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1941年4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于共产嫌疑之不别而离校者有曹煜亮、虎罴、乔新民等三人，较之中央与西南联大则少多矣。

日记中提到的曹煜亮、虎罴、乔新民三位同学离开遵义的浙江大学之后，来到盐城参加新四军。其中的乔新民，就是《建湖县志》中的立传人物乔坚，乔坚是他参加新四军后改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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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民，颜单乔家舍人，1920年出生，父亲乔炳是清末秀才，盐城地方名流，开明士绅，精通中医，一生致力于办学，1941年陈毅军长邀请为县民主政府参议员。乔新民的小学是在乔家舍父亲创办的乔舍小学读的，中学在父亲和好友夏嵩先生创办的群英中学读的，他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颜单镇度过的。虽是在动荡贫穷的中国，乔新民的生活还是安逸的，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更多的时间就是读书。乔家的孩子除了去学校接受新学知识之外，还要在家读私塾，学四书、五经，秀才出身的父亲认为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同样重要，这样的教育，也养成了乔新民正直、敦厚的性格。

1939年秋，乔新民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因为战乱，浙大已经成为一所流亡大学，迁往遵义。当时的浙大名气很响，被誉为东方剑桥，许多名教授自愿跟着德高望重的竺可桢校长饱受苦难，教书育人。竺校长热爱民主，有正义感，同情学生运动，爱护进步学生，他创立的 “求是”校训影响了许多人。

浙大的学校生活是清苦的，日寇飞机的轰炸日益加剧，没有防空力量，一任敌机低飞肆虐。几千名热血青年，几百位老师，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没有正规的校舍，挤在当地的孔庙里，搭了一些大竹蓬，当作教室。一条四角安了柱脚的长板就是课桌，同样一条窄一些的长板，四角安上柱脚，就是坐凳。黄黄的很容易破烂的纸，就是笔记本。因为父亲的家传，乔新民用自己略懂的一点中医知识给当地的乡民看病，很受乡民的欢迎。

在大学里，竺校长给学生们讲国家的苦难，告诫学子们物欲横流之际，更应洁身自爱，努力学习，成为社会栋梁，行业领袖。费巩教授是他们的训导长，给他们讲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希望他们成为有抱负的人。“同学们快快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乔新民被这样的声音打动了。私下里，经常与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曹煜亮、虎罴谈论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存亡。后来，为反抗国民党以取缔异党活动的形式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带头罢课，因此，乔新民与虎罴被大过处分，又很快被特务盯上，列入遵义警备司令部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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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不久，浙大校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一旦成为共党嫌疑随时可能被抓走或暗杀。不久，遵义警备司令部发出公文，说外地的共产党员已潜入浙大，要求校方配合抓捕。一天晚上，校园里正在清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情势异常紧急。文章《抗战期间费巩教授在浙大》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这时，费巩所居住的石家堡山坡上的宿舍里，已从校园那里秘密撤离潜来了乔新民等六、七位同学。费巩从办公地点回来后，他要同学们务必小心，先在这里躲避几天。当他仔细端详一个个同学时，又郑重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容，对穿着的衣服要破旧而自然。费巩特别指了指乔新民笑着说：“你看你的头发既乱又长，真像个劳改犯了。”说着，他毫不迟疑地拿出了自己的中式皮袍和大衣，给乔新民和其他几位同学穿上。

在这里，我想花点笔墨说说费巩教授，这个很珍贵的名字已经消失在历史烟尘中了。费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留学英法，视民主与自由为人生信仰，1945年3月5日“失踪”，后在重庆集中营被害，离世时年仅40岁，连尸体都被丢入硝镪水池化掉了。一介书生留下了一句浩气冲天的话：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今天的浙大校园里有个费巩亭，纪念这位为民主自由牺牲的学者。浙江大学教育简史《艰苦卓越的八年》也记录了这件事情：二年级的虎（烈士）、乔新民、曹煜亮、王世模四同学被列入黑名单，幸由费巩教授秘密掩护，逃离学校，后均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

几个才二十岁的年轻人就这样做出了命运的重大决定，离开浙大，直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后来听说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他们决定去盐城找新四军。放弃学业，选择革命，对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绝对的背叛。大哥早年在浙江大学做教师，后回乡帮助父亲管理群英中学，二哥学医，准备留学美国，一家人过着体面的生活。选择参加新四军，就是选择苦难，甚至是牺牲。新四军的游击生活有多苦有多危险他们是知道一些的。今天的青年人是无法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想法与选择，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真的愿意为了心中认同的理想与主义，放弃许多外在的东西，甚至生命。用今天有些人的价值观来讲，这些人多傻呀，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正是这一个个傻得令人尊敬的人用生命和热情换来的。

就这样，千方百计拼凑了一些钱，在1941年3月中旬一天的黎明前悄悄地离开了遵义。一位浙大同学记录了他们离开前一天的送别情形：一个冬天的晚上，在何家巷五号最后面的一间，21号寝室，围着一盆通红的炭火，少有的几个同学为虎罴、乔新民和史地系王世模三人去苏北参加新四军饯行，在场的还有金礼楠、张宣三和陈立。清茶一壶，加上花生、瓜子。第二天，何家巷宿舍里就传开了，三位同学连夜离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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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寻找新四军的路很艰辛的，基本上就是一种逃亡。在贵阳时，三人住在原浙大两位助教单位里的一间空房屋里。平时不敢露面，三餐饮食是外面送来。因为上了黑名单的人，坐车怕途中被扣，只能一路步行。二十多天步行到了桂林，就没有钱了，几经周折，全仗步行，又绕道广州湾（法占区），即今天的湛江市，得父亲的朋友寄了两百大洋，从湛江坐法国轮船到香港，由香港到上海，再经过各种折腾，到达苏北阜宁，参加了新四军。

曹煜亮先生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当时从上海来阜宁的细节：在上海，于河南路天潼路口租了一间小房间住下。打听怎样通过敌占区到盐城。因为乔的父亲是盐城有名的大地主，对于老王（王世模）这个河南侉子来说，由乔带着比较保险。果然，他们途中遇到了坏人敲诈，乔这个人比较忠厚，一时有点不知所措。还是王世模出了主意，叫乔亮出三少爷的牌子，把不三不四的人顶走，才过了这一关。

那时有规定，进入部队要改名，一半可能是出于对家庭的保护，乔新民改名乔坚。在盐城的抗大五分校学习了半年，然后分在三师。三师师长是黄克诚。有一份资料记录了他当时的工作：1941年8月，三师军工部在江苏阜宁大施庄成立。经师部批准，举办军工部技术干部培训班，田汝孚、孙克定、金岗、乔铎等分别讲授理论、技术方面的有关课程。资料中的乔铎也是乔新民在新四军的曾用名。

在阜宁新四军部队生活的艰苦和危险，是我们今天无法想像的。苏北反扫荡时，腿上还留下了枪伤。部队里大学生很稀少，像国宝熊猫一样的珍贵。《蔡辉与富甲全军的经济奇迹——新四军七师汤家沟“经济特区”揭秘》一文中提道：乔坚1943年从军部调七师，是兵工厂唯一的大学生。也就在1943年，乔坚加入共产党。文中还提到他当时的一些工作：过去，生产的是有烟发射药，每打一发炮弹，就要擦洗一次炮膛，部队使用很不方便，经常耽搁攻坚时间。为解决这个难题，军工部指派乔坚先生，通过蔡辉与当地商人在无为县汤沟合资的裕民商行的关系，到上海大成公司设法购到电影胶片作为原料，研制成无烟发射药。

抗战胜利后不久，乔坚跟着部队到处奔波，先后担任过山东军区军工部工务科副科长、炮弹四厂厂长、山西长治枣臻炼钢厂副厂长、太原市军管会西北钢厂联络员等职。1949年上海解放，乔坚任南京航空管理处处长，那时才29岁。50年代成立空军，任华东空军工程部副部长。1956年到1958年到哈军工学习两年，回来任工程部修理部副部长。

再后来，各种运动来了，划定成份时，老父亲被定为恶霸地主，在强调阶级立场、家庭出身的政治环境下，乔坚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1967年押送江西赣州监督劳改，身心受到严重伤害。1979年文革结束时获得平反，平反后的第二年患胰腺癌去世，离世时年仅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