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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乘胜前进(3)
在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谈话的第二天，乔冠华和章含之就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并计划在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乔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与全团人员一一握手告别。
按照出发前的方案，章含之是代表团主要英语翻译这一，她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她觉得“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显然，毛泽东的话，搅动了乔冠华的情思，在他的心头，激起了阵阵涟漪。代表团在准备出席联大的发言稿时，乔冠华口授了一段关于美、苏关系的评论，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两个超级大国的妥协协议都可以因矛盾激化而“一风吹”。当时外交部翻译室的同志按字面翻译了。乔冠华历来对文稿都是亲自认真审定的。这次，他建议把“一风吹”译成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世界名著《飘》的英文原著书名“Gonewith thewind”(随风飘去)。后来，当乔冠华在联合国讲坛上念到此处时，同声传译的耳机中传出“Gonewiththewind”的译文，全场涌动起会心的笑声，并有代表鼓掌，可见这段讲话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在这届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发言揭示了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他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各国人民，普遍关心欧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7年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领土还驻扎着大量的外国军队，处于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军事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欧洲各国人民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人正利用欧洲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采取种种手法，极力掩盖欧洲和平与安全仍然面临威胁的实际情况，制造欧洲缓和、面前无战争的假象，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个超级大国在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出动大量军队突然袭击并占领自己的盟国的事实表明，这种军事同盟并不是什么和平的保障。”
乔冠华接着指出：“我们认为，要真正保障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颠覆和控制，就必须解散军事集团，在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实现欧洲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这一届联大还围绕中东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批评两个超级大国“拼命争夺世界霸权”，是“当前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章含之发现乔冠华常常若有所思，对她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
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乔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活动，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乔冠华由章含之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乔章两人坐在长沙发上。
他们两人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乔冠华突然问章含之：“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章含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情况。”章含之这才明白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她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 乔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章含之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她，乔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
后来，乔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章含之仍陪同乔冠华会见客人，他们也没有再提到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章含之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两人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乔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章含之等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他们上去时，乔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后来他们两人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了一切
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
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所营造的醉人惬意的氛围之中。乔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对此，章含之印象十分深刻，她记得，乔冠华后来在政治动乱的岁月，苦恼时惟一的寄托也是音乐。章含之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惟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情感，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而这时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乔冠华点点头。可是当几个人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章含之留一下。章含之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章含之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她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彼此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着两人相互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他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乔冠华告诉章含之那天晚上她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章含之的……此后不久，大约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章含之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章含之接到通知后去找乔冠华，她多希望能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她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章含之问乔冠华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章含之回去，不得更改。
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章含之订了11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很难通行了。与章含之同行的有4位，飞机是晚上7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让他们下午4点就出发。3点多钟时，乔冠华要厨房做了面条，为章含之一行送行。在十层会议室里，乔冠华陪他们吃面。章含之他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
只见乔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他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章含之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4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听到此话，谁都没料到乔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章含之很紧张，马上说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乔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行的同志说万一有雷鸣，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
汽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3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9点多钟，机场人员找到他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他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这时章含之直觉地感到，乔冠华在对他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自己的情意。但她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章含之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事后，别人告诉章含之，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乔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他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9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章含之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她自言自语：“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联合国成员有向联合国总部赠送礼品的惯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后，自然也应该向联合国赠送一两件代表中国古老文明、独具特色的礼品。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赠送两件，一件是巨型长城挂毯，另一件用整块象牙雕刻而成的昆铁路缩影。在赠送礼品的那天，乔冠华团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都亲自出席，那天上午在二楼宽敞的主厅中央临时摆起了一个铺着洁白桌布的讲台，台上簇拥着一批来自各国的高级外交官，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同志也到会。赠送仪式开始后，乔团长简短致辞，说这两件礼品是中国人民的心意，期望和联合国进行良好的合作，接着简要介绍了两件礼物的含义--长城挂毯体现了中国的古老历史和悠久文化，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象征中国的建设成就。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答辞中，称赞中国的古老文明以及两件礼品的珍贵价值。
他们两位讲话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摄下了这一组珍贵的历史镜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有专题纪录片。代表团每年10月1日国庆都要举行两场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一场招待联合国高级官员和有关政府要员；另一场招待侨胞和联合国的中国职员。在第一场招待会上，美国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埃及外长扎亚特、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举杯周旋于人群间。
这时乔冠华团长礼仪有加，并利用这一短暂的机会进行一些重要的谈话。至于更重要的谈话，大都利用发表演说后在联合国会议厅两侧走廊有条不紊地进行。一般事先都是约定的，或对方约我方，或我方约对方。开始几年乔团长参加联大都由他亲自率团而来，总要和几十个国家的外长会面。几年下来，会见的各国外长、副外长、常驻代表或副代表总数在几百人左右。这时，英语翻译章含之、施燕华，法语翻译齐宗华、罗旭、吴建民等纷纷出场陪同。每逢这时，乔冠华的精力格外充沛，风度更加动人，脸上总是露出不倦的笑容。
另一场招待会，气氛更加热烈。这时，纽约的华侨侨领、社会名流、联合国中国职员欢聚一堂。宴会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人们不时向乔冠华团长和黄华大使说上几句发自内心的祝贺话。代表团到达纽约后，华侨的情况出现了明显变化，和台湾方面的距离在拉大，和我们的距离在缩小。爱国侨胞感到代表团是他们的后盾，因此愿意说出心里话。他们不仅在这种场合上一诉衷肠，平时不管白天黑夜或周末休息日，只要有事就找代表团主管领事的两位外交官谈上好几个小时。除大型招待会外，乔冠华更喜欢小型宴会，因为这是进行重要谈话的必要形式。为了对西哈努克亲王做工作，以坚定他的抗战信心，乔冠华为他举行了一次招待盛宴。那次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提前两分钟来到中国代表团，小宴会厅早已一切准备就绪。乔冠华一边招待西哈努克亲王，一边与亲王亲切交谈。亲王不时点头。其时柬埔寨还处在战争期间，亲王来联合国发言也是力挫美国多次阻挠而成行的。亲王的大会发言反响热烈，过后又得到中国表示坚决支持的再次保证。亲王的情绪怎么会不高呢？
乔冠华对代表团的宴请活动特别重视，他好几次指出，宴会是一种形式，要体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礼仪。那次安理会正讨论中东问题，埃及外长扎亚特与以色列代表唇枪舌剑，连连交锋，气氛十分紧张。夜晚7时，乔冠华宴请埃及外长，但左等右等，不见埃及外长的身影。乔冠华一直在顶楼一间房间耐心等待，一直等到晚上11时，埃及外长才来到代表团。但一位负责礼宾的官员却不经请示，私自决定撤了席。乔冠华对此非常生气，一面批评，一面急令重作准备。他说，扎亚特外长为了处理重要事务而迟到，我们就应该充分理解。只要人家没有打电话表示不来，我们就应该等下去。这是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怎么能不请示就撤席呢？接着厨师又准备了一个来小时，才重新端上一顿宴席。这时已是第二天清晨。乔冠华照例和埃及外长谈笑风生，圆满地结束这一宴请。事后，乔冠华又恳切地指出，外交工作无小事，我们对亚非拉国家尤要尊重，不能摆大国架子。接受了这一次教训后，此后代表团的一切活动都严格按照规定行事。一次代表团负责人宴请某非洲国家的一位女大使，时间定在晚7时。一直等到11时，还不见女大使到来，这时我们礼宾官员当即询问，经了解才知道这位女大使已早就安寝。接到电话后，她立即表示歉意，并派其副代表来赴宴。副代表到达时，我们仍然以礼相待，宴席完整摆在那里，服务人员、厨师也在那里耐心地等候。我方的这种态度，博得了这位副代表的赞扬。以后这位缺席的女大使再次向我方表示道歉。
乔冠华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真是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他独特的外交魅力使多少人看到中国的力量；他在五大洲结交许多朋友，甚至还有不少类似“追星族”的外国朋友。据他的夫人章含之透露，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重返美国纽约，多数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儿妞妞。进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国东海岸两次。但是在这十多次的访问中，我尽量避免回到东河之畔的联合国！尽管时光的流逝多少冲淡了心中的痛，但是乔冠华的名字与中国加入联合国是这样紧密地连在一起，每每见到联合国大厦我的心又会流泪！我难以忘记那河边的玫瑰园，冠华在会议空隙时最爱在那里散步；我也依稀能重见冠华在草地上欣赏那里的雕塑；我更难抹去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安理会辩论的记忆，记得在联合国大会的咖啡厅里，只要冠华从会场出来休息，他的周围立即围满了各国代表，常常是两个人合坐一个矮凳，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听他讲话，听他豪迈的笑声。那时冠华还有一位美国的女性崇拜者。她名叫爱丽斯，是一位房地产中介商，专为联合国各国代表团介绍房产。她有一幅自制的地图，上面标明各国代表团驻地以及她推荐的房产。陈楚同志记不住她的姓名，总叫她‘画地图的’。爱丽斯那时大约三十多岁，金发碧眼，称不上漂亮，但很有交际活动能力。
据说许多代表团都是通过她购买了驻地房产，所以她经常自由出入各代表团驻地的招待会。爱丽斯开始与中国代表团接触是想推荐她的房地产，但很快，她被团长乔冠华吸引，大家都认为爱丽斯爱上了乔冠华。这成为代表团茶余饭后的一段佳话，因为爱丽斯对冠华一往情深，只要冠华出现在哪里，她就会在哪里。冠华在大会发言，她一定会在听众席的第一排，穿着非常引人注目的服饰。冠华在咖啡厅，爱丽斯又追随左右，坐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她以美国人坦直的方式给冠华发了许多邀请，请他单独约会，到她家里去‘喝茶’。遭到婉拒后，爱丽斯也会锲而不舍，跑到代表团驻地要求单独会见乔冠华。晚上不管冠华出席哪个招待会，都会看到爱丽斯的身影。这事后来弄得冠华有点尴尬。出于礼貌，他不好叫爱丽斯不要跟着他，但她的确成了一种干扰。记得有一次，冠华出席一个阿拉伯代表团的招待会。到达后我们四面观察，告诉冠华今晚爱丽斯没有来。谁料，不到半小时，陈楚同志走过来，拉拉冠华的袖子，诡秘地用他的山东调笑着说：‘老乔啊!那个画地图的又来了!’我当时是冠华的翻译，急忙四处环顾，只见爱丽斯在不远处，眼睛正凝望着冠华。我们没有找到她是因为那天晚上她换了装束，一袭金黄色绣花的阿拉伯长袍，长头发散落在肩上，与平时的职业女性形象大不相同。”“爱丽斯的故事一直延续了两三年。她每逢冠华生日都会寄来贺卡，也不知她从哪里查出的。记得有一年她的贺卡是一张通红闪亮的画面，远处半个光芒万丈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近处的沙滩上，一对泳装情侣的侧影手牵手踩着海水在漫步。整个画面都是红色的，热烈壮丽。爱丽斯会算星辰，她在贺卡中说冠华生日之夜的几点几分，她和他的1992年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两颗星辰将相会。我那时真的觉得爱丽斯这样痴情挺让人感动的，不过冠华说这是胡闹。有时，我觉得女人的心要比男人柔弱得多。”这件事还没有完，前几年，章含之“在纽约遇到一位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朋友，谈起旧事，她居然认识爱丽斯，说她已退休，终身未嫁，现在独居在纽约。她还说爱丽斯曾多次打听乔冠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胜感慨，不知她是否是为了冠华终身不嫁?!我有种冲动，想把乔冠华后来的故事告诉她，但又想一个美国人又何以能懂得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呢？还是让当年征服联合国的那个乔冠华留在她的心上吧！”
1972年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前夕，毛泽东在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会议的章含之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章含之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她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她父亲章士钊也可称是世交，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她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她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章含之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顾维钧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故人之女的到来使他异常兴奋，他极有兴趣地询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但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10月9日，章含之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就接到通知，要她第二天晚上去毛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后惟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毛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从这次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93岁高龄的章士钊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章含之深感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1972年乔冠华率领代表团回国时，顺道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1月14日，他在从纽约赴伦敦的飞机上，写了题为《纽约楼》的诗歌，用以勉励代表团诸同志：
何处望寰球，无限风光纽约楼。
四海翻腾多少事，何愁！？
粪土当今万户侯，奋起古神州！
高举红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帝、修！不斩楼兰誓不休！
大雨倾盆离纽约，万家灯火到伦敦。
问君何事最难忘？革命情谊化海深。
束发读君书，今来谒君墓。
四顾皆荒凉，独此多花朵。
有花无花小事耳，人心向背事才大。
八十九年如逝水，唯有君思翻帝座。
红旗招展古神州，非君之故更谁何？
我亦从君四十年，论君涕泪双滂沱。
大错小错千千万，赤胆忠心信无过。
迟早终将见君去，促膝畅谈当有所。
来日方长吾即归，且献鲜花寄微慕！
1972年底，当时的党史研究部门计划整理一下1945年“重庆谈判”的情况，写报告给参加谈判的主要成员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很支持，并在该报告中作如下批示：关于“国共重庆谈判”情况，王炳南了解得比较清楚，可找他了解。而当时的王炳南正在江西“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他于1973年初，应党史研究部门的要求，离开了干
校，回到北京。他和有关部门谈过“重庆谈判”情况之后，也没有人督促他再回江西干校。王炳南对是否应该再回干校问题，拿不定主意，便去找了和他共事多年的乔冠华。在办公室里，乔冠华对王炳南说：“既然没有人催你回干校，你也不必主动回去。尽管外交部没有正式调你回京，党委也没提出安排你的工作，但留在北京等候组织上的安排也未尝不可。况且，你已年过花甲，又患有‘心房纤颤’慢性病，经过干校的几年锻炼，也需要在北京调理调理，看看病，恢复恢复。关于恢复工作只是个手续问题。此事，你必须和鹏飞那里打个招呼。”乔冠华的这一番话，对王炳南启发很大，使他感受到关怀，感受到友情。他离开乔冠华的办公室时，对乔的秘书说：“老乔说得不错，既没失去原则，又体现了对同志的关怀。”没过多久，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王炳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欣然接受。
因为对外友协是办民间外交的，而民间外交也十分重要，它是中国人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政府对民间外交十分重视，一贯把发展各国人民间的交往、开展各个领域的交流、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列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王炳南从事这项工作，可谓驾轻就熟，因为他在解放前曾从事过多年的民间外交。乔冠华在这段时间，因工作实在太忙，同一些老朋友交往少了。他要跟基辛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葛罗米柯等人打交道，同这些人据理力争，缓和紧张气氛，打破僵局……这时李颢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老乔来信少了，邀请他到北京作客的话也不说了。但是李颢在心底里时常思念老友，渴望同他在一起，听他高谈阔论、仰头大笑。现在李颢只能从报刊上、电影新闻简报中寻找乔冠华的身影，听他那熟悉的欢声笑语。当时，李颢特地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以便及时“捕捉”好友乔冠华的行迹。在一个不眠之夜，李颢忽发奇想：把笔记本上一张空页撕下，装上信封，寄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乔冠华部长收。乔冠华这位阅历丰富的外交才子，可以说见多识广。他知道历史上一字信、二字信的传说，却从未听说过有无字信，自己偏偏遇上了。乔冠华从信封上的笔迹看出，这恶作剧是老朋友李颢干的。这封信使乔冠华心海掀起了波澜，他靠在沙发上，双目微闭，用自己的心默默地读着这封信，用那充满哲学细胞的大脑来判别这封信的内涵。他不住地默默自问：我老乔当了官，变了吗？好友如此对待我，竟然寄来一张白纸戏弄我。我老乔不是那种忘记友情的人，以前没有变，现在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
乔冠华知道李颢是怎样的一个人，明白中间的误会。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因为工作太忙了，好长时间连一封信也没有写给他。于是拿起笔，在李颢寄来的那张“无字信”上签个到：
李颢李颢，不知有何好？千里送册页，要人签个到。可笑、真可笑！
乔冠华8月8日
李颢接到乔冠华此信后，胸中滔动着千缕思绪，万种情怀，久久不能平静。他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悔疚，其心里觉得自己确实“可笑、真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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