，乔冠华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费正清。费正清和维尔玛从路易·艾黎家中请出，并被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南门，在那里他们和哈里·索尔兹伯里、他们在坎布里奇的同事杰罗姆?科恩和其他三位美国人等候与周总理、乔冠华的会见。他们一起在著名的“迎客松”画像前合影留念。在握手和照相之后，“按费正清的描述，‘周总理连续不断地说话，用非常柔和的语调从高层的政策意见谈到个别人物的评价。’周总理同费正清谈了他们30年前在重庆的初次见面。在晚宴上，费正清提出了关于在美国培养中国译员的最佳地点，询问哈佛的可能性。像乔一样，周没有明确表态，而是表示他不倾向于讨论学术交流的计划和细节。尽管遭到冷淡，费正清却断定，‘两种文化按标准方式相遇，开端相当好。’”
1972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到中晚期，林彪一伙已经完蛋了，江青一伙还在不断兴风作浪。他们不断给外交部制造麻烦，比如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事件之类。但在外交部内，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外交形势大好，日常工作比较忙碌，这和社会上仍然是乱哄哄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内部的不同派别、不同思想的斗争在暗中仍是很激烈的。特别是那些已恢复工作的干部，仍像过去一样，按时上班，忙自己的工作。在办公室里谁也不多说一句话，谁都得自我保护，这也是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
1972年整个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硕果累累。继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同时，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
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西欧国家战后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抗衡的要求不断加强，它们希望同中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独立自强而相互支持、合作的倾向也在发展。中国也和它们抱有同样的希望。1969年以前，西欧、北欧、南欧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到了70年代，除安道尔等4个小国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70年代初，在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
乔冠华参与了中德建交的决策工作，据当时在西德担任新华社记者的王殊(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介绍，1972年7月20日晚上，他接到国内要他立即回国的紧急电报后，从西德波恩经巴黎、卡拉奇、上海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晚上，王殊提早走进了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不一会儿，周总理一个人走了进来。两人交谈起来。正谈着的时候，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先后走进了会客厅。周总理谈到了正题，对王殊说，“你就苏联战略和中德关系写的一些报告和材料，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研做得不错，你提出的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战略仍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而不是向东，转向中国，这个看法很好。”他又说，“你工作做得不错，也要注意谦虚谨慎。施罗德走时说回国要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你早些回去了解他访华回国后各方的反应，把后续工作做好。”
王殊记得，见过周总理后，他就准备回波恩去。7月24日晚上9时半，他乘公共汽车回宿舍，刚刚下车，新华社外事部的几个同志就欣喜若狂地拉住他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来他们在晚上大约7时接到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王殊务必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门口，再一起乘汽车前去。当他们几个人乘车到外交部门口已近10时，唐闻生已等候很久，上了车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王殊。他们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进毛主席的书房。
这时，毛主席坐在他习惯坐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总理、乔冠华、王海容谈话。毛主席同王殊握了手，周总理给毛主席介绍说，王殊过去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王殊心头非常激动，而且一想到在“文革”中被批判是“三反分子”，现在又有“五一六”的嫌疑，情绪更加起伏，忽然哭了起来。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王殊走过去拿了烟，这是一种特制的把尼古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雪茄烟，他把它放在旁边的茶几上，想带回家作个纪念。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一看烟没有了，原来是烟瘾很大的乔冠华已经拿去抽掉了。这天毛主席谈兴很浓，从国际形势说到国内问题，从晚上10时一直谈到凌晨1时，一共3个小时。当时，在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发生冲突以后，双方都增强了边境的兵力，边境形势十分紧张。在国内，“文革”已进行了6年，政治上经济上都发生了严重困难。生产下降，供应困难，各派内战不止，人心动荡，造成了十分混乱的局面。珍宝岛边境冲突发生以来，在西方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苏联战略将会东移，转向中国，在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毛主席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谈到了苏联战略的问题。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幻想把苏联这股祸水推向东方。欧洲是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正由于这个原因，双方都一直把重兵摆在欧洲，谁也不肯丢掉这块肥肉。他准确地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我看苏联就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不能单靠美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关心的是我国同作为东西两个经济大国的日本和西德的关系问题。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西德政治家施罗德刚刚访华的情况，说施罗德来谈得不错，他表示回国后将为两国早日建交而努力。日本田中首相想来访问，仍没有下决心建交，如果同西德谈成，对他也是一种压力。他又说，王殊在那里工作做得不错，结交了政界、经济界不少重要的朋友，了解了很多的情况。在尼克松访华后，西德不少右翼政治家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施特劳斯都想到北京来访问。毛主席说，我就是喜欢右派，可以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就是同他在这个房间里谈的，谈得还不错。你们也可以多派一些人出去，交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
凌晨1时了，周总理说，时间不早了，请主席早些休息吧。告辞后，总理在外面的小会客室里又同他们谈了一会。他说，毛主席已批准了外交部有关同西德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尽快办。他要王殊马上回波恩去了解西德各方特别是政府对施罗德访华的反应，迅速报国内。如果可能，早日同西德开始建交谈判，对日本会是一个压力。当然，如果日本同意同我国建交，对西德也是一个推动。结果，如周总理所预料的，1972年9月29日，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在同一天，中国、西德的谈判代表也在波恩草签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西德谢尔外长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将到北京访问，同我国姬鹏飞外长正式签署这个联合公报。这两个消息同时刊登在9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毛主席、周总理对同时与日本、西德建交非常高兴。
- 上一篇文章： 《才情人生乔冠华》改变世界历史的七天(4)
- 下一篇文章： 《才情人生乔冠华》乘胜前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