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淮扬地方军阀马玉仁，不仅在当时的军界声名显赫，在盐阜、两淮对其亦可谓妇孺皆知。其人起自盐枭，发迹行伍，拥兵淮扬（十四县），九易寒暑。一度解甲，不久又参与国民党改组派的军事倒蒋。晚年息影于海隅，从事棉田垦植。抗战军兴，他白首请缨，意在国家民族，最后一弹成仁。现将其生平浅述如下：

 

起自盐枭

 

马玉仁（1875～1940）原名曰仁，字伯良，清光绪元年（乙亥）冬出生于高作北边马家墩（今建湖县高作镇陆沟村）的佃农家庭。幼年就读于村塾，略识文字（旧传马目不识丁，远非其实）。稍长，随其父马京元挑卖私盐，经常往来于阵洋、小关和东、益之间。彼时卖私盐者大都结伴而行，装束一式是大裹腿，膝下插藏银尖雪亮的匕首，作为防身武器，路遇缉私营兵或盐场的水陆巡役，往往强冲硬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溜。受此环境的熏陶，马逐步养成了剽悍粗犷敢于铤而走险的个性。

 

马二十五、六岁时，从乡邻武举薛兆凤之弟薛德扬习武。光绪三十一年（1905），马参加县武考，名列小牌第八（初选合格），因科举停试未获武秀才。马乃与其三姐（适唐氏，人称唐三姑奶奶）重操走私旧业。后拜青帮“大”字辈刘某为师，远近盐枭渐闻其名，多与结纳，羽毛日渐丰满。马与沟墩著名盐枭陈某搭帮后，合伙吞占了另一个大盐枭刘某部之船只、火器。此时，他们已拥有盐船数十条。尔后，他们又同东沟、中林、钱家沟一带的盐贩结伙成帮，放手大干。马玉仁体格魁梧，好勇斗狠，被群枭推为首领，往来于庙湾、新兴两场，走私于淮西等地。开始是靠匕首、火枪、直铳丫（短火枪）闯关过卡，继而拥有单响，多响后膛来复枪，转子莲(左轮手枪)等现代火器，这样，路子越闯越宽，买卖越做越大，马从中获利也越来越丰。不久，马又和安徽寿州的走私巨魁接上关系，动辄几百条船结帮行动，数十里相望。所过关卡，或“借路”通过，或持勇硬冲。一时风声所播，缉私营兵闻之丧胆，避之犹恐不及。

 

光绪三十三年(1907)，马玉仁哨聚团伙收盐于通洋港，驳柴港等地。一次，在小关东北的陡沟与清廷的武卫军缉私兵勇遭遇，马当场格毙营兵二名，伤三名。两江总督刘坤一，传檄淮安府六县会拿马玉仁。马先后藏身于姜家大圩的姜姓箍桶匠船、湖垛积缘堂楼上，尔后又遁迹八滩于姓武举家中。次年，追捕风声越来越紧，淮属地区藏身不住，遂化装乘坐由他三弟马曰怀（即马玉怀）当领哨的淮海水师右营哨船，投奔扬州游缉统领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标下的“虎字营”，改名马玉仁。

 

发迹行伍

 

徐宝山原系长江下游著名的洪帮盐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国变”(1900)前接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招降，将原部编成“虎字营”，徐任督带。徐见马长相英武，臂力过人，便收马为门徒，笼为心腹，连续提升他为伍长，什长。不久改调哨官（相当排级），带舢板哨船，护卫徐在镇江南门的私宅。未几，又被提升为领哨（相当连级）。宣统元年(1909)调升南洋（水师）续备新胜营帮带（相当副营级），巡弋南京至镇江一带江面。此时，马将其四弟马玉坤安排在该营当领哨，三弟玉怀充稽查官，以检查船只为名，大捞其外块。

 

宣统三年( 1911)，辛亥武昌起义，驻镇江的革命党人，民军都督林述庆命徐宝山在扬州组织军政分府，成立江苏民军陆军第二军，徐任军政分府都督兼军长。马在该军第三营任管带（相当正营级）。同年冬，民军会攻刚从兖州南下入据南京的张勋定武军。马玉仁和他的四弟玉坤率第三营猛力攻破张勋定武军固守的浦口方山炮台，严重威胁南京城清军的侧背安全。首战告捷，使马氏弟兄在第二军内崭露头角。徐宝山擢升马玉仁为第十五标标统（相当正团级）。马弟玉坤与姊丈计子山，外甥刘汉民等人都被安排在该标当了管带或队目（连级）。

 

早在武昌起义初，清廷驻清江（民初改名淮阴）的新军十三协，乘乱哗变，东下抢掠建阳、湖垛。驻上冈的缉私营亦索饷谋变，四境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民国元年(1912)二月，徐宝山接受盐城士民“公请”趁机率师来城，名曰安戢地方，实为扩大地盘，徐派马的十五标标部驻盐城西门泰山庙，负责盐城西南和西北乡的防务。在盐城西乡以贩卖私盐而起家的马玉仁，从亡命盐徒一跃而为衣锦还乡的赳赳武夫，好不得意。不久，徐宝山还军扬州，因盐阜为马的老巢，便留下十五标驻防。当时袁世凯的心腹蒋雁行以江北军政府都督（都督府设淮阴）的名义拥兵淮海，但其军令、政令推及不到徐宝山的地盘盐城境内。蒋雁行特意委任马为阜宁县军政支部正长，意在拉拢。时值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徐宝山致电袁世凯，表示所部愿归北洋节制。同年三月，第二军按新的陆军建制更换番号，十五标改称四十七团，马玉仁任团长，隶属二十三旅（旅长张仁奎）。时江北军政府、扬州军政分府一并撤销，蒋雁行改任江北护军使。未几，蒋调陆军部，继任护军使为刘之洁。同年五月，刘之洁抽调马玉仁团会同东海县民政长袁世猷剿灭沭阳县楼山镇、金家圩、高塘沟等处散“匪”，马部在楼山镇一带“三战三捷”，获得袁世凯的传电嘉奖，并由步兵中校提升为上校。接着马又在阜宁，东海等县“剿匪”有功，获北洋政府一等金色奖章。这时，马团已拥有马、步、炮营，实力较他团为强。

 

民国二年(1913)春，徐宝山被炸身死，其弟徐宝箴代理第二军军长。不久，该军缩编为江苏陆军第四师，马的四十七团亦调回扬州缩编为师的直属队——“护军营”，马任营长，实际马、步、炮各队的编制如旧。

 

跻身将领

 

民国二年六月，革命党人发动讨袁之役，时称“二次革命”。袁世凯委辫帅张勋统率“辫子兵”由徐州南下“讨逆”，并委冯国璋为江苏督军。此时徐宝箴的第四师又恢复第二军建制，由江北方面会攻南京。徐宝箴请张勋呈准陆军部委任马玉仁为该军混成旅旅长，并就原“护军营”马、步、炮、辎重各队扩编成旅。马就任旅长后，担任该军攻宁的西路支队长，在六合一带击溃前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讨袁军一部，得械甚多。北洋政府升授马为陆军少将，并颁给三等“文虎章”，勉其继续劾力。八月，马奉命率混成旅由六圩渡江，一举而下革命党人控制的镇江，沪宁线震动。马乘势率部西进，迅猛击败讨袁军驻龙潭的部队，严重威胁南京城。当时，中外报纸争登战讯，马和他的混成旅名噪一时。张勋、冯国璋也确认马是一员骁将。九月，委任马为攻宁东线部队的前敌司令，节制东线定武军及第二军的有关旅团。马由龙潭进逼栖霞，进而占领钟山，控制了攻城的有利地形，引起各方的瞩目。时由张勋亲自督战的西路军久攻雨花台不下，调马部前往助阵，马率混成旅一阵成功，赢得了北洋军和苏军将领的刮目相看。南京城破后，张勋纵辫子兵大掠三日，马亦如法效尤，可想而知，接受部下敬纳也自在当然之中。马氏虽非北洋嫡系，但因他“攻克金陵坚城，成功迅速”（陆军部嘉奖令语），镇压“二次革命”有功，受到张辫帅和冯督军的赏识，呈准陆军部擢升马玉仁为陆军中将，实授扬州游缉统领。游缉统领的机关部按惯例应设扬州城内，当时扬州盐运使张弧考虑马部军纪不佳，声名狼藉，运动冯国璋指令游缉机关部驻十二圩。以匪剿匪，以盐枭缉私这在当时是不乏先例的。马是走私老手，利用游缉统领的职权，放手包庇开往上江的走私盐船，坐收渔利。盐运使张弧虽欲驱之而后快，但又奈何他不得。这位“走过清江到过淮，挑过私盐卖过柴”的草莽英雄一旦成为苏军将领的新星，便又踌躇满志，以“徐宝山第二”自诩。

 

督理江苏军务兼苏皖巡阅使的冯国璋知道马粗犷易制，便蓄意拉拢。民国三年(1914)七月，冯国璋带领苏军将领去北京觐见袁世凯，马亦随从进京。以后又多次为他“剿抚盗匪，保护地方，在事异常出力。请奖，马亦深感冯的知遇，唯冯马首是瞻。民国五年(1916)五月，扬州游缉统领建制撤销（背景是废灶兴垦），冯饧委马玉仁为江苏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就游缉各营改编，调往清淮“剿匪”。同年六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北洋军阀开始分化，冯国璋成了直系领袖，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展开权力之争。冯国璋当选副总统后，特地给马玉仁一个总统府咨议的头衔，以资继续笼络。

 

拥兵淮扬

 

早在民国三年(1914)，冯国璋奉令将江苏划为七个军事辖区，各设镇守使一员。其中淮扬镇守使署设清江（今淮阴），辖淮六属、扬八属共十四个县地盘，在七个军事辖区中地盘最大。首任镇守使是第五混成旅旅长刘洵。刘是冯国璋的外甥。民国六年( 1917 )发生“府院之争”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委李纯为江苏督军。同年七月，刘洵的第五混成旅调防南京，所遗淮扬镇守使一职，由李纯委令第一混成旅旅长马玉仁兼署(代理)。八月，冯国璋又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委署状。马玉仁为了谋求实授，重金运动有关当局和李纯的亲信师景云、何绍贤等人。十月，马玉仁被正式任命为淮扬镇守使。马玉仁在淮扬的劣迹路人皆知，清末曾遭通缉。于是地方人士便以通缉令尚未撤销为由，联名呈请督军署、省公署对马挡驾。马的幕僚陈宦献言，教马拉拢淮阴地方绅界领袖闻溥，许以作顾问，领于薪三百元，并安排闻的儿子为军需官。闻为所动，从中排解，始得相安无事。刘洵调离淮阴时并未交割镇守使署的印信，目的是敲马的一记竹杠。不久刘又调防天津，马没有印信难以行文，便托旅京同乡陈伯盟、季龙图等人向刘说情，直至送了一万大洋的即期支票，刘始将印信交出。马所部军官多出身草莽，军队素质不佳，为此马开始招聘军校出身的人来第一混成旅任职（盐阜籍的居多），同时派四弟，外甥，子侄等赴日本军校深造。

 

民国七年( 1918)直皖两系对滇桂用兵问题斗争激烈，段棋瑞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则力主议和。江苏督军李纯站在冯一边，多次通电吁请议和，西南也有军政代表来南京活动，李令全省戒严，这就引起段祺瑞的疑忌。当时段祺瑞执政府的密探马凤池在向京师警察厅的密报中称“驻扬州马玉仁则似阳奉李令（指李纯的戒严令），而不十分切办，或马与李无大感情，尚未至为其鹰犬”，可见此时马对冯、段之争是持鼠首两端的态度。李纯也知道手下七个镇守使中唯马和他若即若离，便通过马的老上级通海镇守使张仁奎和盐阜二县的国会议员陈伯盟、季龙图等人着意拉拢马。时值冯国璋被逼下台，马玉仁要找新的靠山，开始与李交往。“纯唯恐马面从心违，又俯求扬州士绅前国会议员张鹤第代为居间联络”（引自马凤池密报）。同年六月，李纯率苏军将领“遵例赴京觐见”新总统徐世昌，马玉仁获赏“七狮军刀”。次年秋，马玉仁又先后被“特授勋五位”、“晋给一等大绶嘉禾章”。可是马玉仁对这些虚荣并不感兴趣，而是专心于实力地位的追求。

 

民国九年(1920)七月，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在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支持下，发动对皖系军阀段棋瑞的斗争，马玉仁跟着李纯站在直系一边，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同年秋，江苏陆军调整建制，原第一、第五混成旅合编为陆军第二师，由马玉仁代理师长。该师共辖两个旅，一个旅由马的外甥刘汉民统带，驻防扬属八县。另一个旅驻防淮属六县，这个旅原系刘洵的部属，不易驾驭，马运动上层将该旅旅长（刘洵亲信）挤走，由他的三弟马玉怀代理旅长（后由兴化人袁德才、八滩人顾德阳继任）。团营军官也逐步换上自己的老班底。这样，该师及淮扬地盘完全为他控制，进一步加强了他在苏军将领中的实力地位，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同年十月李纯自杀，直系将领齐燮元由代理而实授江苏督军和苏皖赣巡阅使。清淮人士趁新督军接事之初，向督军署告发马的种种劣迹。齐燮元表面答应查办，实际立足拉马，召马训诫，要他约束所部“纰漏不能出得过大”，注意搞好地方上层关系，以免“影响晋升”，这话示意马是要实授师长的。齐燮元略施小计使马十分感激。从此，马对齐俯首贴耳，唯命是听。

 

民国十一年（1922年）二月，第二师改编为第三师，马玉仁实授第三师师长，下辖第五、第六两旅。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五月，鲁、皖、苏、赣四省联防，按甲、乙、丙、丁组成四个防区。徐、泗、沭、郯一带为丁防区，马和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共同负责该区防务。陈是保定出生，白是小站出身，素来瞧不起行伍出身的“老马”，多次开过马的玩笑，让他出尽洋相。有时还在督军面前揭露马的短处。

 

苏北里下河为水网地带，第三师拥有汽艇、舢舨，较他师为多。马多方运动成立江北水师（实际只有两个团），由齐燮元委饰马的三弟马玉怀任统领，统率该水师。

 

民国十三年(1924)，齐燮元和浙江总督卢永祥在争夺淞沪利益方面矛盾激化。同年九月三日江浙战争爆发，第三师奉调布防太仓，浏河、黄渡一线，张左翼以对付浙军的进攻。直军孙传芳趁浙军后方空虚由福建入浙，卢永祥首尾不能兼顾，便放弃浙江，孤注一掷猛攻苏淞、镇江地区。江浙两军在攻夺浏河小土石一役中鏖战四十二日之久，马部因位于侧翼，故伤亡不大。十月十三日浙军前线崩溃。马部在清剿浙军第四师残部时大掠民财。战争结束，马奉命撤军回防时，封船装运所掠财物，连红木家具也运了两大船。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到处扬言：“别人在前线卖命，老马却大发其财”。这话一时成了军界的笑料。

 

就在江浙战争的同时，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以冯玉祥倒戈，直军失败告终，段棋瑞当上了临时执政。民国十四年(1925)一月十三日，临时政府讨论淞沪问题，发表四项命令，其中第四项为“任命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护军使的职权在镇守使之上，这是马跻身军界的最高职位。不久，奉军南下苏、皖、淞、沪，齐燮元出走日本，奉军将领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军。当时直系军阀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势力仍很强大，奉军立足未稳，苏军将领心存观望。同年秋，浙江督军孙传芳、江西督军谢鸿勋等率领直系军队北进，驱逐苏皖的奉军势力。九月十七日，马玉仁，陈调元、白宝山“在南京秘密集会，决议一致拒绝奉军”。马玉仁还亲自去武汉谒见吴佩孚，请其出面主持大计。十月十七日马玉仁和陈调元、朱熙等十余名苏军将领通电“响应浙军（指孙、谢各军）会师宁、镇”。孙传芳占领南京后，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讨逆联军，孙自任总司令。二十日，二十名联军将领电请吴佩孚出山“组织联军共讨奉张”，马玉仁亦列名其上。次日，苏军将领陈调元、马玉仁、白宝山等电请前江苏督军齐燮元从日本回国“主持大计”。二十四日，苏军将领公推齐为讨逆联军副总司令。十月二十六日奉军邢士帘部由新安镇南下，会同由青岛南进的毕庶澄海军会攻海州，白宝山无力抵抗，退至马玉仁的防区。月底，孙传芳委任十五名将领为各军司令官，因马是护军使，被任命为第七军司令官，统辖江北苏军各师旅。十月初，马玉仁奉命率领第三师和白宝山、张仁奎等部会同郑俊彦的第十师在宿迁和沭阳小伊山一带将奉军击溃。同月二十五日，临时执政府被迫免去杨宇霆的江苏督军，由孙传芳接任苏督。这一段时间，也是马玉仁在军界最活跃最显赫的时期，接着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兵柄被解

 

马部军官的班底，有的是马的手足亲友，有的是他旧日私团伙，而很大一部分是他在两淮“剿匪”时收编的土匪（按人枪多少分别委以军职）。官兵关系也多是靠安清帮的师徒关系维系的。其驻扎在清、淮、涟、泅、盐阜的兵众，经常抢劫、绑票，勒索民财，民怨沸腾，路人侧目。每逢新的督军或省长莅任，两淮人士便向督军署控告马及其部的种种不肖，但都不了了之，原因是马有实力地位，加之两淮各县的省议员或国议员中有马的朋友为之说项缓解，有的省议员、国议员本来就是在马的帮助下当选的。孙传芳任江苏督军后，告发马的呈文仍象过去一样，雪片似地飞向了督军署，此举正中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下怀。

 

原来早在孙传芳入据江苏、组织五省讨逆联军时，马玉仁和其它苏军将领对原浙军头目孙传芳就心存疑忌。奉军入境时，马玉仁等苏军将领曾电请出走日本的前江苏督军齐燮元回苏“主持大计”，并公推齐燮元为讨逆联军副总司令。往事件件，不能不引起在江苏立足未稳的孙传芳之疑虑。为了防止齐再插手江苏军务，孙便先拉拢老谋深算的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委任陈代理江苏陆军司令节制苏军，这是因为奉军杨宇霆虽已逃离江苏，但执政府尚未明令罢免。陈调元与广马玉仁芥蒂很深，在代理司令期间，不时在孙的面前对马加以倾轧。孙正式出任江省督军后，便加紧了对苏军将领的分化瓦解。当时陈调元已在孙的笼络之中，白宝山虽然有个师，但属新败之余；江宁镇守使朱熙也有一旅之众，但处在联军司令部的卵翼之下，通海镇守使张仁奎的一个旅，装备较差，他在实业家张謇的影响下，只求保存地位，没有扩张野心，不足为虑。唯淮扬护军使马玉仁拥有淮扬十四县的地盘，掌握江苏陆军第三师，马的三弟马玉怀又掌握江北水师，加之马历来桀骜不驯，不易驾驭，孙传芳必须将马作为异己力量来对付。两淮人士告发马的案牍积至尺余，这就给孙传芳有了解除马玉仁兵柄的借口。

 

孙传芳先以调整苏军建制为名，撤销了江北水师的建制，将水师人员遣散，船艇分发至各师使用。马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盘，但因“客军”势力大，他也奈何不得。民国十五年(1926)春，孙传芳调遣郑俊彦的第十师驻防扬州，主要兵力部署在马的第三师刘汉民旅和顾德扬旅的中间地带。又调马保衡的第十一师驻防兴化，、东台、盐城。第三师参谋长朱怀冰（湖北人）、军事顾问唐伯超（阜宁人）觉察到此刻对马部已形成了分割包围势态，便向马进言及早为计。马却说：“他们是客军，我们是主军，哪个不知老马的厉害!”同年春夏间，郑俊彦的第十师师部奉命由扬州迁驻淮安，布防直至淮安北边的板闸。接着，孙传芳下达了解除马玉仁第七军司令官和第三师师长职务的命令，并指定郑俊彦负责接．收该师人枪，移交前军饷一律停发。马知军职岌岌可危，便向有关方面求援，但均无结果。马便转向盐阜的绅商界借款购办军火，准备用武力抵抗。这时，郑俊彦的第十师已在王家营沿黄河堆布防，直至洋面厂，对淮阴城形成包围势态。马向天津购买军火又上当受骗，三师参谋长和军事顾问等意识到大势已去，便纷纷辞职，连师直属队也索饷闹事。马知逆势难转，便以欠饷为借口，派部下四出勒索，同时又埋藏了一批精良武器，以图再举。由于马玉仁移交兵权的期限一拖再拖，孙传芳下了最后通牒，限马克日徒手出境。当由两淮地方知名人士出面筹措了一些银洋给马作遣散费，马只好交割印信，潜赴上海法租界过起寓公生活。第三师被缴械后，孙传芳另委师、旅长统率该师。民国十六年(1927)，该师在山东境内为李宗仁率领的北伐军击溃，散兵游勇回窜苏北，为匪为盗，流毒地方十数年之久。

 

两度再起

 

马从民国六年( 1917 )冬实授淮扬镇守使起，拥兵淮扬九易寒暑，一朝被解除兵柄，实属心有不甘，每每怨天尤人，说他不见容于军界。于是，他又在上海进行重谋军职的活动。时值北伐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进逼闽、赣、湘、鄂，直、奉两系军阀为了共同对付革命，握手言和。奉系军阀、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率部南下支援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对抗北伐部队。张宗昌知道马玉仁在淮扬地区仍有影响，趁势委马为直鲁联军第十二军军长。马得此空衔后，便通过在上海的盐阜同乡顾竹轩，金九龄等人的关系联络旧部、购办军火枪支。马东山再起，好不兴头。新的名片在番号军职前面，还加上了“陆军上将”的头衔。民国十六年(1927)春，北伐军东路进逼宁沪，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张宗昌被逐出上海，十二军的建制也随之中途夭折，但马并未死心，满想重握兵权。他在上海不时和顾竹轩的门徒吴仁泰（即吴义山）等人往来，以期到时借重他们的势力。

 

民国十七年(1798 )，马玉仁受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筒称改组派）拉拢，酝酿在他的旧地盘里武装反蒋。他先指使其外甥、当过三师五旅旅长的刘汉民潜回盐阜招集旧部朱汉卿、胡汉廷、沈汉文（与刘合称“马部四汉”）等人，联络各地股匪、伺机行动。

 

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会委马玉仁为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兼二十七军军长，利用他在苏北地区起兵扰乱蒋的后方秩序。马奉委后认为重操军阀旧业的时机已到，立即带领马玉怀、刘汉民、吴仁泰等人在上海招罗一班流氓光蛋，于同年六月由海道进至阜宁合兴镇（即合德）。未几，又进至今建湖县境，设司令部于东郑庄，派党羽四出召集旧部，收编土匪，按人枪多寡给以番号，委以军职，盐阜地区到处土匪哨聚，官多于兵，兵多于枪，连土炮、刀矛也充作装备。官兵多半是长袍、短褂、瓜皮帽、青裹腿、大束腰，毫无军容可言。因为饷源无出，枪支短少，就勒逼地方输款纳械，以供装备，纵部众四出剽掠以代粮饷。致使四境公私枪械几乎收缴一空，明匪勾暗匪，遍地土匪蜂起，劫案重重。在那“闹马党”的日子里，确实是民无宁日，莫敢谁何。梁垛乡绅郑默庵，湖垛乡绅胡节韶背后议论马部的胡作非为，结果均遭暗杀。后风闻省队行将进剿，马为防不测，将司令部转迁至蒋营荡区沙家庄，作退守湖荡之势。

 

九月初，江苏省保安处长李明扬率部进剿，东路沿范堤北进，西路由保安处副处长率水上公安队北进，实行东西夹击，前锋已达兴化、东台一线。马闻水队北来，知道湖荡已不能作退守凭借，慌忙北退。临行前急派徒众南犯沙沟，将前省议员赵雪（字雨生）绑架至船上，随同北撤，目的是挟作人质，迫使省队不敢追之过急。同月六日（阴历7月1 4月），省队西路前锋炮船抵达唐桥（今近湖乡唐桥村），发炮两响）盘踞湖垛的马部兵众（吴义山旅的一个团，只有几百人）惊作鸟兽散。次日，水队进至马的老巢高作北部，马的独子马益德仓惶逃窜，在小薛滩落水溺死。时东路省队已进至大冈、盐城，马部毫无还手之力，望风溃逃。十月初，马玉仁率残部窜至阜宁陈洋镇，省队尾随追击之，部众大溃，赵雪在战乱中遭害。马玉仁和其三弟玉怀先远遁青岛，后又复返上海租界。

 

事定后，南京政府下令通缉马玉仁，并没收他在高、宝、兴、淮、盐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马玉仁花钱运动省民政厅长缪斌，搁纳通缉令不发。赵雪开吊之日，马玉仁在沪派代兼至沙沟赵府致悼，其挽联云“管仲如彼其专，一叶载君，棠父脱囚思臂助；伯仁由我而死，五更横架，石梁（沙沟别名）回首倍伤心”。此联意在表白他虽未杀赵，但赵实因他而死。不久，中原大战结束，南京政府对参与改组派反蒋的人，一概免于追究，马被没收的财产也当即发还。

 

息影海隅

 

马玉仁拥兵淮扬时，淮安师范（六师）校长徐公美曾公开议论过马玉仁既有官癖、枪癖，又有财癖、色癖，这个说法是确如其分的。其中以财癖为例，他除大刮地皮，接受走私集团贿赂和部下孝敬外，还经常克扣军饷。他把已拨发的饷金存在银行里生息，欠饷半年是经常的事。这还不算，上校发中校饷，中校发少校饷，依此类推，按军阶降一级。上行下效，旅团军官也大吃空额。他的儿子马益德从日本军校学成归国后，劝他不要克扣军饷，以维系军心、军纪。他对儿子说：“小伙（“儿子”的呢称），老子不聚钱，哪会给你买下那么多的田！我给他们每人一根枪，他们不会找钱用吗？“他用囊括所得，前后在高、宝、盐阜和两淮置下近四万亩柴草田、荸荠田、稻麦田，经管田庄的账房四十余处，庄头多达二、三百人。仅阜宁沙冈一地就有仓廒十八幢，高作、朦胧一带有田四十余顷。高邮界首一带有藕田、荸荠田十多倾。马所购田产价格都很低廉，别人不敢和他争购，卖主又不敢不卖。先是零量购置，然后兼并四周，使之“合锦成匡”。早在马玉仁任淮扬镇守使期间，大实业家张謇在前新兴场灶区两厂创办的大纲公司失败，黄沙港一带垦地为马所购，马只交了贱价的半价。马玉仁连清末状元、任过北洋军阀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也居然敢“吃”，其以势兼并小民土地的情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闹马党”失败后不久，马玉仁移家上冈东边的中兴桥，致力于灶地垦发，招致启东、海门棉农植棉，兴修水利，推行条田化。同时在南津口兴建浴室、饭店，开设钱庄、轧花厂、织布厂，经营得法，颇见成效。他曾对亲友说过：“军界容不得我马某，解甲归田办点实业，享受田园之乐，我倒也心满意足”言下不胜感慨。

 

马的垦地西起上冈龙王庙，东至通兴公司、黄沙港两侧直至射阳河入海处，全长八十余华里。其中，原为新兴场宋姓盐商运盐入垣之路的黄沙港，年久失修，港身浅窄，不利宣泄。民国二十二年( 1933)，马联合通兴公司和本地业户成立浚治黄沙港协进会，采用接受益田亩征工的办法，于同年十二月兴工，次年春浚成，两岸土地收到了爽碱改土的实效益。马为最大受益户，而负担的工程费只是所支的一半，余则均为民间负担。仅管如此，当地的小农户还是十分感激他，称黄沙港为“马家河“，用以纪念马的治水业绩.

 

马租地给棉农，收取实物地租，此外还规定佃户出售棉花也必须卖给马家账房（他的垦地里有十多处账房，同时承担棉花收购）。民国二十五年(1936)，夏旱秋涝，棉花失收，照理免纳棉租，马却借用地方保安队士兵挨户迫缴，引起佃户的反抗。他们集合百余人向盐城县政府哭诉。马还派人追至盐城讨索租金，受逼不已的佃农，只得承认来年定然偿还。为富不仁者的面目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胡应庚（盐城地方派别之一西南派的核心人物，民初曾当选过国议员）主编的《续修盐城县志稿》付印，《人物志·赵雪传》中有马“起自盐徒”一语，“盐徒”一词是马最忌讳的。《赵传》中又说马杀害赵雪的原因是他怨恨赵在孙传芳的面前揭露过他的罪行，致使孙削夺了他的兵权，这和马一再声言“挟赵作人质”是为了“脱囚”，“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是大相径庭的。“中央派”人士向马进言，必须“正名”。为此，马出了银洋千元资助“中央派”人士辑著的《续修盐城县志稿改错录》出版散发。《改错录》中当然也有为马辩护的文字。

 

白首请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一二”事变后，江苏省府迁驻淮阴。同年底，日军101旅团占领南通，通榆线震动。此时，马毅然请求国民党江苏省府当局委以民军军职，以便组织游击队抗日，当局未予理睬，原因是马曾武装反蒋。次年三月，大汉奸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伪中华维新政府，一些下台的旧军阀纷纷投靠伪政权，有人向二十四集团军司令、代理江苏省府主席的韩德勤献言，马玉仁是旧军阀，又参加过改组派，他为了保护财产很有可能投敌当汉奸，不但不能委以军职，还应及早提防云云。韩德勤便以邀马来省府讨论时局，研究苏北抗日大计为名，将马诱至淮阴。会上，马信誓旦旦，表示决不认贼作父，恳切陈辞，请缨杀敌。会后，马遭软禁。不久，马的眷属亦被诱至淮阴。由于马在当地的影响，加上某些大乡绅的出面为马说项，致使韩德勤不敢葛然加害于马，将他遣送至国民政府所在地一一武汉。蒋介石召马谈话时，马仍向蒋请求允许他组织游击队抗日。存有旧隙的蒋介石，哪能听从其请，存心要将马遣送至四川去，名义上是因马经营过农业，叫他率民垦荒，实际上廷为了便于控制。蒋调侃他说：“公老矣，当此国家兴亡之时亦可休矣，其移家牛器（农具）以避烽火乎”。时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冯玉祥与马关系较深，出面为马缓颊，才兔遭西遣。复又几经努力，军事委员会才委任马为陆军中将咨议、苏北沿海第一路游击司令，给以一个纵队的编制，归二十四集团军节制。

 

一弹成仁

 

马在武汉受命后转道香港，再去孤岛上海向鸿发公司购了一批武器弹药，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才回到南津口子，他一面扩充军队，一面先后几次派代表去省府及二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驻地兴化）登记注册。一贯排斥异己的韩德勤，以证件过期为借口，拒不登记。后来经马辗转请托，才允许给以一个营的编制和给养，而且不让设司令部。马愤然不理睬韩的刁难和限制，毅然打出苏北沿海第一路游击纵队的旗号，设司令部于安乐港，任命外甥计雨亭（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为副司令，招募兵员两千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收编的民间自卫队）编成四个大队。装备有电台一部，机枪十余挺（是他在淮阴下台前埋藏在乡间的），新、旧步枪两千多支。韩德勤为了牵制马部的行动和势力之发展，除经常派人监视外；还扣发该拨给的一营给养。马为了支撑下去，部众给养不足部分，就从自家的账房拨发，有时全部给养都是自费。有人说，马搞武装抗日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笔者认为，这个说法不太全面，因为两千多士兵的装备与给养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所以他自费养兵多少还包含着毁家纾难的积极因素在内，同时也赢得了部众的乐于效命。

 

从民国二十八年春季始，马部在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阜城与海口之间和日伪军打了六次比较激烈的仗，每每给敌人以重创。当时负责范堤一线防务的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和税警第八军不仅很少给马部以应有的支援和配合，还散布“军事委员会行将调马另有任用”的谣言，来动摇马部的军心。日伪也派特务混入马部伺机破坏。马部里有个姓金的参谋系潜藏汉奸，曾诱马投敌，马派亲信将其灌醉后推入水塘淹死，并告诫部下要抗战到底，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马虽劣迹多端，从他最后的言行中，给人的印象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没有忘记他是中国人。

 

民国二十九年(1940)1月3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驻陈洋镇的日伪军出动百余人进犯马的游击司令部——安乐港。马玉仁获悉后，命第三大队迎头阻击来犯之敌，第二大队掩护司令部转移他处。战斗打响不久，第三大队长马曰禹阵亡，余部东撤。马玉仁亲率卫队排和第二大队一部分宫兵，前往阻击敌军，行至三合尖（当时属阜宁九进新吴乡），前队与日军接上了火。部下见地形不利，建议撤退，马严令只准就地还击，不准后撤，同时命令两个排抢占两侧阵地，他率卫队排居中，摆成犄角阵势，奋力抵抗。直到那那两个排的排长一个阵亡，一个挂彩，自己的小腿又中弹后，才下令撤退。就在此刻，他的腹部又中了敌弹，终以流血过多而倒地。因马衣著与士兵同，尸体未被日军认出，后归葬高作故乡。当时重庆和孤岛上海好多家报纸登载了马玉仁为国捐驱的消息。不少人也为之发出慨叹，有的说，马氏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死得光荣；有的说，马氏半生军阀生涯，但不当汉奸卖国贼，白首抗日，最后为国一弹成仁，总算洗去了以前种种不肖。笔者认为这都是较为公允的评价。另据马海萍老人回忆，马玉仁从香港回来时，专程去兴化请其三弟马玉怀协同他组织抗日游击队。马玉怀不从所请，还说：“大太爷啊，我们枪也玩过，兵也带过，差点搞得家破人亡，我看还是歇息好多少呢！”马说，“三太爷哎，我打鬼子是为了找个好死场啊！”由此可见，马是抱着誓死的决心乘抗日的。

 

马殉国后，江苏省府电报重庆军事委员会，并请予抚恤。盐阜兴东军政绅学各界代表及马氏故旧，在马的家乡集会致挽，省府当局亦派代表致奠，极尽哀荣。马罹难后，所部为计雨亭父子统带。不久，八路军、新四军会师盐阜，计受我党统战政策感召，毅然将全部人枪交给我军指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日殉难将领，建百花亭于南昌，为赵登禹、范筑先、彭雪枫等百名将领勒石，陆军中将咨议马伯良（即马玉仁）列名第九十七。近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学院和南昌陆军大学编写抗日殉难将领传，马亦是被立传人物之一。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