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翰（1909～1981），原名陈延庆。建湖县钟庄人，陈曙东之长子。

　　20年代末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和上海学生去南京游行示威曾遭逮捕，而后被驱逐出南京。回上海后，从事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

　　民国21年（1932）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次年，被交大开除，党组织分配他到南市区做工人工作。后转学至复旦，以上学为掩护，从事左翼组织——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当选为“社联”常委。时值王明左倾路线控制全党，左倾盲动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王翰也吃过不少苦头。他认为如此盲动，等于自投罗网。为此，他在“社联”内部刊物《盟报》上批评那种“到处表现革命作用，而把有教育可能的群众赶走”的过“左”政策。他还著文大胆痛斥某些人在组织路线上的左倾空谈，并分析了中国学生之所以能够倾向革命的道理，主张党组织“要和他们建立友谊”。

　　上海《新生》刊物因发表《闲话皇帝》引起了日本领事馆的抗议，国民党当局查封了该刊，舆论大哗。王翰支持“社盟”盟员王纪华把该刊改名为《斗生》继续出版，并亲自为《斗生》撰文，创立“《斗生》读书会”，宣传革命与抗日救亡。不久，上海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王翰和他的同事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他和同志们把英文版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中共《八一宣言》译成中文。上海左翼文化组织自动联合成立新的文委，王翰任“社联”党团书记。1936年2月，文委决定成立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王翰和胡乔木等是“临委”主要成员（据《中共江苏地方史》）。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他代表文委分工领导学生运动。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派人重建江苏省委，王翰任省委群运委员会书记，群委把各界抗日救国会改组成公开合法的救亡协会。他们所指挥的上海救亡运动，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王翰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先后担任省委工人部部长、鄂西北党委书记、豫鄂纵队政治部主任。该纵队改编为新四军5师后，他任5师政治部主任。他一直注意提高战士们的政治和文化素质，稳定战士的情绪，壮大了革命队伍。在几年的转战中，他日夜操劳，心力交瘁。1944年4月，王翰离开5师政治部去延安治病。次年初冬抵中原军区，负责边区财经工作。1946年4月抵延安，在杨家岭中央医院养病，次年初在党中央城工部主要负责蒋管区农村工作研究。

　　全国解放后，王翰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中南军政委员会改名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王翰任监委主任。1954年4月，王翰调任中监委副主任、政务院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盐城市志》、《建湖县志》均作兼党组书记，此据《王翰传》）。他在机关内大力提倡正直敢言的风气，同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在西南工作时，因铁面无私而声名大振，被人誉为“王青天”。

　　1957年，王翰并未大鸣大放，但被错划为右派。从当时《人民日报》揭露他“罪行”的两篇文章来看，使用知识分子，提倡业务学习，主张抓经济建设，反对经常搞运动，都成了他的反党罪行。才气横溢、语惊四座的王翰一下子成了“哑巴”。周恩来同志向有关同志打了招呼，说：“王翰即使有问题，也只能属人民内部矛盾，作个检讨算了。”在监察部召开的一次揭批王翰的会议中，胡乔木找到王翰，把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他，规劝他争取主动，作个自我检查求得过关。然而，刚直不阿的王翰，则对胡乔木说：“要我说半句违心话，实难做到！”次年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三门峡工程局机电分局修配厂劳动改造的王翰又成了“横扫一切”的对象。王翰虽然身处逆境，但依然神色不变。长期的折磨，把他的身体压垮了。但是即使是最为困难的时候，他的革命信仰并未有任何动摇，革命意志并未有任何衰退，他在日记里录下一位烈士的警句以自勉：“我能舍弃一切，但我不能舍弃革命的事业。”（《建湖概览》）

　　直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王翰的错案才得到纠正。尽管这时他的病已很沉重，但仍坚持撰写了好几篇法律论文。不久，王翰被分配至司法部当顾问，还没来得及正式就任，1981年1月2日，即溘然长逝。

按，《王翰传》中有一段记述，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王翰的性格及其悲剧的起因：王翰从北京启程赴三门峡的那天，老父亲执意送儿子到车站。月台上，父子俩久久相对无语，就在王翰登车前的一刻，父亲忽然说了一句：“谦虚为人。”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没有对儿子的右派问题指责过一句，仅仅在离别时说了这么一句浅显的训语。知儿莫如父，老人执著地认为儿子的一切不幸皆与此相关。

录自《民族英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