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落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皖南事变”，重庆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为了抗议蒋介石的暴行而纷纷离开重庆。经过周总理的安排，我的爱人及女儿扮成八路军家属先去延安，我不能直接从重庆去延安，只好经香港、上海到敌后新四军所在地，然后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我参加革命工作经过》

送走妻女半月后，贺绿汀得知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车队在汉中被国民党军队扣押，情况十分紧张。后经办事处与国民党多次交涉，车队才被放行。当时周恩来同志说：“你的爱人还没有到延安，就已经受到革命的洗礼了。”

等待是焦急的，一旦成行又很匆忙。1941年3月的一天，徐冰同志通知贺绿汀当天下午到南岸汽车站，准备坐车离开重庆。下午三四点钟他与在车站等候的舒强、沙蒙汇合。3人经贵阳、金城江、柳州到桂林，买不到去香港的飞机票，又折返柳州，经石龙、贵县到玉林，无奈不通车，3人只得步行几日，翻越十万大山来到法国占领的广州湾(今湛江)，再乘“大宝石”号海轮到香港。在香港停留约半月，由地下党安排，他与新安旅行团的张拓、韩风两同志扮作甥舅关系，乘坐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平安到达上海。

为等待新四军交通员，贺绿汀在上海停留数日。亲眼目睹太阳旗下的上海饥民遍地、行人寥落，高视阔步的日本人践踏着往日繁华的街市，瘦弱的老妇晕倒在米店前等候买米的长队中，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挂念起寡居上海的黄自夫人汪颐年女士，为避免麻烦不轻易出门的他，在一个晚上拜访了师母汪颐年，并从所剩不多的旅费中拿出了100元钱，作为补贴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活费。

接他的新四军交通员来了。1941年5月13日这—天，他与交通员装作互不相识的旅客，在黄浦江边的13号码头上了船，在这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开始了他奔向敌后解放区的最后行程。他们顺利通过日、伪两道关卡，安全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代军长陈毅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接见了他，告之周恩来同志已来电要他即去延安，但因敌人封锁线不好过，需等待一个时期。几天后他到湖垛镇(今建湖县)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不久，日军发动“七月大扫荡”，贺绿汀和许幸之奉调回军部，由军部雇一小船送他们到开明绅士计雨亭家打埋伏。船已行至河中，在岸边的陈毅同志不放心，又跳入水中游到他们船边，反复向他们交代说，这次敌人“扫荡”来势凶猛，务必分散隐蔽，切不可多人聚集一处。这一感人至深的场景，贺绿汀至今忆起仍历历在目。

华中鲁艺在日军“七月大扫荡”中损失惨重，华中局决定停办鲁迅艺术学院，改组成鲁艺工作团和文工团分属军部和三师领导。经请求组织同意，贺绿汀暂缓去延安，帮助鲁艺工作团培养音乐干部。他组织了一期由几十人参加的音乐干部培训班。学员中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他就从最基本的视唱练耳教起，一直到多声部的合唱训练，同时还自编教材，讲授乐理、和声、作曲等。为让同学们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他在1941年底特意写了热情歌颂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气势磅礴的合唱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这首歌有男女声的多声部合唱，曲式结构与调性对比都有明显的特色，学员们唱起这首歌，等于对和声、曲体、对位等各种写作技巧进行了一次复习。训练班结束，学员们在新四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汇报演出时唱了这首歌，得到了好评。

1942年3月，组织安排贺绿汀等几十位同志随刘少奇同志经淮海区赴延安。由于敌人重兵封锁平汉线，大队人马不得通过；刘少奇带少数人先走，其他人只得在淮南地区稍作停留。他先到彭雪枫同志所在的四师给“拂晓剧团”讲课；后又到罗炳辉同志所在的二师，多次给二师的“抗敌剧团”讲课，并拉着小提琴进行示范，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个团的音乐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当时是年仅12岁的小团员，他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是贺绿汀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这期间，他还多次到淮南区党委领导的“淮南艺专”和“大众剧团”讲课辅导。1943年2月贺绿汀终于踏上了赴延安的旅程：先由三师黄克诚部派人把贺绿汀和邹韬奋从海上送到一师，一师粟裕部又派4辆自行车把他们送到南通灰色部队汤景延处。在此停留了十几日，买布做长衫，办良民证等。邹韬奋蓄起希特勒式胡子，化装先走了；贺绿汀则留了八字胡，穿长衫，戴墨镜，化名陈益吾，与汤景延的小老婆同船到上海；后来通过一音专同学的关系绕道天津、北京、太原，从离石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绥德专员公署，由兵站一站一站地送，于1943年7月14日到达延安以东的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从新四军军部到延安，途径皖、苏、冀、晋、陕5省，历时近半年，一路上与土匪、日本兵、伪县长等各色人等打交道，道路的艰险可想而知。年迈后他经常饶有兴趣地讲述那段曲折的经历，并说：“那简直可以写一部艰险离奇的小说！”

转自上海音乐图书馆贺绿汀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