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笔记，发现上世纪七十年代记有徐涛1957年主持召开座谈会的会议，这个座谈会是国家监察部调查王翰家乡情况的，此事《王翰传》未有机载，今录出与大家共享。

王翰（1911—1981年），原名陈延庆，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负责政治部全面工作，后因病去延安治疗，是没有授衔的将军。建国后为国家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被打成国务院系统的大右派。文革后经胡耀邦亲自平反，1998年《王翰传》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亲自题词“革命信念，始终如一”。上世纪七十年代，王翰尚健在，当时我在建湖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工作，常听老干部谈论家乡在北京的王翰，其中1978年11月5日时任农水组长的徐涛讲述了关于王翰的这次座谈会。

那是1957年11月中旬，徐涛是建湖县梁垛区区委副书记，也就是王翰家乡的“父母官”，接到县委书记成豫华亲笔信，叫他接待国家监察部司长曹恩喜同志，并主持关于大右派王翰在家乡反映情况的座谈会。与会的10多人中，有县委农工部结合工作的指导员徐凤岗，县政府秘书崔淳年，有王翰父亲陈曙东过去的佃户、保家的、佣人等知情者，如陆怀成老人等。曹司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过山东省公安厅长，是一位身经百战老干部。座谈会开始，他说明来意后，大家目瞪口呆，原来王翰是国务院大右派，在家乡开座谈会是听家乡反映，寻觅王翰在家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蛛丝马迹。王翰作为大右派典型，《人民日报》公布他材料大文章已排好版面，中央领导同志认为缺少家乡材料，要补充上去。会上开始冷场，众人惊讶，沉默哑口无言一阵子。曹司长和主持便讲，知无不言，言者无过，随便讲，心里有什么说什么，好话坏话都能说，于是发言人多了。徐涛印象深的主要有：

同情穷人的“大少爷”。年轻时王翰在家，叫人直呼其名 “延庆”，不准人喊“先生”、“大公子”、“大相公”、更不准人减“大少爷”。早上起身练身体，看有大毛胡子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他叫父亲少收佃户租，还对其父说：“你买田替人家买田，人家买田也替你买田”，宣传 “耕者有其田”。家乡的人并不知道王翰虽然20来岁，已是上海地下共产党负责人，头脑中有“土地改革”的轮廓。他与旧势力斗争，铮铮硬骨。

阵阵笛声寻王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周恩来、陈云等去江西中央苏区，只有王翰、胡乔木等坚守上海阵地，成沪上孤军，负责上海地下党和江苏省委工作，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1932年11月因冲击的白俄报馆《柴拉报》被捕入狱，经顽强斗争，于次年初无罪释放，然而交通大学学籍被开除。在南市区负责地下党工作时，受敌人追捕，组织遭破坏，白色恐怖很严重。1933年5月由交大王冀转告组织回盐城西北乡（今建湖县）老家隐蔽一段时间。一晃在家两个月，已到夏天。上海地下党只知道他家在盐城西北乡上冈附近。一位卖梨膏糖（俗称作糖）青年，头戴斗笠，担着糖担子，满头大汗，吹着笛子，从上冈、草堰、冈西、钟庄等地走乡串村，吹笛寻找王翰，终于确知陈延庆家，长时间坐着休息吹笛，到了第5天，王翰（这名字到1937年在湖北武汉董必武才定新姓名，便于地下工作）从家里小楼上听到笛声，有长短不同节奏笛声，是事前确定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络信号，他与卖糖吹笛青年，相互讲的上海话，旁人都听不懂。联络员走后，他连忙与其父陈曙东和家人打招呼，带着简单行李和盘程费用，只身去往上海，担负起上海和江苏临时省委的重任。

劝父支援抗日民主政府。大家还反映王翰写信给其父，告诉在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身边工作，望支持抗日民主政府，不久为县参议会副参议长，盐阜区参议员。黄克诚三师师长收到王翰五师来电报，便特从阜宁朦胧（永兴镇）来拜访开明绅士陈曙东，陈家还把资金给黄师长请转五师把儿子王翰治疗肺结核病。

一场座谈会，曹司长未搜集、捕捉到王翰“黑材料”，一无所获，只是“红材料”。他做事很细心，也很实事求是，并未捕风捉影，也未曲意引导，而是把会议记录认真如实加以整理，并请区政府、区委，县政府、县委盖上章印，带回北京向中央某领导回报。

徐涛同志因主持这会议，很关注王翰此事。半个多月后到1957年12月5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登载了新华社的一篇长文，大黑体标题赫然醒目：《监察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彻底斗倒反党分子王翰》，紧接着于12月8日又登载《王翰是个右派分子并不奇怪》的署名文章，这些报纸档案馆现在都有保存。而报上一字未提家乡右派座谈会内容，可能材料不涉及右派问题。王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而家乡人民对他也真诚，不是墙倒众人推，不是落井下石，没有嫌弃他，右派劳动改造和“文革”批斗时，家乡吕凡等人还去看望王翰。

1983年10月王良太将军重游湖垛北当典。

刘少奇两次路过湖垛下榻的北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