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境内及建县后的参议会(赵庆荣整理)
1940年秋,盐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不久,相应地成立县、区参议会。1941年,建阳立县后,陆续地成立了建阳县、区参议会。现根据有关资料,将其组织沿革及有关情况整理记述如下。:
参议会的性质和任务
参议会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市、县、区、乡政府为了动员和团结广大民众参加抗日而设立的各级人民代表机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形式,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表示愿意抗日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抗日旗帜下结成的联盟。在诸参议员中,既有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妇女、人民军队代表和工商业主,又有文化教育界、医药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在当地有声望的旧军政界耆宿或地方实力派中的爱国人士。
参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和争取各抗日阶级、阶层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敌人,壮大自己,共同抗日。参议会组织内的参议员,可以定期听取和审议民主政府的施政工作报告,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参与商讨和制订施政大计及政策法令,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参议会的组织沿革
今建湖县境大部分原属旧制盐城县,故要了解抗战期间我县境内的参议会情况,还得从盐城县说起。
1940年冬,盐城县人民政府召开各界人士会议,决定成立盐城县参议会筹备委员会,推举宋泽夫为主任委员,唐碧澄为副主任委员,李寄农为秘书,聘请各界人士代表为参议员。经过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筹备工作就绪。1941年元旦,盐城县参议会在盐城商会大楼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宋泽夫为参议会参议长,唐碧澄为副参议长,李寄农为秘书。并推选张逸笙、胡启东、朱墨香、孙绍伯、杨幼樵、陈曙东、宋泽夫、宋鸿才、唐君鄂、唐碧澄、夏逸凫(即夏嵩)等十三人为常务委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盐城县参议会成立后,原属盐城县的今建湖境内都纷纷建立了区参议会。1941年9月18日,我县从盐城县划出后,又积极着手筹备建阳县参议会。
由于斗争环境恶劣,县参议会的筹备会于当年冬转移至阜宁县永兴集召开。因敌人封锁,南边几个区均未有人出席会议,仅来了一、二、三区的十多位代表,会议决定先组织各区参议会,然后选举产生县参议会。
待准备工作就绪后,于一1942年9月,在一区长北滩召开建阳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县参议员和各阶层人士代表共120人。县委书记金韬、县长唐君照都亲自参加,并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强调了成立县参议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一切抗日力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对敌。与会人员受到很大鼓舞,都纷纷表示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坚持抗战到底。最后,大会选举了唐君鄂为参议长,陈曙东、杨幼樵为副参议长,唐采庭为秘书。
县参议会成立前后,各区相继成立了参议会。原属盐城县境的区参议会组织均因区划变动而自行解体,有关成员一般都重新参加所在区的参议会。
建阳县建政初期,为了广泛团结各阶层抗日人士,支持党的抗日工作,县、区在参议会成立前后还分别召开辅政会议。1942年6月21日,建阳县二区召集各阶层代表40人,首先由区政府负责人报告政府的抗日工作情况,提出今后的抗日工作任务,然后让到会代表进行广泛讨论,提出关于财经,军事、文教、民运等方面22条提案。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逐一做了安排落实,并向代表作了答复,深受大家拥护。在二区召开辅政会的第二天,建阳县政府召集了六、七、八、九四个区一百多士绅参加的座谈会议,县长唐君照主持会议,将我县建政以来的抗日工作情况作了报告。盐阜军区司令员洪学智到会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上,广泛征求士绅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夏逸凫、顾一天、李亚辉、陶宝云等代表还在会上发表了拥护共产党,拥护民主政府,支持抗日的讲话。这种会议虽不是政权机构,但对实行民主政治,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对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区政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参议会的影响和作用
参议会的成立,安定了人心,打开了民主建政的局面。民主建政初期,有些人对共产党不了解,逃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有些学校的教师也跟着跑了。自从成立县、区参议会,通过党的政策宣传,使思想动摇的人稳定下来,不再东奔西跑了。尽管当时的日伪暴行已达到疯狂的程度,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已分散到偏僻乡村,在敌我力量对比上,一时是敌占上风,可广大民众无不同仇敌忾,就连一些中、小地主和资本较为雄厚的商人,也站到抗日的一边。像原盐城县中央派的首要人物,在楼夏一带拥有几十人枪自卫武装的夏逸凫,拥有“三面照位”(意指与国、共、汪伪都有些关系)的陈曙东,开明绅士杨幼樵、顾一天,彭仞千,徐玉山……都相继参加了参议会,共商抗日大计。盐属六区参议会成立第二天,参议员们就向政府提出关于财经、军事、文教、公益、卫生、民运、暑期防务等议案四十多条,还通过了破坏减租法令处罚办法,充分体现了政治上的民主和进步人士与我党合作的诚意。盐属十四区(今境内上冈一带)参议会,除半月召开一次常委会外,还不定期地编印“筒讯”,登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内容,指导各方面工作。有时,他们还利用节日,配合中心搞集会宣传,在会上教唱《国际歌》、《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军民一条心》、《送公粮》等歌曲,并演出《模范主佃》、《李小二参军》等节目。会后,还手执自备小旗,上街游行,呼口号、唱歌、张贴标语。由于宣传工作强烈,不少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参议会的成立,团结了广大阶层,壮大了抗日反顽力量。1943年2月,日伪军占领高作镇,伪盐城县第六区区公所,由湖垛迁高作。伪六区长马明远密派专人致书我建阳县第一区参议会议长陈镕清,请其至高作商谈所谓筹划地方大计,实际是威胁他出来与汉奸同流合污,当即遭到陈镕清的断然拒绝。他愤然表示:头可断,身家可破,决不当汉奸。陈镕清的高贵民族气节,受到了建阳县委和县政府的表扬,并在当时我《江淮日报》上予以报道,影响极大,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各地绅士,纷纷要求加入参议会组织,积极主动地帮助我民主政府说话做事。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三:
一是动员参军。1944年动员参军时,士绅之间互相挑战,看谁动员的人数多。杨幼樵在参军动员会上讲:“我近七十岁了,没子没孙(当时其子古稀未出世),但我祖坟还在这里。再说,哪个不想过安稳日子,我如果有子孙,一定叫他们去当兵,把日寇赶出中国。”他的一席话对大家促动很大。建阳县参议员顾一天,首先动员本家侄子顾永明、顾小石、顾福海等带头参军,他的次子顾良友,一到应征年龄,就自动报名入伍。县参议会副参议长陈曙东,一人就动员十多人参军。他们这样做了,其他参议员也不甘落后,因此,多次参军运动中,县和各区都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经常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弟妹送哥哥、哥哥送弟弟的动人场面。第三区的东吉庄徐老太和尖墩杨文明都送了四个儿子参军。区、乡政府还开大会,给参军者挂大红花,坐彩轿,前呼后拥,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其影响之大,全县传为美谈。
二是拥军。1944年春节,一、二、三区各阶层代表唐碧澄,陈曙东等320人联名向新四军3师首长致慰问信,竭力赞颂新四军抗日有功,还十分恳切地对他们的拥军工作做得不够作自我批评。新四军3师首长亦复函致意,希望军民更加团结,共同抗日。
三是优抗。县参议会长唐君鄂为慰劳新战士家属,自己捐献束脩米三百斤。县参议会副会长陈曙东带头献出五亩田给抗属耕种。二区参议长陶益吾动员其夫人组织妇女慰问队,向抗属进行慰问工作。抗战胜利前夕,县境有一部分军烈属住房困难,县委决定在优抗工作基础比较好的新阳乡兴建一个光荣村。顾一天知道这件事后,就主动协助工作,他首先献出自家荡田收割的芦苇一万多斤作笆柴,又动员弟媳把留着搭锅屋用的毛竹二十几根捐出来作桁条。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开明士绅也纷纷献粮捐物,很快建成简易草房一百六十间,解决了六十多户烈军属的居住问题,因而被评为全县的优抗模范。
参议会的成立,提高了民主人士的觉悟,推动了民主改革运动。民主建政后,不少参议员对党和政府制定、颁布的各项政策、法令,都模范地遵守,带头执行。在盐阜区参议会筹备会前的一次士绅座谈会上,杨幼樵以士绅的身份呼吁诸士绅,响应政府号召,减租减息,扶助农工。为了团结抗战,地主士绅要忍痛一点,看透一些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口地主要出财力,物力,工农要出人力,各阶层全部贡献力量,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战胜难关。在高作区发动群众锄奸大会上,他说:如坏人好比农家田里生的稗子、獐舌等野草。野草不除,家苗就不长多坏人不肃清,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浅显的比喻,显示了他积极拥护我政府的锄奸运动。土改时,他从县里开会一回家,就把120亩田的《田契》和家财全部交给农会,还写白话诗一首:
田是镣,
屋是牢,
浮财家具是包袱,
现在
——敲去了镣,
走出了牢,
放下了包袱,
行也逍遥,
坐也逍遥。
县副参议长陈曙东,家在二区,不仅带头交公粮,交好粮,还积极为政府储粮。1942年,减租减息,四六分收开始,佃户吴维廉思想有顾虑,不肯减,他耐心做好说服工作,坚持按章办事。土改工作开始时,他带头献出所有的田契,并在全区大会上,当众焚毁,对推动全区的土改工作有较大的影响。
参议会的成立,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1941年至1943年,陈曙东以县副参议长的身份,联合二区参议长陶益吾、副参议长唐秉坤等,为支持抗日、维持治安、壮大地方武装力量,动员各界人土献枪献子弹,他本人先后献出长枪三支、短枪两支及子弹若干发。二区23名士绅及两名庵寺僧人共献枪十二支、子弹五十发。九区士绅夏嵩一人就献出步枪二十支。一区士绅杨幼樵带头献粮四十余石,长枪两支。新阳乡士绅顾一天,还向西荡顾克祥武装借枪三十多支,帮助组建了新阳乡民兵中队。士绅们支持政府,党和政府也信任和尊重他们,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如救灾、防荒机构等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设置的。
参议会的成立,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起到了其它组织形式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民主建政初,旧势力还有残余,恶霸仍当道,地方土匪亦横行。为了开辟工作,我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就住在参议员家里。此类事实为数甚多,还以陈曙东为例,他就曾把敌工部派来的我3师7旅21团的邱伯池、刘彦德同志和县委领导同志安排住他家里,生活上热情照顾,工作上提供方便。有一次,鬼子,伪军下乡扫荡,他亲自送信给模范班转移,从而保护了群众,避免了损失。1941年,敌人大扫荡前,我军江淮印刷厂住北左庄,由王阑西、唐采庭二同志出面与陈曙东商量,将全部机器和器材等装运到他家,扫荡结束后,又安全无损地交还江淮印刷厂。同年8月22日,驻上冈、草埝口,石桥头等地的日伪军,联合向塘河东的三区进行大扫荡。适逢我西北行署主任唐君照带领行署机关的同志,由西吉庄向高作方向转移,途经离陈曙东家不远的王家荡时,被孙三一帮土匪包围,行署唐采庭立即写封信请一个割柴的农民送给陈曙东,因为他的大儿子在共产党里做事,内弟臧卓又是伪军苏北行营主任……,所以,在他的掩护下,我西北行署机关的同志,就顺利地通过二区,转移到高作一带。
1943年,组织上调盐阜区党委组织部长喻屏与爱人李枫去延安工作,党组织研究派我县二区副参议长顾叔平负责护送工作。顾叔平深知,这是党对一个民主人士的充分信任,因而他乐意地接受了任务,利用其叔父顾竹轩在上海的特殊身份,与喻屏以师生关系作掩护陪同前往,让喻屏夫妇从上海转道山西去延安。行至东台,喻因坐过敌人的大牢,走路异常,被伪军带走,顾利用该地大乡绅曹某与他四叔是换帖弟兄的关系,将喻保释。在泰州,刚下船,他和喻屏两人就被日军宪兵队关押,他又利用堂叔顾月波在当地运输界的地位将他们认领出来,并从伪军大头目李长江处搞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到了上海,他如实地向他四叔告知喻屏同志的身份,征得他的的支持和帮助。他四叔花了二十石米钱,从日军机关里搞到喻屏夫妇去太原的通行证,还写信给在北方演出的著名京剧演员李桂春,拜托其照顾喻屏夫妇的安全。由于顾氏叔侄的努力,护送任务胜利完成。
县、区参议会组织自成立时起,只活动了四年左右时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基本停止活动,但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多作为一种统一战线组织的形式所积累的经验,在今天亦具有借鉴作用,许多曾经在这个组织工作过的人士,经受了锻炼,在后来的各项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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