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天先生名宪富，号钱山，乳名二德子。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原盐城县西乡孟家舍（今建湖县恒济乡恒丰村孟家舍）。其时，佐天与堂弟孟铁珍、孟蕴华三人，被当地人们誉为“孟氏三杰”、“孟氏三雄”。佐天之父孟昭勇，号体全，不识多字，以种田为业，家有土地48亩，砻坊一爿，生活较富裕。母胡氏，今建湖县沿河乡常胜村胡家庄人。佐天先生有兄弟、姐妹各三人。兄弟间，他排行第二，哥哥孟宪德，弟弟孟宪贵；大姐适本县沿河乡胡家庄胡姓，二姐适本县近湖乡花园村（西冯沟），妹妹适今盐城市郊区学富乡丁马港。佐天夫人唐氏，原盐城县西乡安丰（今宝应县水泗乡落潮堡）人，系富门闺秀，略通文墨，颇精针黹，婚后曾生一子，名孟庆玉，两三岁时夭亡。

佐天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生得气度不凡。瓜子脸，高鼻梁，绿眼睛，白皙皮肤，长手臂，貌相惊人。先生自幼天赋聪颖，好文爱武，抱负甚伟。七岁即在本地蒙馆投师，十四岁已谙贯六经，出口成章，平时亦爱习武，读书之余，常以石磙练臂力，一手抓住磙子準头，能把几百斤重石磙撂出一步开外。里人见此，皆为震惊。有人问他，“你玩这个（指石磙）。有什么用啊？”

“打天下，做皇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没得了啦!二德子想做皇帝，要杀头，灭门九族啦！”

“怕什么，皇帝哪个不能做。”

话虽两句，却越传越远。袁孟十三庄不少有识之士皆叹曰：二德子日后必成大器。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佐天先生年方十七，家庭经济已日渐拮据。为谋生计，就在乡里开设了一爿学塾。其时，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习武。教书期间常与学生谈论国事，还要学生与之同练武功。稍长，他已有百夫辟易之能。

随着时光流逝，年岁增长，他耳闻八国联军入寇京都，义和团惨遭屠杀，慈禧和光绪出亡，清政府腐败无能，先后同帝国主义签订庚子、辛丑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他痛心疾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埋头教书，岂能救国？遂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应南洋陆军第九镇新军之征，投笔从戎。未几，复入陆军卫生兽医学堂学习。卒业后，授正军校，留营服务。在此期间，他先后结识了黄兴，柏文蔚、熊成基、王士英、范传甲、颜承烈、伏龙、韩恢等。与这些志士仁人相交，使他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认识更加深刻，立志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不久，经同盟会江苏省主盟人章梓介绍（又说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他便将自已的名字改为孟佐天，意为辅佐中山先生打天下，组建共和。

入会后，他积极拥护同盟会纲领，多方联络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壮大同盟会组织，密谋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反对清政府的卖国勾当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清廷举行太湖秋操，他和伏龙等在安庆赞助熊成基发动起义，并直接参与熊成基的安庆之役，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力量不集中，故未能成功。起义失败后，他摘下头上的大沿帽，拖着假辫子（瓜皮帽里安几绺假发）潜归故里二载。

在故乡，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传播排满反清思想，反对清政府官吏和地方土豪劣绅，组织农民抗粮，收服土匪陈五、陈六等，为当地民众除害。就此，他在地方上的声望也日渐其隆。乡邻遇到难以排解之事，只要请他出面，总能顺利解决。就连当时的盐城知县对他亦很敬重。

1911年（清宣统三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此时，已在淮军司令柏文蔚部下任要职的佐天先生遂北走安东，集合同志千余人，遥为响应。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率部参加会攻南京，经过十天的浴血奋战，于十二月二日光复南京。不久，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此时，清帝室还未逊位，中华民国军政府决定北伐。以姚雨平为首的来自广东的北伐军八千人，于1912年元月上旬，会同盟军各部，循津浦铁路挥师北上。当时定武军张勋，皖军倪嗣冲等清廷余孽，奉袁世凯之命于淮、泗、固、宿闷相继南犯，企图扼杀刚刚诞生之民国政权。佐天先生受淮军司令柏文蔚的重托，率淮军两千人，渡江北上，转战苏北。他们原拟先徇盐阜，进奠淮扬，饮马长江，然后再会师北伐。岂料部队刚抵阜宁县的益林、东沟两镇，即为清吏间谍离间所中，全部解体，身几殉之。佐天先生遂渡江晋谒黄兴、柏文蔚，陈述江北形势及军事上利害，文蔚乃发给佐天等人枪枝百余杆及其他军用品，命他与王士英往海州宣布独立。佐天先生受命后率下级军官十余人前往。

是年元月下旬，孟佐天来到宝应县筹集粮饷。当时，宝应已光复数月，原清政府宝应县正堂易焕鼎早已离职逃走，城内秩序混乱，无人维持，即由王棣山（绰号王大奤子）任军政长，吴怡庭为民政长，鲍友恪为民政长，建立军政府，设署于孔庙内。这个军政府成员都是前清的旧官吏和地方劣绅，对北伐联军恨之入骨。当派捕快侦悉革命军将要进城时，便暗地筹划，密谋杀害。进城前，孟的副官建议此行要小心从事，先派员进城去察看，免中奸计。可惜佐天先生末予采纳。

佐天一行进城后，街道两旁群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革命军来了，革命军来了！”劣绅王棣山、鲍友恪等也假献殷情，诡言将佐天一行诱至军政府驻地观音庵内。坐定后，孟出示淮军有关证件，并说明来意。但王棣山硬说证件是伪造的，按照事前约定的信号，埋伏在两厢爪牙蜂拥而上，将盂佐天一行十八人全部捆绑羁押，尽管孟等一再说明身份，提出申辩，而蓄谋暗害的王、鲍等人根本不容分说，捏词分别电告黄兴与柏文蔚，诬佐天一行为“土匪”，提请加害。黄兴被其所蒙，复电准如所请。至晚，佐天等即被全部枪杀。待至文蔚电到解释，已无及矣。同行者除厨役张某在逃，余无一幸免。行刑时，佐天先生神态自若，仰天大笑，极力嘲讽刽子手在“夫子庙前戕孔孟”的卑劣行为。烈士的遗体被王棣山连夜深人运到北门外芦菘墩草草掩埋。遇害时，佐天先生年仅32岁。

佐天先生遇害后，宝应人民群众在夫子庙大门两旁写了一副对联，“夫子庙前戕孔盂，观音庵内捉高王”（高、王指高姓、王姓两个地方武装的头子），对王棣山一伙戕害革命军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

在城外等侯接应的孟铁珍得知佐天等人被害的噩耗后，星夜赶回孟庄，挥泪向唐氏嫂嫂诉说先生惨遭不幸之经过。夫人一听，如雷轰顶，痛不欲生。想到先生为国为民转战南北，没有死在会攻南京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倒在光复后的宝应城内，更感肝肠寸断，五内俱焚。她痛切地表示，先生为革命奔波在外，生不能与家人团聚，死后再不能流落异乡，即使豁上一条命，也要把先生的遗体运葬家乡，与先生英灵终生厮守。

次日，庄上人特备一条快船，着先生生前好友毛顺（孟庄人）等与唐夫人同至宝应。当时宝应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为避过军政府阻拦，即将船停在离宝应十八里的望直港，由毛顺一人潜入城内打听尸体下落。经左盘右问，始知尸葬芦菘墩一坑。因时值夜晚，又不便张灯，故只得凭先生有个灰指甲的特征逐个尸体翻摸。认出后，毛顺将先生尸体驮在背上，经唐夫人认定后，藏于舱内，连夜赶回孟庄。庄上人不惧黑暗势力的淫威，怀着悲愤心情将先生安葬于孟舍北首。为颂扬其功绩，教育后人学习他为国捐躯的革命精神，人们编了一出“毛顺驮尸”的大戏，此剧在先生家乡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久演不衰。

事后，孟铁珍向柏文蔚汇报了孟佐天一行遇难经过，柏文蔚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拭泪挥毫写了一篇祭文，以表哀悼。佐天另一堂弟孟蕴华又具文盐城县转呈江苏省府，要求“为佐天先生捐躯殉国湮殁不彰，请求查案昭雪”。1912年（民国元年）初春，南京临时政府追认孟佐天等十七人为革命烈士，处决了杀害革命党人的刽子手鲍友恪等劣绅。

一九二七年秋，国民政府又追授先生中将军衔，发放抚恤金银洋两千元，立碑基金一千元。此款系盂蕴华着本县蒋营乡太义人朱汉庭去盐城县府领回。遗憾的是因唐氏夫人之兄弟姊妹经济窘迫，花销不少，故立碑事未能如愿。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