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是龙:无愧人生心自安(王学言)
他,是一位水乡走出去的农家骄子;
他,是一位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
他,是一位立党为公的人民公仆;
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型领导干部。
他,就是中央组织部原部务委员,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和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从水乡建湖走出去的今年78岁的刘龙。
“童年,一段兵荒马乱的艰难岁月”
刘是龙,1936年出生在建湖县高作镇涔庄村(现东涔村)一个只有两亩地的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妹七人,排行老四。当年,中国正处在风云变幻的特殊时期,他出生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鬼子从此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此时此刻,刘是龙的父亲刘捷三随着“七七事变”一声枪响,投身到抗日战场,打鬼子,保家乡,无暇顾及家庭妻儿。从刘是龙记事那天起,故乡的人民安无宁日。同样可恨的汪精卫伪军和日本鬼子沆瀣一气,常常为鬼子带路下乡扫荡,杀抗日干部,刘是龙的父亲刘捷三亦成了他们的抓捕对象。那时几岁的刘是龙和兄弟妹随着母亲四处逃难,东躲西藏。有一次躲在洗穆乡(今高作镇长北、蒋王、陈甲村境内)的一农民家里,第二天,伪军带着一队小鬼子来了,先放火烧了场上的草垛,又到庄上烧房子。那时弟弟刘曰龙刚出生几个月。好心的房东大嫂一手搂着曰龙,另一手挟着自己的孩子,什么也不顾,冲出屋子,救出了两条小生命。为了躲鬼子,他们常常深夜不敢在家里睡觉。为了安全,他母亲带着孩子们在稻秧地里的坟墓上睡觉藏身。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恐惧胜于对鬼魂的骇怕。那时,天气炎热,坟上蚊虫多,浑身被咬,兄弟几个身上全是疥疮,加之缺医少药,几年不愈合。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一年,日伪军在刘是龙的家乡高作一带,疯狂扫荡,烧杀抢掠,刘是龙一家在这里已无法藏身。这年春天的一天深夜,刘是龙母亲领着几个子女在地下党组织和本地干部帮助下,连夜渡过西塘河,离开家乡,来到盐城,声称是因生活无着逃难来的。住在登瀛桥西侧靠河边的一间房子里,冒险在鬼子窝里躲着。刘是龙母子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在盐城住了约5个月时间,突然有人(地下党)来传信,叫他们赶快撤离,当天这一家人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后来知道,他们走后仅两天,他们住的房子连同登瀛桥都被鬼子烧光,听到这些,刘是龙母子对鬼子滔天罪行恨之入骨。
就在这年的七八月间,有一天,刘捷三刚从区政府回家,不一会,一民兵跑来紧急通知说,几个伪军带着几个鬼子从湖垛镇(今建湖镇)下来抓时任高作区区长刘捷三,叫他们一家人赶紧跑。刘是龙母亲带着孩子跑向西黄沟,父亲刘捷三回区里,可刘捷三的母亲死活不走。她说:“我看家,我六十多岁了,鬼子能把我怎么样。”当鬼子离刘捷三家还有一里多路时,这老奶奶才躲到对面小河东的一姓周的地主家的床下,心想伪军鬼子不会到他家搜查。气急败坏的敌人没有抓着刘捷三,准备撤时,那可恶的地主朝他家住房歪一歪嘴,向敌人示意他家有人藏着。于是伪军拖出
1945年,8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当年刘是龙只有9岁,一家人总算在涔庄老家安顿下来。不久,他妈妈告诉在家的孩子们,前几天你们父亲回来讲,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搞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不打内战,让老百姓过安稳的日子。我们家每月可领得一戽大米,一家人高兴极了。可不逃难了,又可少挨饿了。等啊,等啊,几个月过去了,却未见粒米进家。一天,他父亲回到家,对他们说:“蒋介石撕毁谈判协定,假谈真打。看来又要打仗了。”这时,他父亲已调县政府工作(刘捷三时任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兼人民法院院长),又匆匆离家,投入到解放战争行列。那时,大哥刘兆龙、二哥刘亦龙,早在四十年代初分别为16岁和15岁时,分别去东北参加八路军(林彪部队)和去山东参加新四军(陈毅部队),抗日打鬼子去了。母亲带着在家的5个孩子,其生活陷入艰难困苦之中。1946年夏的一天,年仅10岁的刘是龙清晰地记得,刚吃过午饭,突然听到村干部一边敲锣,一边喊,快跑哇,国民党部队从西边打来啦!涔庄村一带,老百姓一起向塘河东躲藏,那边是沤田,大部队不便行走,骡马、重武器陷到泥潭里拔不出来。刘是龙亲眼见到国民党部队到河西岸后(涔庄),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向河东扫射,子弹呼呼地在头顶上飞过,群众一片混乱,相互挤踩,争上仅有一条渡船。指挥和掩护老百姓过河的一位新四军李指导员被挤落水,不会游泳,被河水活活淹死。
当时,刘是龙一家5口人在乡政府为他们准备好的一条小木船正划到西塘河中心,听到密集的枪声,13岁的三哥又龙和10岁的是龙窜到水中,两人用头顶着船慢慢向东岸移动,刚靠岸下船时,敌人发觉,一颗子弹打在又龙的脚旁,于是他们弃船沿岸南行,逃到钟庄一本家躲藏起来,母亲脸上涂满锅烟灰,装聋作哑,不敢出门,整整一个月后,才又回到涔庄。
就这样,刘是龙的童年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在刘是龙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个永不忘怀的记忆。他说,打仗的年代虽已久远,但那兵荒马乱给家乡群众带来的苦难,家乡的父老对他们家的呵护和照顾之情,深深刻印在心中。这激起了他奋发向上,求学读书,报效祖国,尽力为家乡人民服务的人生夙愿。
“读书,是照亮我人生征程的曙光”
刘是龙童年时,曾听他母亲讲述奶奶告诉他关于父亲刘捷三读书的故事。过去居住在涔庄姓刘的家族都很穷,没有一个识字的,刘家人经常被只隔一条小河沟的同庄一恶霸地主看不起,无端辱骂、欺负,拿着长长的水烟袋杆指着刘氏人家骂道:“你们这些穷光蛋,一辈子好不了。”刘家人咽不下这口气。经老一辈商量,刘姓人家共同出钱资助刘是龙的父亲刘捷三读书。不负众望的刘捷三,几年后毕业于盐城师范,刘家终于出了颗“夜明珠”。他回乡后,说服刘氏家族众人,先把刘家祠堂改为涔庄小学,他还被推选为校长,教书多年。新四军一到,刘捷三就走上了抗日的革命道路,在本乡当乡长、高作区区长、副县长兼法院院长……,打土豪,斗恶霸,搞土改,尽心尽力为穷苦百姓服务。母亲多次对子女们说:“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救穷人,只有读书才有出头之日。”
年幼的刘是龙,被母亲的话和父亲的人生启发很大,他立志读书。但在那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要按部就班地读书绝非是件容易的事。刘是龙如今对童年读书的往事记忆犹新,他在涔庄小学陆续念了三年半的书,到四年级上学期就辍学了。一是鬼子虽投降了,蒋介石又打起了内战,窝藏在荡区的土匪也经常上门捣乱,祸害老百姓。刘是龙一家仍四处逃难,没学上,有学也不敢上;二是当年家里生活困难。刘是龙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参加革命,多年在外,母亲艰难地领着5个孩子,经常没粮食吃。为了减轻家里生活负担,在本家叔叔刘建章和教师汤璨明帮助下,12岁的刘是龙和15岁的三哥刘又龙,到汤家碾利用一废弃的洗澡堂开个小杂货店,没有本钱,就向湖垛镇(今建湖)一大杂货店赊帐进第一批货,卖出钱来,还旧帐进新货,如此循环往复至1948年底,实在办不下去了,他的父亲又托人将他们介绍到湖垛街上帮政府卖酒,直至1950年秋,他们兄弟乘父亲奉命去江西筹粮救灾的机会,他们兄弟俩偷偷溜走,回家上学读书,是母亲成全了他们。三哥刘又龙上了海南中学,刘是龙跳级一年,到离家几里外的九头树小学,插班到五年级下学期读书,他非常努力追赶,不久就跟了趟,并于当年年底经教师彭大年介绍入团,还担任了该校少先队大队长和本乡儿童团团长,组织小朋友们站岗放哨,查路条,抓坏人。1951年刘是龙小学毕业,考取建湖中学。后因其父亲调苏北行署工作,他和三哥又龙都转去扬州中学读书。母亲和弟妹也迁去了扬州,从此离开了老家。刘是龙一家迁去扬州,不仅生活上有了稳定,更重要的是学习上迎来了春天,使他们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那时刚建国不久,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刘捷三全家生活虽清贫,但有了保障。担心骇怕躲敌人、缺粮挨饿吃不饱的日子不复存在了。在扬州中学读书的费用全部由苏北行署承担。上高中的刘又龙120斤大米一个月,上初中的刘是龙60斤大米一个月,由行署统一拨给学校,学校发给书本并供给饭吃。刘是龙1953年初中毕业后,父亲调省民政厅工作,全家迁居南京,而他仍留在扬州中学读高中。建国后,由于他品学兼优,表现突出,在高一学年结束前,经两位校领导介绍,扬州市委批准,刘是龙与同年级另一名烈士的儿子,作为建国后首批高中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2月26日,他俩站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向党旗宣誓。那天是周六的晚上,礼堂里坐满了各年级的学生和许多教职工,在政治上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他们俩是扬州中学建国后第一批吸收的两名青年学生党员,那年,刘是龙刚满18岁。这两人都是校团委的优秀学生干部,刘是龙还担任校学生会主席。他们在校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培养、发展学生党员,高三毕业时,学生党员已有20多人,成立了学生党小组。
扬州中学历史悠久,是全国名校,教学质量高,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刘是龙在校读书6年,不仅学业打下较好基础,社会工作能力也得到初步锻炼,更重要的是他政治生命的开始。他尊敬老师,师生之间十分亲密,同有的年轻老师相处如同兄弟姐妹一般。老校长署期回原籍探亲,把学校宿舍的钥匙交刘是龙看家。他离开母校虽已半个多世纪,但一直保持联系。他以成为扬州中学学生感到骄傲,以成为扬州中学建国后第一批党员感到自豪。他说这是党组织
1957年夏,刘是龙考取了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人造石油专业。那年,全国只招收十万零七千名大学生,是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由于有扬州中学的基础,刘是龙入学时就是本年级学生党支部负责人,第二年就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团委常委,并在校第二次党代会上被选举为党委委员。由于他担负的工作任务较重,学校领导决定他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成为半脱产学生干部,每月发给刚毕业大学生一半工资作为补助,可阅读县团级中央文件,更多学习到中央政策精神。他半脱产工作干了三年多,直至毕业的前一年,才辞去上述职务,补上缺学的课程。他说,这些经历,对他毕业后从事的工作有极大帮助。
刘是龙有兄妹七人,现都健在,家乡人称“七条龙”。大哥刘兆龙、二哥刘亦龙早年参军,南征北战,多次立功,现都八十多岁,是离休老干部,三哥刘又龙原在福州军区工作,后转业任珠海市建委负责人,以上三兄的嫂子都是军人,五弟刘曰龙是北京一国防科研院的研究员,六弟刘成龙在农村插队9年后,考上大学,后任江苏省经贸委副厅级干部,妹妹刘秀龙一直在南通一企业和工会工作。兄妹人人有建树,个个是楷模,在高作当地传颂着刘家“将门出虎子”的佳话。
岁月匆匆,悠悠往事。回顾刘是龙一家人,有其明显的特色:第一,在那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母亲历时20年,生育七个子女,全部抚养成人,一个不缺;第二,在战争年代,他的家人,有的多次上战场同敌人打仗,有的为解放江南,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长江,兄弟妹四处逃难,躲避敌人,历经艰险,但没有一个人被敌人子弹伤害,建国后大团圆,全都安全无恙;第三,他们七兄妹都是老党员,现今,党龄最长的71年,最短的36年。他们七人中的六人是县以上领导干部,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一个人犯过违法乱纪、为自己谋私的错误。现今全部离休退休,安渡晚年。
“勤政,是我工作47年不懈的追求”
刘是龙1962年大学毕业时,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已开始向好转变,我国外事工作迅速发展,为此要求北京石油学院选两名懂石油专业的学生到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部专搞对外经济援助工作,刘是龙是被选中的对象之一。他在外经部工作一年后,该部对同期调入的大学生定职评级时,对其中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几个人,高定一级职务,高评一级工资,刘是龙也是其中之一。他爱人吴尚惠是同班同学,本已分配在北京一机要部门,后因单位变化,重新分配去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当组织上征求意见时,他俩均表示坚决服从。他们分居8年后,他爱人才调北京一企业工作。那时,全家5口人(包括岳母),夫妻每月工资共125元,过着简单清贫的日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经援工作不太好搞,1972年底,刘是龙主动申请到爱人所在企业——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研究院从事所学专业工作,任办公室主任,直至1980年初。
“文革”中,中央组织部是重灾区之一,机构撤销,干部流失。打倒“四人帮”后迅速恢复工作,面临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繁重任务,以及开展职责范围之内的各项正常工作,急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初,经有关领导推荐,刘是龙以正科级身份调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一干就是38年,直到2009年退休,从办事员到部领导,一步一个台阶,几十年如一日,书写人生勤政的华丽篇章。38年中,刘是龙先后在十一任部长领导下工作。几十年来,他每做一项工作,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富有创造性、开拓性、原则性和党性,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工作当中,善于敢于向决策层建言献策。他所提出的有关观点曾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重要批示,为指导面上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多年工作实践锻炼和考验,他工作业绩显著,于1983年,他是越级提拔为正处长,第二年又晋升为副局长 ……1995年提拔为副部长级干部,成为中组部领导成员之一。一路走来,他以无私、坚守、执着、诚信,时刻把自己置身在人民群众之中,时刻把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坐标和毕身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锲而不舍,体现了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高尚品德和无私情怀。
丹心一片情无限,无私奉献价更高。刘是龙无论是担任处局级干部,还是担任部领导,在位高权重的中央组织部,始终以人民公仆的精神,用党员的标准,党章的规定和机关公务人员的守则、规章严格要求自己,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生活朴素,工作勤恳。他担任局级干部时,仍骑自行车上下班,单程需40分钟。那时他家5口人只有两间老旧住房,没有厅,每天晚上,家人睡觉后,他就坐在厕所里放个方凳,加班写材料,有时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十多年才有所改善。他在中央“三讲”办工作时,一位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只有黄豆大的一个橡皮头还在用,深为感动,并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2005年11月,刘是龙担任上海、江苏、交通银行的党员先进性教育督导组组长。他发扬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每到一处认真调查了解情况,不仅认真听取省市负责同志的情况介绍,尊重地方党委和领导同志意见、建议,还在第一时间深入基层,听取离退休老同志和最基层群众对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意见与建议。在上海他不仅跑遍了每个区(县),还深入到街道、车间听取工人和市民对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意见与建议。上海街道一位市民对中央来的领导能如此过细听取基层意见,感到非常惊讶。在江苏省,他除了跑遍了各市和多数省直单位外,还跑一些重点县(区),那时,他每到一处,热情接待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当年8月,此批党员先进性教育告一段落后,刘是龙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梗阻住医院,幸亏医生及时治疗才幸免于难。刘是龙老乡、中日友好医院教授王诗雅说:“他的病完全是累出来的,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就是铁人也不行,要不是抢救及时,要出大事的啊。”而刘是龙却拉住王诗雅的手说;“请您帮忙与你们同行说说,还有些事没办完,让我早点出院。”
“往事,留给我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有过多少往事,相知年年岁岁。在刘是龙的记忆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也是他人生的漫漫征程中的点滴趣闻,而这些小事成了刘是龙人生中的永恒。
往事之一,家中丰收的稻子被偷,父亲却不予查处此事。1947年,家乡开始土改,1948年分田地,平均每人3亩。刘是龙家里9口人,分得了18亩地,因他家是双抗属(两个哥哥参军)、一干属(父亲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干部),按政策规定,他家的田地由当地政府负责代耕代种。1949年秋季收获10多担稻子,还了以前的欠债后,所剩无几,母亲为此大哭了一场。1950年丰收,收获稻子20多担,圈放在厨房里,快堆到房顶了,这可不再挨饿了。正当全家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时,一天深夜,几个盗贼在他家锅灶的后墙上挖个大洞,把新打下的稻子全部偷走。这件事在当地产生很大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这个贼胆太大了,竟然偷到老县长家了。本县公安部门很快就查清了参与偷盗的人员。此时,刘捷三已调到苏北行署工作。当他得知偷稻子的是本村的个别懒汉勾结外村的几户贫困农民所为时,他立即要求县乡不再追究,一家人的生活另想办法。于是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这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特别是本村的人很抱不平,认为对盗贼太宽大了。刘捷三请公安部门转告他所在乡村干部说,刚解放,少数农民还很穷,搞好生产有个过程,以前群众对我们帮助很多,无以回报,那些稻子算不了什么,拿走就拿走吧,就算支持困难群体吧。之后,人们个个为刘捷三县长的大度宽容而感动不已。因全家生活无着,经组织同意,刘是龙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去了扬州,同刘捷三一起过着供给制生活,刘是龙和三哥刘又龙也转到扬州中学读书,从此离开了家乡。
往事之二,上海来人,送来一尊释伽牟尼佛。90年代末的一天,突然有位客人来到刘是龙家,客人自我介绍说,他叫孙宏书,从上海来,也是建湖老家人。他来北京前,隔壁弄堂里有位老太太给他一尊释伽牟尼佛铜像,并说,她供奉了一辈子,现在年纪大了,托他到北京后,将这尊佛送给刘捷三的后人刘是龙,以报答刘是龙父亲刘捷三对他们家的恩情。刘是龙感到很困惑,经详细询问后得知,1948年土改评定家庭成份时,
往事之三,一家人在扬州竟居住在总书记的出生地。刘是龙1951年离开老家,至今已63年。但家乡一望无边的平坦田地,小时钓鱼、游泳的清澈小河、一趟趟秧田觅食、浮水戏玩的鸭群……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掩护和帮助过他家的乡亲,时时刻刻都在心中深深地怀念着。刘是龙为让第二代第三代人知道自己 “根”的所在,看一看因战乱而曾经流离颠沛生活过的故土,找回弟妹童年生活学习的影子,了解上辈人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揭开一段段尘封了的历史往事,2002年夏末秋初,刘是龙全家和弟妹3人,部份侄、孙共14人,循着老父亲的足迹,首先到了涔庄老家,到父母坟地祭拜后,看望了每一户乡亲,亲热无比。最东头那家的一个围栏内养着猪、鸡、鸭,他3岁的孙女高兴地说:“是动物园,怎么没有猴子和大象呢?”大家都笑了,未到过农村的城里孩子幼稚、天真。
第二站,他们到了1942年在鬼子窝里躲藏近半年的盐城,看到登瀛桥旁的旧居地已为一栋栋楼房覆盖,再找不到那年月的踪影。他们仔细参观了新四军纪念馆里的陈列,回顾新四军在盐城重建时,政委刘少奇(化名胡服)的电台就设在他家里,居住在离他家二三百米的一农民家,父亲刘捷三每隔一两天送一只老母鸡给刘少奇煮汤治肺病。第三站是1951年迁居的扬州。当他们找到旧居地东门16号时,陪同人员吃惊地问:“你们家在这里住过?”当他得到肯定答复时说:“这是江泽民出身和居住的地方。”刘是龙一行人也感到很诧异。此房主人竟是刘是龙在扬州中学读书的老学长,太巧了。虽然门前巷子地面重新铺设整齐,大门重新刷上黑漆,但整栋房子总体格局均无变化。当年,大门墙外挂着“苏北行政公署土地发证整籍委员会”的大牌子,刘是龙父亲刘捷三时任这个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前院办公后院住宿,刘是龙哥俩住校,父母和三个弟妹住一间近20平方米的房间里,这正是江泽民出生的房间。
“清廉,无愧人生心自安”
“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利用特权的资格。”刘老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人的灵魂。
47年的工作经历,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一路走来,随着权力的上升,刘是龙位置变了,但立党为公,清正廉洁丝毫没有变,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人生境界。在位高权重的领导位置上,能如此坚守,一以贯之,十分难能可贵。刘是龙作为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成员,分管大型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高层领导,他在这些单位以至许多国家部委是有影响人的物。生活在社会当中,亲情、友情、同学情,上下级关系难免会找上门来,而刘是龙一直坚守底线,能办的事,符合政策的事尽可能协助办理,但对一些不能办的事,讲明政策规定,耐心开导,尽量使对方理解。他在中央“三讲”办公室工作的两年中,由他负责批办的群众来信近三千封,其中三分之一是企业、农村、街道一般老百姓写的,他对每一封信都仔细阅读。对情节清楚、要求合理,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亲自联系有关地区或部门,促进解决。对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离休老同志提出的合理要求,他更加认真办理,不解决不放手。在他管理企业领导班子期间,也曾有厂长、经理要送给他一些原始股,他都好言相劝,谢绝接受。也有求其办事的熟人或托他办完事的人,悄悄留下重礼,他都采取各种方式令其收回,也出现过因此而得罪人,从此再不登门的现象。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至今刘是龙家的房子仍是90年代装修的,当时仅花7000元装修费,一直没有改变,家俱也是老式的,人们目睹一切,感到震惊,他的家庭与普通百姓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当有人问及刘老为什么不改变自己的居住环境,刘老十分坦然自若地说:“领导干部应自觉注意影响,不需要豪华,过得去就行。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我现在的环境很好了,拿刚解放比,天壤之别,我很满足。”
刘老的大儿子46岁,二儿子41岁,都成家立业,各自生活。告诉你可能没有一个人能相信,他们都是自谋职业,没有一个靠父亲关系安排的工作。如今,加上两个儿媳,两个孙女,共6人,都在国内工作、上学。他说,有条件的当然可以出国读书,可我供不起,孩子们也体谅,从没提出过这方面要求。刘是龙担任过全国整顿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办公室主任,也去过几百个企业指导工作,搞调研,他从没有利用手中的便利条件为自己的子女和亲属谋取任何私利。这种高尚的清廉品德与情操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的典范,更重要的体现了一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无私情怀,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年代,他的言行是显得多么令人敬重与爱戴。
“故乡,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建湖是我的故乡,川流不息的西塘河是千百年来故乡人类文明的母亲河,家乡东涔村倚河而立,我是喝着西塘河水长大的,故乡的人民哺育了我,几十年来,故乡令我魂牵梦绕……”
是啊,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思念,刘是龙总感到作为水乡走出去的游子,应该回报家乡,用行动报答父老乡亲,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夙愿。1994年,刘是龙离开老家44个年头才得空第一次回故乡看望,站在村头,他百感交集,家乡的路,家乡的水,他既熟悉又有点陌生。战争年代朝夕相处的老一辈有许多已仙逝了,支撑家乡建设的新一辈,唐朝诗人贺子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词句,如今在他身上得到验证。往事历历。想当年父亲在1929年以刘姓祠堂改建的涔庄第一所小学,几经变迁,教室已成危房,难以再办下去。这使刘是龙很焦虑,孩子们怎能不上学呢?他同兄弟们商量,绝不能让老父亲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于是兄弟们各人捐款,朋友们帮助,很快筹集32万元,由大哥兆龙向海南军区请假一个月,住老家督办,在村委会和乡亲们的协助下,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新建了一座三层楼的教室,开学后他们兄弟又捐献了几百册图书和16台电脑。当时在全镇成为第一家有电脑设施的小学。
是啊 ,多少年来,刘是龙兄弟,热爱故乡,关爱故乡,支持故乡建设的一个个故事被父老乡亲们传为佳话。在涔庄村,人们有口皆碑。如数家珍似地回忆着近年来刘是龙为故乡办的一件件实事。
——2003年刘是龙通过省交通厅扶贫为涔庄村新建桥梁3座,硬质水泥路面2.5公里。
——2006-2007年,由于洪涝灾害,在镇领导的请求下,他通过省有关部门支持,帮助家乡建成机泵闸站水利设施32座,使全村4000多亩良田3000多人口抗旱排涝条件得到了重大改变。
——2007-2008年,为方便钟庄、高作两镇交通,通过市、县交通部门在西塘河上架起跨河百米大桥一座,一举告别了东西两岸祖祖辈辈过河难的问题。
——2007年帮村里解决西涔村村建道路、环境整治补助经费,对村里水环境进行了治理。
——2009-2010年,帮助村里建设了1.8公里的腾飞路、2公里的润华路、2公里的黄鹤路。这一条条道路使乡亲们从此告别了行路难。
——2001-2012年通过多种途径争取教育经费,为高作中心小学教学楼建设解决部分资金。孩子们没有忘记刘爷爷为他们创造的学习环境。
——2002年,建湖县石油机械生产发展成为地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为加强建湖县石油机械科研工作,便于培养和吸引人才,有人建议在县里设立一个博士后工作站。县里领导找到刘是龙和有关同志,他们二话没说,就积极与主管部门联系,对方以建县一级博士后工作站全国尚无先例为由,非常犹豫。刘是龙同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商量说:“改革的年代,可以创新,现在很多县域经济很发达,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是否可以把建湖县建博士后工作站当作试点,先行尝试一下,如成功,还可以推广。”正是刘是龙这些话,才使得建湖石油机械研究博士后工作站应运而生。如今,建湖石油机械的发展生生不息,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刘是龙关爱家乡,情系故土的桑梓情怀。
刘是龙从少年壮志,到位高权重。几十年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淡泊名利,无愧人生,心态坦然,永远是故乡人民的自豪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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