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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乘胜前进(2)
1972年8月，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与各友好国家的关系，决定派乔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时任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章含之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乔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他们回来后同机回京。这天中午，叶成章和章含之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乔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乔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酒，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
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乔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乔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章含之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
章含之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她。章含之也生气了，她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
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听到这话，乔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
章含之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1967年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中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
对此，乔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章含之和部长争执，都对章含之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章含之满腹委屈。她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自己却并不厌恶他。她心里萌发一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自己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同时，她觉得乔部长才气横溢，也许他是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因这种性格容易了盛气凌人，使人无法忍受。那天晚上，就这样不欢而散……不过谁也没料到，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关系的转折，竟然也是在这次出访中。
代表团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章含之和叶成章整理完会谈记录，欲让乔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叶成章要章含之拿去给乔冠华看。
代表团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乔冠华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套间。章含之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么朦胧，那么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章含之看见乔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那么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章含之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忧伤。
乔冠华也不急于问她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慢悠悠地说：“坐吧！”章含之坐下，递给他整理好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再来拿。乔冠华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慢悠悠对她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他俩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乔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章含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显然她被他脸上那种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她。她觉得平时为部长的乔冠华只能扮演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章含之说：“我走了。”他点点头。当章含之快到门口时他又把她叫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章含之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即他当时的秘书程远行)。”回到乌鲁木齐后，乔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若有所思，心事苍茫。章含之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她见他说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他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上午，乔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他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乔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乔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他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乔冠华果真摘了几朵。事隔多年，章含之还记得当时他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位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相。他要大家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相。很久之后，章含之偶尔翻出这张照片。她问乔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相。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章含之一个人。他并不知道章含之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她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乔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章含之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即9月29日。第二天他们就要出发去联合国。毛泽东召集他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其中包括章含之。那天，毛泽东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
毛泽东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章含之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当时坐在正对毛泽东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她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毛泽东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毛泽东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开了章含之生活中的伤痕，使她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毛泽东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章含之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毛泽东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章含之，天生丽质，才貌双全，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她是名倾朝野的鸿硕之士章士钊的千金，她拥有一个十分中国十分孔孟味道的名字，又成长和陶冶在极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厚厚大红门内，堪称社会主义的“红色名媛”。章含之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建国之初，随父亲来到北京。她读书的贝满女中原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52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学校领导加强了在师生中肃清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教育，也正是她思想开始转变的时候。那时，她刚从上海来，对北京的一切都不喜欢，她和老师、同学都不大来往。老师可能认为她是思想落后留恋大上海。所以她自然就成了帮助的重点。在大家的帮助下她的觉悟提高很快，思想一下子变得十分激进。她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坚决要求参军去朝鲜战场。后来学校把名单报到市委，市委批示说她是独生女，父亲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高级统战对象，不宜去朝鲜。章含之在参军申请被拒绝后情绪十分激动，认为是这个家庭阻碍了她参加革命，于是，毅然决然向家里宣布：“我要革命！”因此她要从家里搬到学校去住。她的父亲听后，默然不语，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而章含之却头都不回地搬了行李住进了当时已改为“五一女中”的宿舍，连周末都不常回家。
1953年章含之高中毕业，原来她报考大学的四个志愿中两个是工科：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另两个却是文科：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当时正值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当时那一代中学毕业生满怀激情，渴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她听过一次水利专家钱正英的报告，因而特别想学水利，到三门峡去。但她心中却仍留恋文科，所以还是报了中文和新闻作为第三、第四志愿。她的父亲毫不干预她的选择，她想那时他已认识到女儿的生活道路只能由她自己去走，他是不可能影响她的。后来，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织找章含之谈话，动员她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她情绪很坏，抗美援朝运动之后，中学生里普遍有排外思潮，学外语并非她的愿望。但另一条原则却又是很坚定：服从组织需要。这时，她的父亲很耐心地劝她，他说外语是门很好的学科，天地很大。他说：“我看你学工程不见得一定合适。说不定将来学习外国文学对你倒是蛮好的呢！”由于基本上已经内定了，因此章含之虽然高考成绩很好，可以进入清华，却还是优先被“北外”录取了。学校远在西郊，她一般两周才回家一次，因此她与父亲章士钊交谈就更少了。
大约1956年，周总理去家里看望她父亲，问他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总理照料。章士钊就提到章含之，说小女在外国语学院读书，希望总理关照，毕业的时候留在北京，留在两老身边。章含之当时在学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学院的党委书记找她说这件事，并说总理办公室关照学校要对“民主人士子女”适当照顾。那时，她正在申请入党，盼着早日摘掉“民主人士子女”的帽子，而父亲偏偏替她去向总理要求照顾，她可真正地气坏了！那个周末，章含之跑回家，冲着两位老人嚷嚷着要他们不要管自己的事。她说，“你们去求总理，使我无地自容。我要靠自己！”不过，章含之后来还是留校任教。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含之在学校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她宿舍的房门口，学校的大字报区里也有不少，骂她是“黑帮爪牙、亲信”、“修正主义苗子”。她被揪出来几次后，就被踢出“革命群众”的队伍。当时她惶恐之极，她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却从未见过红卫兵在“扫四旧”的口号下用皮鞭抽打他们所定的“反革命”，以及对党的领导干部、教授学者施以种种虐待、凌辱的恐怖景象。
这时只要有机会章含之就骑车跑回家。因为她感到家庭还能给她安全感。章士钊出奇地镇静。尽管附近的红卫兵也不时把大门敲得震天响，进来检查有没有“四旧”，领袖像是否挂在应挂的地方，章士钊却毫无惊恐之感。他给了章含之极大的精神力量，他说他不相信这种混乱会延持太久。
在那疯狂的日子，章含之特别想家。因为她是“黑帮爪牙”，学校里没有人理睬她，同她说话，除非是开批斗会，要她“交待”同黑帮的关系。章含之感觉像是落入一个黑暗的深渊，十分想念温暖的家，想念自己的女儿和年迈的双亲！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厄运终于降临到她父亲章士钊的头上。那天晚上，红卫兵在章家“打、砸、抢”。红卫兵造完反，带了大批的“战利品”(书籍、信件为主)撤退了，临走前到处贴封条，书架、书橱、书桌，连沙发上也恶作剧地横贴了好几张封条，并且警告如果坐沙发，封条断了，他们就回来批斗。
北大红卫兵走后，章含之赶快扶父亲走进卧室，让他躺下。此时她满腔的愤怒、辛酸、委屈，再也忍耐不住了，扑通跪在父亲床前，把头埋在他手臂中痛哭起来。父亲轻轻拍着她的头，细声地说，“不要难过，他们迟早会来的！”后来，父亲说他累了，要歇一会儿。半个小时过去了。章士钊自己颤悠悠地从卧室出来。章含之急忙过去，问他要什么，她替他拿。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他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她不知父亲要干什么，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章士钊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他在信中告诉毛泽东，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了他。
当时章含之以为这封信是不会有回音了的，没想到，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已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晚上回家，当章含之听到总理的指示时，激动得泪流满面。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周恩来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原来毛泽东把章士钊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不仅立即对章士钊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而且乘毛主席作此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在1920年，章士钊就与毛泽东相识相交，此后近五十年始终没有中断交往。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一生经历丰富，在思想上、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鼓吹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后又转而提倡苦读救国，拒不参加革命组织。他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后来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李大钊。他三次办《甲寅》杂志，而主旨不一。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在解放战争后期，他积极为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进言，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临终前，仍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
他在学术上，也有不少建树。晚年出版的《柳文指要》，功力甚深。郭沫若在章士钊的追悼会上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可为盖棺之论。章含之时常想：“父亲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跨越了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他九十二年漫长的生涯中，他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生命旅程。然而纵观他的一生，他所走过的路似乎颇为典型地映现了中国上世纪末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困惑和理想。而最终，在他七十高龄之时迎来了全国解放，使他在一生的最后二十四年中得以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昌盛，我相信他是满足的。遗憾的是，当他1973年病逝香港时，中国大地还处于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中国的台湾岛还孤悬海峡的那边。他来不及表白心迹就匆匆离去，他自然剪不断对祖国对民族的丝丝忧虑。” 毛泽东同章士钊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章士钊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他。
1921年毛泽东找到章士钊，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章士钊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毛泽东曾对章含之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他自己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财政来源。1945年在重庆，他又直言劝毛泽东早回延安，不可轻信蒋介石的和平诺言。
1963年，毛泽东70寿辰，章士钊带女儿章含之去赴毛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毛泽东要章含之帮他学英语，从此戏称章含之为他的“章老师”。此后，章含之除了每周帮毛主席学英语之外，还成了毛主席与她父亲之间的“联络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含之给毛主席写信，说不理解这个运动，他给章含之赠言，要她“经风雨，见世面”。1970年，章含之再度见到毛主席时，她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毛主席把她叫去，给她任务要她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她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毛主席要把章含之调到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就这样，毛主席决定了章含之后半生的命运。外院的教改还未完成，中央来调令，要她立即到外交部报到。因此，章含之常常想，自己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对于她自己来说，毛泽东有一种“神”的力量！
这天晚上，章含之很久未能入睡。她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自己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她深感他对自己父辈般的关怀。她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一切荣辱毕竟都是过眼云烟，难以排遣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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