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喊：乔老爷快上轿哟·毛泽东授意写“5·20声明”

    仅仅过了9个月，1954年4月，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又召开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家会议。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近200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中除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知名人士外，乔冠华和龚澎也双双在其中。

    当时陈毅曾填词《满江红》赠周恩来，词中有“板门店，谈未歇，日内瓦，话重说，挽唇枪舌剑、议倾坛席”之句。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苏、美、英、法、柬埔寨、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有莫洛托夫、杜勒斯、艾登、西哈努克、皮杜尔等著名政治家，乔冠华随从周恩来在各国代表团中穿梭往来，挥洒自如，不待说以撰写国家评论 “起家”的“老乔”，在会议期间起草、整理文件就成为他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而龚澎则和黄华一起在会议新闻中心，每天向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发布消息，回答各种质疑、提问，也就某些事件发表评论，尽管有时会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出色地给予回答和驳斥，引起记者和评论家们的普遍赞叹。当地和国外的许多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乔冠华又随陈毅副总理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史称十四国老挝会议。

    这次会议是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时年48岁的乔冠华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在出发前，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照例集中于钓鱼台国宾馆，熟悉文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

    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仍是军人本色，他早早守候在院子里，非等大家到齐了才在会议上露面。乔冠华一到，陈毅走前几步，亮开洪钟似的嗓门说道：“乔老爷来了，乔老爷下车要快上轿哟。”陈毅说“上轿”的意思是让乔冠华尽快开展工作，准备文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王炳南、宦乡、张彦、曾涛、陈叔亮等人。乔冠华又是文件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他负责“拉总”。在整个会议前后，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陈毅先提出主要观点，然后大家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文件的定稿，是由乔冠华整理、修改而成。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乔冠华和代表团其他同志，配合陈外长勤奋工作，在复杂尖锐的14个东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又一次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在外交口，毛泽东赞赏乔冠华写的文章。六十年代中期，一次主席给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写贺信，由于主席工作忙，要外交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写毕，主席阅后不满意，谓之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后，主席点名叫乔冠华重写。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1970年“5·20声明”，大概由于工作对口关系，也是毛泽东授意乔冠华起草的，据说，“老乔”受命后，在他家当晚的餐桌上，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这篇气势磅礴文章的初稿。

    乔冠华所深爱的妻子龚澎，也是外交口内引人注目的人物。关于龚澎的风采和能力，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怀念我最好的朋友龚澎》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龚澎是1933年在燕京上大学的时候，不过，究竟是怎样相识的却记不清了。她是一个忙人，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而我那时并未意味到学生运动对抗日斗争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尽管当时的忆痕是模糊的，却久久难以忘怀，我想这是由于她的性格是如此富有活力、朝气蓬勃。

    1942年，我和龚澎重逢于重庆，不久，我随丈夫去了英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不敢回到中国去，我感到自己不会被人理解。同时，我要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是困难的，不过，我还是办成了。我事先给龚澎写了信，1956年4月间，我果然来到北京。

    在北京，我又见到龚澎，经过长谈，搞清楚许多问题，消除了很多疑虑，但不是全部。对我来说，受龚澎之邀到她家里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总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通过龚澎，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接见了我。这一年即1956年，因而成为我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中国是在前进，整个国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情况和世界形势。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所有的知识，不论是什么，全都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而且通过龚澎，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龚澎的品貌才学，无疑对乔冠华的外交生涯有重要的帮助，同时，龚澎的过人才华，也使他本人成为外交界的佼佼者。许多女干部注视着龚澎。公认她是外交部女干部的楷模和“先锋人物”。在五、六十年代，乔冠华和龚澎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战线的两名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