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珍贵的回忆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八十年前老一辈共产党员是如何开展群众工作的。1941年，18岁的安徽姑娘鲁光与李钟英、魏心一、肖高、朱浣（女）、潘泽、王志行（女）、关华（女）、毛巧、舒琦（女）、罗布、张献良、艾侠（女）、陈紫光（女）、许荣（女）、马克（女）、杨硕（路汀）、王建等外地知识青年随县委宣传部长金韬等人来到盐城县第五区（即现在的芦沟、庆丰、沿河三个镇）从事民运工作。鲁光，原名翟光泽，1949年后在出版社工作，著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再认识》。文中提到的十八团即庆丰的十八团，十字乡马家庄即今天的庆丰镇马庄村。

在群众中深深扎根——盐城县十八团民运工作片断

鲁光

1941年初春，一支约20多人的民运工作队，在中共盐城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的率领下，向塘河东岸十八团出发，去那里发动群众，开辟工作，建立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我们这一支队伍里，有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调来的干部，还有从华北、淮南和皖南敌后来苏北的干部，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当时大家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除了少数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同志外，多数人对农村是陌生的，尤其是不懂“到群众中去”究竟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

“马列主义十群众=不可战胜的力量”

队伍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十八团里的十字乡马家庄，临时住在马家祠堂里。这座古老破旧的祠堂里，除了一张桌子、几条站不稳的板凳、一眼破灶以外，还零乱地堆放着一些破水车板子……同志们看到这种情景，有的人就想念盐城城里的学校、机关，更多的人希望新生活很快开始，但又不免担心生活没有着落。首先排着队来接我们并招待我们第一顿饭的是当地的旧乡保长一班人。那班人平时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见到我们却换了一副面孔，拱手哈腰，张口连逢称“是”。

跟我们来到十八团的，除了县委负责同志以外，还有更高一层的领导人曹荻秋、喻屏，他们久经考验，好像料事如神，一眼看穿了我们的心思。曹荻秋同志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慢条斯理地拉开了家常。他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这顿饭吃得可好？”

大家心里想一直觉得怪别扭，一时不知怎么说好，没有作声。他自己回答说：吃这种饭是很不好的。我们不愉快事小；群众受累事大，这一顿饭钱，明天还不知道要加多少倍地摊到老百姓头上。开辟工作，有时又不能不先和他们应付一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班人来“招待”我们，是要从中渔利，增加群众负担的。于是，大家在会上七嘴八舌地说道，如果我们天天接受这种“招待”，就会脱离群众，增加障碍，增加困难。从明天起，我们自己买米烧饭，并且马上分头下村子，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表明我们的立场。

就在这次会上，不少同志反映了自己来这里之后的思想活动，如怕过小桥、怕狗、怕陌生等等。而有经验的同志们听后则哈哈大笑，满不在乎。他们说，每个人做群众工作都有这一关，怕这怕那，但只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再有这些怕了。曹荻秋没有直接来打通我们的思想，他开玩笑似地说：“你们在洋学堂里读书，学过不少公式，但有一个公式可能没有学过，它叫做“马列主义+群众=不可战胜的力量’。现在你们就要到群众大学去，学习这个公式。”

“到群众大学”去，“马列主义”十群众=不可战胜的力量”，多么新鲜而深入浅出，多么受鼓舞啊！同志们决心鼓起勇气，跃过障碍，去寻找不可战胜的力量。

民运工作的第一课

在马家庄住了两天，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初步的调查研究，确定工作进程，也包括有的女同志剪下电烫过的头发和长辫子，有的把旗袍改成短袄。整装就绪，各人背起背包，向着指定的地点出发了。

我先被分配在十字乡的一个保进行试点，第一步的任务是挨门逐户到群众家访问，宣传政策，发现积极分子。

到工作岗位后首先接待我的，还是当地的老保长，因为“举目无亲”，我只好先住在他家里。老保长向我介绍当地情况时说，他们那里最大的地主家里有几百条枪，自己能开枪，但不住在本地。在本地的一些“地主爹爹”们都是仁义之人，对低户很好，对公事也很热心，希望我和他们见见面。他装作一副关心的样子告诉我，当地的老百姓很“刁滑”，还有人“通匪”，为了安全起见，到那里去要让保丁带路。

领导上事先的教育，使我对封建势力的爪牙具有一定程度的管惕性，老保长这一番“好意”，没有吓倒我，也没有打动我，我拒绝了保丁带路，一个人向着要去访问的小庄子走去。当时我满心以为只要不听老保长的话，就可以得到基本群介的拥护，哪里知道，事情的过程却并不那么简单。

在去访问的庄子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来往行人，他们看见我头都不抬一下当我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看到庄头上站着许多孩子，指手画脚地朝着我嚷嚷，可是，等到我走近了庄子，他们都被大人们拖到屋里去了，家家户户紧关着门。满腔热情要接近基本群众，却不得其门而入。这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慌成、团，差一点要哭出来。

“进群众大学”，并不一帆风顺，过几天还要汇报工作，不能哭，也不能回头，我只好硬着头皮在这个冷清清的庄子上，从这头跑到那头，东张张西望望。总算好，在庄子尽头处，我发现有一个丁头舍子，它的门半开着。于是，我走上去，小心翼翼地敲门。“哪个？”里面有人问。“是我，新四军、民主政府派来的人，对不起，让我歇歇脚。”我站在门口没有动。

过了一会，门开了，走出一个年约30多岁的妇女，她端着一条凳子，冷冷地说：“要歇脚，就在门口坐坐。”看样子，她是不肯让我到屋里去，我只好坐在门外。又生怕她再回到屋里去把门关上，就拉她也坐在这条凳子上。“大嫂，你吃早饭了吗？”我搭讪着问。“不曾，三春头，一天两顿，吃早中饭。”“大嫂，你家里有几个人？”这下子坏了，对方象被灼伤了一样，着急似地说：“保长真和人过不去。我家老头子50多岁，骨头快打鼓了。旁的全是些软脚螃蟹——女仞子……”原来，她是怕抽壮丁，于是，我马上调转话头：“大嫂，不要急，我们不抽壮丁，保长的话我也是不听的，还是谈点别的家常吧。你不是种田人吗？新四军，民主政府、共产党和穷苦的农民是一家。你家种几亩田，自田还是租田？”转了一个弯子，对方态度和气了一些。她告诉我，她家种老板五亩田，外带一亩“车口田”算“挂犁梢”。

“大嫂，什么叫“车口田’呀？”她告诉我，“车口田”就是靠着风车边水路口的田。并且指着她门前的那部风车告诉我，这部车就是她家老板的，“车口田”就靠在那里。替老板看车的人，才捞到住这个丁头舍子。“大嫂：什么叫‘挂犁梢”呀？她告诉我，“挂犁梢”田就是生活由他们做，打的粮食全交给老板。“你问这个干代说话。“学学嘛，不学那能替穷人办事。”话没有说完，我听到屋子里孩子哭了，连忙抢先进去替她把满脸眼泪鼻涕的孩子抱了出来。“哎呀！快给我，别把你身上弄脏了，进来坐坐吧！”

一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像对客人一样来待我。我跟着她跨进了门槛，帮她抱孩子，帮她烧火，继续和她聊天。真出乎我的意外，当我从她家告辞出来的时候，她竟含笑地对我说：“没事，再来玩。”

照着这次的经验，我又访问了许多人家。他们对我的态度有的比这家好些，有的更差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识的人渐渐多起来，也知道了一些与老保长介绍完全不同的情况。

几天后“民运队”碰头，大家谈到这次的所见所闻，都感到到基本群众家里去个别访问，既重要又艰巨。由于当地的封建势力的阻挠，群众对我们陌生，要去接近基本群众，不仅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还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就拿跨进基本群众家的大门槛这件事情来说，就有几种做法，几种效果。一种是谁主动来接近你，你就去找谁、听谁的话。但是这些一开始就表示“热情欢迎”我们的人，往往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而是当地封建势力的爪牙。听他们的花言巧语，把他们当“积极分子”，结果工作上就会走弯路。一种是走“行政路线”，让保长、保丁带着你去访问，可能会受到被访问的人家客气的“接待”，但是，这会使我们和群众越离越远。还有一种是自己虽然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但是在群众对我们不了解的时候，不能耐心等待，生硬地去接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群众可以不理你，而且会使群众更加相信阶级敌人的谣言，使工作遇到更多的困难。至于怎样和群众说话，也是接近群众必不可少的“技术”。学习这门技术的窍门，是要体谅群众的心情，打消他们的顾虑；更重要的，是要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在群众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空抱着两手，照着自己的“提纲”去追问人家，是不可能真正在群众中找到知心朋友，听到知心话的。

到群众家里去落户

在保长家里住了几天，总觉得不是滋味，工作很不方便。这个保长大概怕我搬走了不好“照应”，同时我住在他家，他还要捞点油水，所以不愿意我走。我便决心到群众中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第一次访问的那个丁头舍子，那里的主人夫妇俩都是佃贫农，我确定要到那里去落户，便去做他们的工作。一连几天，我都到他们家里作“不速之客”，他家的孩子和我混熟了，他家里的烧火、扫地、抹桌子等事情，我也帮着做。开始主人总是避着我，后来终于和我说话了：“为人不当差，当了差，风里去雨里来多辛苦。”显然，他还把我和国民党的人一样看待。我告诉他，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本不同，请他往后不要把我看成当差的，我是“工作同志”。他问我：“你不是此地人吧？家里也种田吗？蹲在乡里过得惯吗？”

我告诉他，我是安徽江南人，家里是读书的，自己是个学生，从家里偷出来干革命，“帮助你们的”。“唔！……”对方说了个唔字，就一股劲地抽旱烟。我发现群众又要不理我了，赶忙又说：“我虽不是种田人，但是上级总是对我们说，要和群众在一起，跟你们学。你看，我这个十七八岁的毛丫头，不懂事……”

他放下了烟袋，但是还不放心地又问：“你一个月拿多少饷？”我就告诉他，新四军、民主政府官兵一样，每月一块八毛钱津贴费，在哪里都住在老百姓家里，不过一定要上门板、捆稻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了东西要赔。

经过这次谈话，他有些了解我们了。有一天，我就正式地向他提出搬到他们家里来住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可以就睡在他们家的灶门口，晚上睡，一早打起背包，不妨碍他家烧早饭。并把我的公粮公草菜金交给他家，和他家里人一锅吃饭，大麦米糁子、蓬面疙瘩都行。开始，女主人是同意的，他还有顾虑。经过再三商量，最后他们都答应了。

我从保长家搬出来住进了这个丁头舍子，和群众的联系大大进了一步。庄子上的人看见我，不再关门，并且有些人主动地来找我了。晚上，围着一盏小油灯，有不少人向我问长问短。姑娘们问我，多大岁？出嫁没有？会不会拿针线？小伙子们问我，看到过东洋鬼子没有？会不会打枪？中年当家人最关心“春天要断顿，还有什么办法？”“四六分收、二五减租”是怎么一回事？慈祥的老奶奶，夹起她的捻线砣子，摸摸我的衣服说：“宝宝，跑这么远，家里大人不要想煞了……”这种纯朴的感情，叫人打心里觉得温暖，这种幸福只有身历其境才能享受得到。

到这个时候，我才更具体地了解到，开始群众对我们那样冷淡，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新四军、共产党。不知道我们和他们的利益的关系，甚至听了反动宣传，善怕我们是“吃光队”、“闻香队”，“共产共妻”，吓得人人自危。而我们以实际行动问群众表明了共产党的立场之后，就能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敌人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群众又兴奋又惭愧地告诉我们：早知道共产党新来不及，谁还会把你们关在大门外边呢！

群众发动起来之后

经过一点一滴的工作以后，民运队的同志对农村不再陌生了，大家对农民的要求、阶级关系心里有了一点数，而农民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自己互相串连，队伍像“滚雪球”一样的逐步扩大。这时，领导指示我们，从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入手，来发动群众。确定先领导群众向地主开展借粮斗争，解决春荒缺粮问题，锻炼群众的斗志。进一步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然后把群众运动引向更高的形式——组织抗日的人民武装。在工作方法上，采取精雕细刻和大刀阔斧相结合，有领导有准备地放手发动群众。

根据这些指示，我们发动了广大群众面对面地向地主进行借粮，进而宣传和组织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就发展得非常快。一个保、一个乡、两个乡、三个乡……整个十八团八个乡都沸腾起来了，到处建立起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到处成立了自卫队、游击小组，通过斗争也开始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党支部。民运队都分别被分配到区委会、乡支部、群众组织中去担任工作。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亲密合作，群众也认识了我们是他们的“自家人”。这时候，我们已开始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真如当初有的同志所料，大家再不想离开这块地方了。

天天和群众在一起，学到的东西就很多。过去我是分不清韭菜和麦苗、黄牛和水牛的，现在我和别的同志一样，学着插秧、踏车，更重要的是在带领群众进行的斗争之中，增强了阶级意识，学会阶级分析。有了这些条件，和群众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群众对我们的称呼，一步步在变化。开始叫我们“老总”，“女兵”，后来叫我们“民心队”，最后亲热了，他们叫男同志老张老李，叫女同志“姨娘”、“大埔（姑）”。他们有大事小事都来找我们商量。

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封建势力及其代表们跟我们斗争的花样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造谣欺骗，而是采取请客送礼，拉拢干部和积极分子，转入幕后活动，向我们推荐“积极分子”，派“代表”来欢迎我们去“办农会”。但是,这些花招都是瞒不住觉悟了的群众。谁请客、送礼，什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是真正的积极分子，谁是“抱地主粗腿”的人，随时随地都有人向我们反映真实情况，封建势力及其爪牙虽使尽浑身解数却根本无隙可趁。

但是，敌后的和平环境是短暂的，当年夏收夏种之后不久，减租减息运动还没有最后结束，敌人残酷的“扫荡”就开始了。日本侵略军队占领了盐城、上冈、伍佑、湖垛等等几乎所有的大小集镇，在公路、河口要道筑起碉堡。疯狂的敌人乘着汽艇下乡，到处烧杀抢掠，顽固的地主封建势力，蠢蠢欲动，企图倒租倒息。这时，当地的党和群众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上级党委指示，要坚决领导群众坚持敌后斗争，坚持减租减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继续发动群众。十八团的工作在群众支持下，经过极短时期的动荡，便按照战时的要求走上了轨道。党的干部、农会干部背上小包袱照常到处办公，继续搞减租减息。瞭望哨、盘查哨、情报网、交通站普遍建立了起来。各乡的游击小组扩大成了游击队，同时成立了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区游击队。在我们面前虽有强大的敌人，但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却是广大的群众。前几个月，群众关心我们，帮我们洗衣、做鞋、留着好东西等我们去吃。现在，他们把我们和他们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来保护我们。白天，我们在哪里，不通过特定的交通，就不要想找到我们。晚上，他们替我们站岗放哨，在情况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一夜送我到几个地方去过夜。和这样的群众在一起，谁还惧怕敌人？谁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

原载1962年6月20日《新华日报》。编选自《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盐城市《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编选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