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海（1912～1981），原名廷绮。沿河后树家桥（今建湖县沿河镇天美村）人。

　　早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曾与务本女中学生张美茵等创《辟生》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时，当选为暨南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梁涛等人去湖州等地发动民众抗日，旋回家乡执教于沙沟小学。

　　民国28年（1939）春，陈克天（今建湖县冈东人，时为我党淮海特委武装淮河大队连长）由苏中路经沙沟镇，告诉树海高邮湖西三路二团有中共党组织，他遂与同校老师徐亚云毅然放弃教职，去湖西参加抗日武装“三路二团”，在该团政治处供职。不久，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该团在塔儿集为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击垮。树海与徐亚云脱险后，去找中共泰州中心县委书记俞铭璜联系党组织关系未果，遂返回家乡，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0月，苏皖区党委第三地委派刘大谟（女）、章群（女，政治交通员，后牺牲）到盐城发展党的组织。两人带着地委书记万众一（铜山人，解放后任中央农业部宣传局局长）给树海的信，还有陈克天给树海、胡扬、还寄萍的信，14日下午到树家桥树海的家中。当晚，根据地委的指示精神，树海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并在树海家中成立中共盐城县工作委员会，由刘大谟任书记，章群任组织部长，树海任宣传部长。次年5月，树海的政治身份暴露，由党组织安排绕道泰州去皖东北，因交通受阻，留苏中任中共靖江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

　　1941年，回盐城任县委委员兼第11区区委书记、盐城西南行署主任。他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其组建的荡东大队，又称“树海大队”，是一支很有影响的地方武装。同年秋，建阳立县，树海先后任县农救会会长、县抗日自卫总队副总队长。1943年5月任建阳县县长兼县总队总队长，其间领导军民坚持抗日，坚持生产，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阳县成为当时最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同时又被誉为“盐阜区的乌克兰”（意为米粮仓）。解放战争初期，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发动参军保田运动，坚决锄奸铲霸。1946年8月，坚决果断平息沿荡地区“棍子队”暴动，稳定了大后方。同年9月，任中共建阳县委书记。其间，组织“与建阳共存亡”誓师大会，宣布“战时十项公约”，党员干部刺血盟誓，统一抗敌意志。组织开展土地复查，开展干部“三查三整”，组织支前运动，建阳县成为当时最坚强的战斗堡垒之一。

　　1948年年初，调皖北，任中共两淮区党委委员，旋改任合肥市市长、中共合肥市委书记。1951年，调华东局政法党组工作。1955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处长兼秘书主任，后调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60年代，先后任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政协普陀区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树海多次遭受挫折，但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生前著有《醉雪诗抄》。

　　按，关于收编夏福康匪部问题。《群英谱》记云，1940年冬，中共盐城县委委员树海以家乡树家桥一带地主自卫队为班底，在本家宗族中动员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公开打出“树海大队”的旗号，进行抗击日寇、伪军、顽军的斗争。何萍《改造老十一区的政权》（《建湖革命史料第三辑》）记云：“树海同志把树家桥自卫队和夏福康（做过土匪，青帮头子）的区中队改编，合并起来，成立了荡东大队，开展武装反扫荡。”郑贵卿《民主建政后的地方武装建设》记，由于夏福康匪性不改，后又勾结伪军和顽韩，1942年春夏间，县总队解除了夏福康两个连的武装。夏琦《县总队初建前后》记，夏福康被收编归荡东大队后，左右摇摆，后由当时的县长兼总队长唐君照和政治处主任夏琦一起以设宴为名，解除了夏福康的武装（荡东大队第一中队）。

又按，关于平息“棍子队”暴动。据《建湖县志》、《恒济社志》、《蒋营乡志》及朱士林、王友章《平息棍子队暴动》，1946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前夕，敌特分子潜入我解放区，利用土改以及县组织民兵外出执行任务中的一些问题，造谣生事，煽动叛乱。12日（农历7月15日）凌晨起，建阳县沿荡地区走马晏荡沟、金徐、交睦、梁泽、蒋营、大济、袁孟十三庄等地，相继发生“棍子队”暴动，这些以还乡地主、漏网汉奸、潜藏土匪为核心，同时以“谁不参加棍子队，就烧谁家的房子”、“不要让儿子外出当炮灰”等裹胁大批不明真相群众，最多时人数达上千人。“棍子队”抢夺区乡民兵枪支，捕捉革命干部，放火烧毁收成区政府，区政委朱士林被打，大济区政委周彬如先是被毒打，后又被钉上大镣，同时一些干部叛变动摇，成为“棍子队”的骨干。次日中午，县委、县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县委书记刘阳生、县长兼县总队队长树海、县委组织部长吴仲明带领县总队、区队分路赶到蒋营、恒济现场，经过多方喊话疏导后，一意孤行的首恶分子杨天锡、卞金干被当场击毙，王万开、周学五、丁宏图、肖宏志等被逮捕，暴动被平息。

录自《民族英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