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那年，我考取了上冈中学初中。到了开学的日子，兴冲冲地和同学一起去报名，谁知学校空荡荡的，没有老师，只有少数学生，也许是和我们一样，来报名而扑空的。不久，上冈小学把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又收回学校，说是复课闹革命，而我由于父母都成为“走资派”正在挨批斗，同学中有些人偶尔会风言风雨的，听了不舒服，也不好和人家吵，那样可能会给父母带来麻烦。加之母亲身体不好也要人照顾，因此我就呆在了家中。

1967年的秋天，那时造反派已分成两派，互相争斗，但有一条就是越左越革命，为了标榜自己最革命，总是拿当权派做靶子，往往做出一些毫无人性的事来。这时就发生了一件事，县委书记李子建被造反派打了，听说是杀派的组织干的。杀派的司令部在当时县人民剧场南边，他们责令李子建书记到司令部接受批斗。李书记按照规定的时间去了，一进门，一个人也没有，心中感到奇怪，也没往其他方面多想。突然有人从背后用布把他的头蒙上了，紧接着就有几个人上来，拳脚相加，还有用棍棒的，由于他的头被蒙着，是几个人打的，也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是此事过去好几天才听说。爸爸和妈妈知道后，很担心，他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应该去看望一下，但他们自己无法去建湖，因为他们自己也要随时准备造反派的揪斗和批判，如果向他们打招呼，不但无法成行，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当然也会给李带来麻烦。但是不去建湖看望，也无法安心。

因为我没事在家闲着，父母商量就叫我到建湖去探望他。考虑到我当时年龄比较小，李书记不认识我，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字不多，大意是，向李书记表示慰问，望他好好养伤，祝他早日康复。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更重要的是希望他要保重自己，不要被造反派的这种做法打倒，就是说精神支柱不能倒的意思。当时从上冈去建湖只能坐轮船，他们又怕我把信丢了，就叫我把有口袋的一件外衣穿在里面，把信放在口袋里，还有一个治跌打损伤的便方，口袋口用别针别好，总之是千叮嘱，万嘱咐，小心加小心。因为如果信丢了，落到造反派的手中，那就罪莫大焉。还会给相关人带来灾难。于是我带着信和爸妈的嘱咐出发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好像并不害怕，只是感觉去办一件大事，很有点悲壮感。

到了建湖后，就到三舅那里，三舅住在神台桥北边日杂公司内。把来意和三舅一说，三舅就和我去李家，李家住在县幼儿园附近，叫夹巷子，县幼儿园大门向东，门前是一条L型的巷子，既可向东也可向南，向南的巷子比向东的巷子窄好多，李家就住在向南的巷子里，有个院子，院门向东开，是个小门。那天我们到了门口把门叫开后，简单说明了来意，李家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了李书记休息的地方，李书记躺在床上，好像是头朝东，我们进去后他就半躺，靠在床头上，我们问候了他的情况，他就把被打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我一边听一边从口袋里把爸爸妈妈的信和便方取出来，交给李书记。李书记看后，表示感谢我爸妈，也感谢我们去看他，还问我们怎么知道的他被打这件事的？三舅告诉他听别人讲的。尽管受到暗算，李书记还关心着全县的工农业生产，那时正在推广沤改旱，现在已经没有沤田了，那时农民都不愿意沤改旱，在旧社会没有人肯回旱，认为回旱三年穷。李书记专门谈到了这个事，让我告诉我的父母要把这项事情推进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李书记真是老革命，自己在困境中，还关注生产，确实叫人肃然起敬。

李书记恢复工作后还记得这件事。他邀请我爸妈去射阳，并介绍医生为我妈检查“文革”中的骨伤。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当时不怕，但我对爸爸妈妈更敬佩了，在那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想到要看望自己的同志和领导，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胆量不一样，对友谊与感情的执着更是不一样。

【相关链接】李子建，江苏滨海人，1960年初任盐城地委派驻建湖调查灾情，同年2月接任中共建湖县委第一书记之职，1961年1月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8月任县委副书记，1965年2月任县委书记至1967年1月。“文革”中受到冲击，1970年调任射阳县委书记，后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离休后，任江苏省级机关晚晴诗社社长，在诗词创作与研究方面著述颇丰，特别是在毛泽东诗词研究方面成果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