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贺绿汀合作《满天星》
        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
        银钉亮，银钉明，长空万里满布星。
        星儿多，多得数不清，多不过英勇战斗的小英雄。
        小英雄，有本领，戴着月，披着星，黑夜里摸到敌军营，枪声就放不停。
        又喊杀来又冲锋，手榴弹儿拼命扔。
        轰轰轰!炸死东洋兵，我们得了胜。
        小英雄，笑盈盈，满天星，亮啊亮晶晶

        20世纪40年代初，这首歌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很流行。牛背上的放牛娃，塘边洗衣的姑嫂们，村口放哨的儿童团，就连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新四军战士，都会唱，都爱唱。这首歌歌词的作者，是年仅16岁的范政。
        范政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我们新安旅行团自1935年成立后，奔走在长江两岸和广袤的大西北，宣传国难，呼号人民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宣传、组织民众，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皖南事变后，桂林政治形势恶劣，党组织决定新安旅行团分批秘密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范政是先遣小组的成员，第一批到达了盐城新四军军部。我们先后到达根据地不久，就投身到激烈的反“扫荡”之中。
        194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们随盐阜区党委和行署驻在阜宁县小陈集。范政和大家一起，躺在摊在打麦场上的芦席上乘凉，仰望着满天繁星，沉浸在半个月前反“扫荡”获得胜利的喜悦里，争先数说着那些参战的少年儿童动人心魄的英勇事迹，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清早，范政捏着张纸片来到我们面前，他挥动手臂，朗诵了昨晚大家人睡后他写成的这首儿歌。
        这首儿歌琅琅上口，形象生动，感情真挚，大家都说好，还帮他出主意，去请也住在小陈集的诗人林山指教。林山看了也称好，他说，作曲家贺绿汀就在军部，如果他愿将这首儿歌谱上曲子，一定能成为一首流行的抗战儿童歌曲。贺绿汀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将它谱写成了至今仍在苏北平原上流传的革命历史歌曲。
在桂林即兴创作告别诗
        范政的年纪虽然比我们小，但他喜爱文学，能诗能文，才思敏捷，这是大家公认的。皖南事变后，桂林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新华日报》被禁，生活书店被查封，新安旅行团住地四周，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转悠，大家处在被监视之中。我们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安排一些和家庭仍保持着联系的团员回家读书，将另一批团员介绍去其它进步团体。团内留下的40多人，则迅速分散隐蔽，积极准备分批秘密转移去苏北抗日根据地。
        离别的时刻到了，大家依依不舍，落下了痛苦的眼泪。一片唏嘘声，气氛十分沉闷，谁都不愿意分开，但又不得不惜别。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而此时却是相对无言。忽然，范政站出来了，他用手背擦去了眼泪，忽闪着泪汪汪的眼睛，紧握着拳头在胸前摆动着，大声地朗诵道：
        啊!同志，朋友，
        让我们的眼泪向心里流，
        让我们把仇恨记在心头。
        今天的离别，
        正是为了明天的战斗。
        今天的离别，
        将是我们迎接胜利的前奏。
        再见吧，让我们紧紧地握着手。
        再见吧，再见在黎明来到的时候!

        这是一首歌，这是一团火，这是一面旗。他的诗表达了大家的心声，鼓起了我们的斗争热情。同志们擦去泪水，相互间紧紧地拥抱，彼此激励今后更好地战斗。
        范政不仅会作诗，也能写文章。1939年的春天，在桂林的金山等戏剧家组成剧团去南洋群岛宣传抗战，他们演出的《中国万岁》一剧中有一个儿童角色，向我们团体商借一名小团员。我们几个支部委员酝酿后提出的名单，竟和我们的顾问汪达之不谋而合，都推荐范政。范政在武汉时就入党了，临行前他庄重地向支部书记徐志贯提出保证：到海外一定将工作做好，而且还要在海外侨胞中扩大新安旅行团的影响。正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他在海外工作得很好，侨胞们的爱国热情也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桂林后，他作了多次海外见闻演讲，还写了纪实文学《海外一课》。司马文森很喜欢，并将它推荐给桂林文化生活供应社，成为《少年文库》中最受欢迎的青少年读物之一。
        1941年粉碎了日寇的第一次“扫荡”以后，我们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同志，在盐阜地区汇合了。在单家港，我们见到了刘少奇同志和陈毅代军长。他俩和蔼可亲，象长者一样对我们关怀。少奇同志鼓励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你们宣传抗日，不准你们组织少年儿童起来打鬼子；共产党欢迎你们，支持你们。只要你们有本领，我们把苏北和华中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做。”陈毅同志的讲话非常风趣，他说：“我希望你们在3年之内组织起10万儿童，帮助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我们新四军争取在3年之内消灭掉10万个日、伪军。我们新四军向你们挑战，到时候看谁坐飞机。”“坐飞机”是他刚从我们的墙报上看到的内容。我们团内的工作、学习、生活经常进行评比，成绩最优秀的被誉为“坐飞机"，次之则是“坐汽车”、“坐牛车”，最差劲的则是“坐乌龟”。这种办法是从八路军学来的，陈军长的话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大家的巴掌都拍红了。
16岁的“老报人”
        两位首长的讲话，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提出的任务，使我们感到既光荣又艰巨。当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团内开团务干事会，专门讨论如何完成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我们在油盏里多放了几根灯草，屋内被照得通亮。大家的发言很热烈，提出了不少主意。有人还提议让范政专门从事创作，多编写一些演唱节目，使我们的宣传工作收到更大的效果。范政激动地站起身，眨着明亮的眼睛说：
“组织10万儿童，只靠我们几个人到各村去跑，到处去说，实在太慢了。如果我们办一张报纸，印上几千份，就等于有几千双腿、几千张嘴去宣传了，它的力量多大啊!在大后方我们无权出版自己的报纸，根据地是我们自己的天下，为什么不用报纸来开展工作呢?我们办一张儿童报吧!”听了他的建议，我们几个老团员不由得相互对视，频频点头：办报好，好主意。办报的人就在眼前：范政。范政虽然只有16岁，应该说，他已经是个“老报人”了。他12岁就当过编辑，当过记者。
        那是1937年2月6日，天寒地冻的北平街道上行人稀少，然而在前门外打磨厂那爿极其简陋的天达客栈里，却是热气腾腾。清早，北平、天津的几家大报的记者，纷纷拥进这家小客栈楼上的大统房里，采访由音乐家吕骥和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率领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奋起抗日，全国人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个团体是上海地下党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由我们新安旅行团全体成员组成的。我们正路过北平，准备到绥远前线去慰劳正在绥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队。前一天下午在溏沽下的船，当夜赶到北平，住在这爿小客栈里。
        一位《北平新报》记者拉着一个头戴深灰色鸭舌绒布帽子、身穿朱红色黑条花格布棉袄的小朋友，向我们说：“这位小朋友名叫李易难，也叫李万万，是敝报儿童副刊的撰稿人、编辑，也是我们的小记者。我想慰劳团的小朋友一定会欢迎他的吧!”
        “欢迎!欢迎!”我们都鼓起掌来。
        “李万万，你几岁了?”汪达之拉住他的手和蔼地问。
        “汪先生，我12岁了。”他大大方方地答道。
        “听口音你好像不是北平人，家在哪里?”
        “我家在吉林延吉，家乡被日寇占了，回不去了，如今成了个小亡国奴。”
        他说这话的口气虽然很平静，但每个字都裹着一团炽烈的怒火，我们的心都被震动了。他又说：“我家流浪在北平，我在学校里读书。前年纪念‘一二·九’我反对不抵抗，要求打回老家去，学校里说我闹事，把我开除了。”
        “噢!小朋友要求抗日也有罪。”记者们也都愤愤不平。
        我们都很同情他，因为我们1935年10月在南京时，也有类似的遭遇。我们之间很快就熟悉了。他几乎天天来，带来了他编的儿童副刊，将他写的几篇文章给我们看，也仔细阅读了我们过去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学习，还一起去南苑慰劳曾在长城抗日的29军将士。
        李万万的父亲是当时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李常青，母亲在学校教书。他们在李万万的要求下，亲自将独生儿子送到了新旅驻地，要求吸收他为新安旅行团团员。机灵的李万万刚放下鼓鼓囊囊的行李袋，就向我们宣布道：“从今天起，我随母亲的姓，姓范名政，大家就不要叫我李万万了。”从那时起，范政便和我们一起去了绥远、宁夏、甘肃，在荒芜的草愿上奔波……
现在，我们若能在苏北根据地办份报纸，让他这个曾经当过小记者、小编辑的“老报人”负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儿童生活》的主编
        我们办报纸的建议，得到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王阑西的大力支持。组织上拨了一笔钱，购买了铁笔、腊纸和油印机。报纸定名为《儿童生活》，由范政担任主编，还派了王德威、张渔等同志参加。他们到各地采访，编写稿件，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组织。办报纸异常艰苦，一张小小的8开4版报纸，先要将刊登的文章计算好字数、行数，定好标题、插图的位置，然后在蜡纸上刻满密密麻麻大小相同的字体。算少了版面上会空出许多地方，算多了又放不下。他们伏在昏暗的油灯下，工作到半夜三更。

        （来源：上海市新四军暨中华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转自抗战老兵口述资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