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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乔章结缡(1)
乔冠华访英回国后，据章含之说，他曾向仲曦东吐露了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章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去的。不巧，那晚章含之有活动不在家。9点多回到家，章士钊的老管家高升告诉她：“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第二天，乔冠华给章含之打电话，想去看看她。他们在电话都客气，而在客气中又流露出一种拘谨。乔冠华问章含之，那个大雨之夜，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章含之说：“挺好。三百多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
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章含之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章含之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她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章含之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章含之答应了。第二天她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程远清，请他转交。此后，在章含之正式办离婚手续之前，乔冠华和章含之一周总要通几次电话。他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乔冠华在电话中突然发问，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章含之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
乔冠华停顿了好几秒钟，此时章含之感到很紧张。最后乔冠华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章含之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她禁不住哭了，但她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
乔冠华问为什么？章含之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章含之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
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她深夜起来给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章含之在信中还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她说她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试想我们的结合会引起多少对他声名的诋毁！无数舌头会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散布着同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22岁的章含之只是因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为了嫁给有名气有地位的乔冠华而同丈夫离了婚。谁也不会去认真问一问这是否真实。我们俩纵有千百张嘴也难以解释。我不能忍受在人们见到他的形象时夹杂在议论中的是这样的诽谤。我不能像玛格丽特那样使他恨我，但我愿在这爱情初始之时用理智把它深埋。”
章含之把信送出去两天后，就收到了乔冠华的回信。他在信里极其愤慨，简直像是在发怒！他说他根本不听她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她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他需要的是他所爱的人的爱，而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对方的自我牺牲。这下章含之乱了分寸，不知往下该如何办。乔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给她电话。章含之则说让我冷静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这时，大约是1973年的3月上旬，章含之与前夫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
办完离婚手续后，章含之情绪很不稳定：她为这过去生活的结束，既觉得轻松，又觉得惆怅。对于今后的事又举棋不定。
章含之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她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对于唐叶文，章含之后来这样说道：“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20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作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
正因为章含之和唐叶文有这份真挚的友谊，因此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她就把发生在她和乔冠华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小唐和老方从一开始就极力支持他们。他们认为乔冠华和章含之是十分相配的一对，年龄的差异不是障碍。就在章含之告诉小唐她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她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小唐神秘地拉章含之到办公室走廊，对她说：“你们那位老爷知道你办完手续，高兴得快疯了！”
章含之说我谁都没有说，是谁去告诉他的。小唐说，那天上午，老方陪冠华见外宾，是在当时外交部楼梯上那间最大的部长会客室。送走外宾后，老方走到乔冠华身边，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乔冠华听后先是一楞，问为什么章含之不告诉他。老方说她可能要等情绪稳定一些就会告诉他的。乔冠华突然从沙发里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场春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
乔冠华猛地推开窗户，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大声呼唤：“多美啊！这雪，多纯洁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气夹带着片片雪花冲进温暖的会客室。当时还留在屋里陪见的同志惊异地看着乔冠华，莫名其妙地缩起颈脖陪他在寒风中站着。只有老方懂得乔冠华此时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澜。当天晚上，乔冠华突然在一个宴会之后来看章含之。她不想惊动父亲章士钊，就请乔冠华进了南房父亲的小书房。乔冠华什么都没有说就把她搂在怀中，这是他们第一次那样亲近。章含之默默地流泪，他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要想未来。”就在这同一天深夜，实际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章含之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她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朝鲜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哩。来人说主席祝贺她自己解放自己了。章含之激动得不能自已，那天晚上她真正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关怀，又有着冠华给我的真情，过去那一切少年时代的孤独，青年时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时此刻都得到了补偿。”
她把毛主席送来的大红苹果抱在怀里，苹果不仅硕大而且红得特别紫艳光亮，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她抚摸着那苹果犹如抚摸着对未来的梦想。很久很久，她才带着那甜美的梦睡着。第二天早上，章含之挑了十个苹果，附了一封短信，请人送到乔冠华的住处，她说愿他与自己共享主席对她祝福。然而，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细胞中，这是沉浸在幸福之时的章含之所全然没有想到的。此时，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章含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她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她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她、祝贺她解放自己，是希望她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她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你如此放纵感情，会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
章含之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她重新陷入深深的惶惑，不明白为什么必须以牺牲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她更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那时的毛泽东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她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样与毛主席围着一个火锅敞开思想地向他请教。70年代，章含之每次见主席都是经他人安排。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有人事先嘱咐。她又怎能向主席倾吐内心的情感呢？她也不想把这些话告诉乔冠华，她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这又给乔冠华造成了痛苦。
许多年之后，当乔章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乔冠华已身患绝症，但他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章含之曾感慨地对乔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岁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1973年3月下旬，章含之参加了菲律宾总统来访接待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她们一起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记录。比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来访时，毛主席是晚上会见的。会见后，外交部工作人员通宵工作，把记录整理完后已是第二天清晨。章含之还记得，“那正是星期日，马科斯夫妇笃信天主教，我们在他居住的国宾馆总统楼的草坪上临时布置了星期日弥撒的场地。当我们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会见记录后带着疲惫的身躯推开窗户时，正好俯视总统一行在草坪上祈祷。当时我突然觉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奋力拚搏。”
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3时。章含之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章含之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章含之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乔冠华从晚上12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她，说他到处找不到她，问值班室她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来电话时显然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黎秘书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她，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
章含之听了，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她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乔冠华家里看看。当她匆匆赶到时，是他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章含之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乔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章含之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就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扶进卧室。章含之急忙去卧室看，只见乔冠华仰卧床上，一只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时发的军用毯改制的晨袍袖，左手伸进右袖，整个袍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嚷嚷。章含之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她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她，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
章含之轻轻地唤醒他，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乔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章含之。突然他抓住章含之的手，口齿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章含之心很酸，眼眶又湿了。她知道他醉了，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后吐真情。
章含之说：“你喝醉了，真不该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我扶你起来。”当扶他站起来时，她才发现他是把右臂伸进了晨衣的左袖中了，她帮他穿好衣服，他此时似乎清醒多了。章含之叫保姆拿杯热水给他喝，再用热毛巾给他擦脸。乔冠华仍是十分动情地抓住章含之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章含之从乔冠华住处出来直接回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上午还要继续谈判。此时已快拂晓，她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赶快回去睡上几个小时。谁知到达宾馆房间时，与她同屋的唐叶文在她床上睁着眼睛等她。她惊异地问小唐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小唐她一副疲惫的神色，可还风趣地说：“你们乔老爷把我整了一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找你算帐！不过，这可以等一等，你赶快去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怕乔老爷再找不到你要跳楼了！”
章含之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小唐，问怎么把她也折腾进去了。小唐忍不住一边笑一边讲她被折腾的事。她说头天晚上因为主席会见外宾，小唐她们没有任务，比较轻松。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个好觉，10点多钟就服了安眠药。可是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值班的叫醒说“乔部长找你说话。”小唐接电话时，乔冠华还是清醒的，他问小唐章含之在哪里。小唐说主席会见，估计快回来了。接完电话小唐回去接着睡。没想到乔冠华找了多次找不到就开始喝酒了。带着酒意，他又让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小唐不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为服了安眠药又不能睡觉，她本来就有胃病，此时胃部特别不适，呕吐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只好眼睁睁等章含之回去。
章含之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章含之很感激小唐，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这件事发生之后，章含之深知自己已无法改变她和乔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她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她对自己充满自责。
对此，章含之回忆说，“他喝醉酒的那次可能是我们之间感情的最关键的晚上，因为当时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当时情况下这种社会的舆论对我是不利的。因为乔冠华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个公众的偶像，有地位又有名声。我们之间的年龄又差那么多。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我看上的是乔冠华的地位、乔冠华的名气。我是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舆论压力的。同时我觉得再坚持下去，我会失去我自己，可能我的自我就整个被乔冠华的影子给掩盖了，而我其实很想做一些事情，所以说当时真的很犹豫。那天晚上我在整理记录就没有和他联系，他就喝酒，往外交部办公厅打电话，把秘书都吵得不得了，闹到两三点钟，乔冠华是酩酊大醉。……我到他家里去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当时就想我不可能再犹豫了，像他这样一个人能够对一份感情如此执著，谁还能拒绝？”
毋庸讳言，在某些人的眼光中，章含之和乔冠华的婚姻，是章含之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的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
然而，很少人知道章含之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她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乔冠华荣辱与共。她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她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章含之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她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她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26届联大会议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而她平时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章含之不同乔冠华结合，等待她的机遇可能是她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她也自信有此能力。章含之在乔冠华为她深夜醉酒之后，她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她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她决计陪伴乔冠华终生。
乔冠华得到章含之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他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他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乏味的时代，所以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他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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