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初，在刘少奇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盐阜区的抗日民主教育搞得异常活跃。当时，我先在时化中学工作，建阳县建立后，调到县政府任民政科长，并一度兼管全县教育工作。1941年春，还被分至县参议会任秘书长，有幸看到和听到许多有关少奇同志关心敌后教育的事例，现追述如下：

1940年初冬，刘少奇同志从益林往海安途经建阳镇时，看到镇上几所学校都没有上课，了解原因后，就指示部队出安民告示，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政策，阐述教育主张，要求学校照常上课，欢迎教职员工参加抗日民主教育。布告贴出后，群众和教师顿时疑虑消除，纷纷复课。少奇同志到盐城后，又多次指示各级政府要重视学校的抗日民主教育，把广大教师和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抗日。这年冬季，盐城县在大觉庵一带举办了全县小学教师研究班，少奇同志专程到研究班看望全体教师并做了报告，他号召全体与会教师，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教育，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他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要加强抗日民主宣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努力为抗日民主事业培养人才。学习期间，少奇同志还邀请研究班教师代表，出席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的成立大会。这次研究班虽只办一个多月时间，但进班学习的七百多名小学教师，对党和民主政府的认识都有很大的提高，对党的教育方针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为盐阜地区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奠定了初步基础。研究班结束以后，一个以推行抗日民主教育为中心的复校复课热潮，立即在全县掀起。

1941年初，西北乡开明士绅陈曙东先生创办的陈村小学复课了。复课那天，少奇同志派军部秘书陆璀和盐城县县长贺希明前往该校参加复课仪式。随后，海南中学召开学生救国会成立大会，他又委派新四军后方办事处主任杨纯和盐城县委书记冯国柱到会祝贺。在盐城县中学教师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少奇同志从百忙中赶来参加，并为此举行了招待会，他和与会教师同桌就餐，畅谈抗日救国大好形势，勉励大家搞好抗战教育工作。

同年春，新四军在盐城召开“五四”纪念大会，军部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除通知驻城学校参加外，还邀请了西北各个中学前往参加。少奇同志亲临大会作报告，号召青年学生继承“五四”光荣革命传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会上，成立了盐城县学生救国会。从此，盐城抗日民主教育在原有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

其时，日伪加紧活动，准备对盐阜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形势日趋紧张，少奇同志工作虽然比过去更加繁忙，但仍关心教育工作。他指出：教育工作很重要，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依靠青少年。为了切实搞好青少年教育工作，他指示华中局宣传部筹备召开“苏北教育会议”（后因敌伪扫荡，会议没有开成），那时，盐城城厢有好几所学校迁至北乡水网地区。少奇同志指示华中局文教委员会派干部深入这些学校，实施抗日民主教育。教学内容除了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外，还注重战时教育，既教书又育人，强调为抗日支前，为根据地生产、生活服务。6月下旬，驻盐城的鲁艺华中分院，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派音乐系主任何士德带领工作队，来到西北乡钟庄一带，以海南、陈村两所学校为中心，指导和带动附近学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海南中学率先创办了业余剧团，不久，二区又建立教救剧团，各学校均有歌咏队、秧歌队、标语缮写组、时政讲演站，在校内外轰轰烈烈地开展活动。盐阜区青年服务团和刚成立的新安旅行团苏北分团，也派出团员分赴西北乡各地，推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在少奇同志的建议下，举办了盐城首届夏令营。营址选在开辟较早、学校较集中的西北乡五区芦沟寺，7月7日举行建营大会。入营受训的有全县十四所中学、八百五十名中学生。少奇同志对这次集训特别重视。在集训期间，派抗大五分校的冯定、谢云晖、薛暮桥来营讲课，鲁艺华中分院的贺绿汀、许幸之、许晴、何士德等先后来营指导文艺美术活动。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原定要来作报告，后因斗争形势变化未来。这次夏令营时间虽短，但对推动整个苏北的敌后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在老区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7月下旬，日伪对盐阜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后方机关撤离盐城，向阜宁方向转移。途中经县境左家庄、汤家碾、高马庄、西涔等地时，地方干部和师生都要把本地的学校让出来供领导机关同志暂住。少奇同志说：不能打扰师生上课，我们还是临时挤一挤好。婉言谢绝了师生的好意，坚决不住教室。行军途中，他还视察了一些学校，勉励师生把抗战教育坚持到底。

第一次反“扫荡”斗争胜利后，少奇同志得知盐阜区有些知识分子跑到敌伪区和“大后方”去，建议根据地各县多开办一些学校，使他们有书可教，有书可读。其时，建阳县制虽系初建，但贯彻少奇同志的指示非常坚决，各级文教组织健全，区有文教区员，乡有文教主任，村有文教组长；区有重点小学，各学校都成立了校董会，办学劲头很大。当时，敌人据点林立，“扫荡”频繁。但这里的广大教师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教学，不仅中心区小学在数量上有所发展（仅1942年3月份，全县小学就增加了六十余所、九十多个班），即使游击区，也是书声琅琅。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海南中学改为县立中学，陈村小学改为县立实验小学。师资缺乏，刘少奇同志要求新四军军部抽调一些干部支援。随后，即有一批军队干部和文化战士陆续来到县境参加教育工作。如海南中学党支部书记朱波以及后来在该校任生活指导部主任的田林、仇泊、冯智、游颖等同志都是。这些同志没有辜负少奇同志的殷切希望，在海南中学团结广大师生，坚持敌后办学，培养了大批革命者，使该校成为一所敌后“抗大”式的新型学校。

刘少奇同志不仅重视争取“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工作，而且十分重视发挥本地区知识分子的作用，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正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当时县境知名人士如陈曙东、杨幼樵、祁国浦、蔡仰山、李遇春等都先后参加了教育工作。刘少奇同志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在工作上也给予支持，让他们发挥特长，在生活中也尽可能照顾。他多次指出：对教师的待遇要提高一些，使他们可以供养家属。我们拿供给制，刻苦一点为好。新建立的民主政权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支付的教育经费却占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那时，我们教师和行政干部都是薪粮制，可是在供应上，县、区干部吃的多半是秸头、麦槎，而我们教师供应的都是大米。共产党人这种对自己严格要求和对知识分子的体贴关怀，多么感人肺腑！

1942年3月，少奇同志离开盐阜区前还念念不忘敌后教育工作。他在去延安的途中，特地写信给陈毅同志，对敌后教育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

四十几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刘少奇同志当年满腔热情关心敌后教育的情况仍时时萦回在我脑际，犹如发生在昨天似的，令人激动，令人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