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地域偏僻的盐城西北乡高作镇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话，那么1941年9月18日这天，它已一改过去的沉寂而凸现其辉煌。因为这一天，建阳县（建湖县前身）成立大会于该镇的季、陆墩隆重召开；因为这一天，镇属下的长北滩成为新诞生的县委、县政府驻地；因为这一天，将揭开西北乡历史的新篇章。

打开建湖历史，民主建政以前，这个地域从未有过单独立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这里被划归泗水郡，属射阳县管辖。其后，射阳、盐渎分治，境内为盐渎县西境。东晋义熙年间，立左乡县，县境地域被一分为二，西半属左乡，东半属盐渎。从唐代起，到20世纪 40年代初，这里皆为盐城县属地。因位于盐城西北，故被俗称盐城“西北乡”。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日伪即精心策划以围歼新四军主力、摧毁新四军军部为主要目的的苏中、苏北大扫荡。鉴于原来的盐城县区域之大，东濒黄海，西连射阳湖，北至阜宁、淮安，南达兴化、东台，中间有串场河、通榆路贯穿南北。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一旦日伪占领，特别是通榆一线为敌人封锁，县委要领导全县14个区的反扫荡斗争，势必多头联系，在情报的传递上要发生困难。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盐阜区党委决定将原盐城县一划为三，建立小县分治。后因日军扫荡形势紧迫，划县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又决定基本按划县的区域，临时成立盐城、盐东、西北3个行政公署，直属盐阜区党委领导。于1941年7月正式分治，原盐城县西北乡的5区、6区、7区、12区、14区的地域划归西北行政公署管辖。

是年8、9月间，日伪扫荡主力撤退后，境内形势有所缓和，盐阜区党委即着手进行划县分治未尽事宜。对县名问题，盐阜区党委和地方干部曾专门商讨过，起初有人想用湖垛为县名，因为它是大镇，位置又较适中。参加划县的同志认为，这个名字不好叫，加上这时湖垛已被敌人占领，名不副实。有人主张定名高作县，因为当时高作镇是县委活动的中心区。有人主张定名为建阳县，理由是建阳镇是西北乡主要大镇之一，地理位置比高作适中，且是南宋抗元名相陆秀夫故里，更易激发人们爱国热情。最后一致同意以建阳为县名。以后报请上级党委批准，正式命名为建阳县。建阳县改为建湖县，那是全国解放以后，因与福建省的建阳县名雷同，经政务院批准，于1951年7月改名建湖县，取建阳的“建”字和县府所在地湖垛的“湖”字合称。

当时建阳镇是游击区，距敌占区湖垛较近，建阳县成立大会便择于中心区高作镇季墩与陆墩之间的大圩子里举行。为开好这次大会，高作干部群众纷纷参与搭台、架桥等会前准备工作，先后集中了近百条农船，在通往季、陆墩的高作河和洗泥沟水面上搭起了一道道浮桥，便于参会干群通过。尽管处于战争环境，大会仍然开得隆重。各游击区都组织干群参加，有数千人到会。盐阜区党委派曹荻秋率一营主力和部分干部赶来参加大会，曹代表盐阜区党委宣布撤销盐城县西北行政公署，建立建阳县。同时宣布成立中共建阳县委员会和建阳县政府，并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布成立建阳县的布告。

首届中共建阳县委员会、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冯国柱、唐君照、郭铭、肖明、马宾、郑贵卿等人组成。县委设置为：书记冯国柱，组织部长郭铭，宣传部长肖明，社会部长马宾，秘书室秘书黄利峰，另设有交通（政治交通）站，站长沈平。县政府设置为：县长唐君照，秘书胡叔度，民政科长唐采庭，财政科长项南，教育科长唐采庭（兼），保安科长马宾，粮食科长虞廷松。

在建县期间，新四军三师为支持地方发展武装，特派八旅二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夏琦率一个连主力，同郑贵卿带来的原盐城县保安团警卫连一部分武装合并，成立了建阳县抗日自卫总队。县委书记冯国柱兼政治委员，县长唐君照兼总队长，郑贵卿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夏琦任政治处主任。

县委、县政府驻长北滩。老王庄东南的王氏祠堂是当时长北滩最大的建筑物，单主厅即有三大开间，本地王氏家族心怀全局，主动把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腾出来让给县里同志办公。祠堂隔壁是一座四合院的小庙，名“祇园庵”，与王氏祠堂组合为一个建筑群落。其中王氏祠堂高大明亮，为县委、县政府办公、开会的场所；小庙厢房（主殿未动）作为县机关的保管室和上边来人或下边上来汇报工作的同志作临时住宿处。平时，县委、县政府机关都化整为零，分住在长北滩群众家里，如县委书记冯国柱和后来的书记金韬、刘阳生住在王立明家；县长唐君照和后来的县长贺志芳、树海住在王立华家；随书记、县长的秘书室设在王立本家；保安科设在王立仲家；县总队部驻老王庄，其余县直机关分别驻在长北滩附近的西北厢和季、陆墩一带。从此，长北滩即成为县委活动的心脏地区，除党政重要会议在长北滩召开外，连群团组织的重要活动也大都在这里举行。为保持上下联系，内外联系，县委在长北滩建立了政治交通网络，负责党、政、军文件和报纸、刊物、信件的传递工作。长北滩对外传递有4条线，即南一线，北一线和东一线，西一线。南一线由此经高作，往建阳、走马沟、东夏、楼夏，过尚庄、南北蒋庄，再经盐城到东台、兴化，与苏中取得联系；北一线由此到益林、陈集，与临时驻周门的盐阜区党委取得联系；东一线由此往2区、3区、4区和盐东县取得联系；西一线由此经建阳、蒋营、西射阳到宝应，亦和苏中取得联系。如果南线不通就利用西一线。当时晋察冀、晋绥、山东解放区的报纸，如《大众日报》、书刊以及上海出版的报纸、刊物，都是通过苏中转到长北滩来。情况紧张时，长北滩群众人人都是交通员、传递员、情报员，为保护县委安全、掩护县委机关，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建阳县委、县政府在长北滩的日子里，已与这里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生死相依的密切关系。在这里，传颂着长北滩王家“母子冒险认亲救干部”的佳话：那是在第二次反扫荡期间，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由长北滩作战略撤出，临时转移别处。当时，县委书记金韬的爱人徐婉珍，刚生孩子不久，无法随县委机关转移，只好留在年仅13岁的通信员王学遵家里。县委、县政府转移不久，日伪军便侵犯长北滩，搜查“共产党潜伏分子”。一天晌午，几个伪军跨进王家堂屋，一进门就看到了西房内躺着的王婉珍，便问王朱氏：“这人是谁？”王朱氏斩钉截铁地回道：“我闺女，回来做月子的。”几个伪军见徐婉珍长得不错，便动起了坏心，走进西房欲占便宜。小小年纪的王学遵冲进房中，站在铺边坚定地挡在几个坏家伙面前：“谁也不准动我姐姐。”王朱氏也拉着敌兵：“老总，行行好吧，我闺女还在做月子。”正说间，外边敌头目吹起集合哨，要返回鬼窝了。几个伪军见无法靠近，回去的哨声已响，不敢在此多耽搁，便恶狠狠地踢了王朱氏一脚，骂了声“老东西”，便抓了两只鸡，就灰溜溜地走了。徐婉珍也就脱险。《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建湖分卷》特记载了王家母子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