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们在北洋岸居委会同志帮助下，约请一些革命老人座谈，了解到我党优秀敌工干部曹彬投身革命的事迹以及曹彬与其战友韦玉璞一起牺牲的经过。

曹彬(1925～1944)，原名曹旭玮，曾化名为吴天明，原籍建阳县（今建湖县）老三区双堡乡（今冈东）人。其父曹恒昌，字玉亭，是手工业者（炕坊师傅）。母陈氏，是位勤劳俭朴的农家妇女。曹家兄弟4人，曹彬年龄最小。1932年，曹彬以原名曹旭玮入学，随着他的表兄陈宗烈在陈灶锅读书。曹彬13岁时读完高小全部课程，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海南中学。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盐阜区，日军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年轻的曹旭玮痛心疾首，不得不离乡背并，在“跑反”中过艰苦的生活。“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怎么办？要坚持抗日救亡！”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先喊出激动人心的战斗口号。人民大众觉悟了，在血火飘摇的战争岁月里，向往中国人民的胜利，向往中国共产党早日到达我们的家乡。此时的曹旭玮，尚不知道什么人是共产党员，只知道自家的亲戚赵敬之、陈宗泽等人日夜忙抗日，说话句句落在人们心坎上，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后，新四军东进、北上，南下的八路军五纵队也已到达阜宁、盐城。顽匪纷纷逃窜，顽政权土崩瓦解。大好形势振奋了苦难中的盐阜人民。曹旭玮在刚过15岁生日（冬末的一天）之后，就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故乡，跟表姐陈贞、表兄陈宗泽先后跑到上冈，找到盐城十四区区长兼冈中校长赵敬之同志的家，向赵说明抗日救国的来意。赵敬之同志遂负责介绍，将曹旭玮改名为曹彬参加了革命，成了盐城抗大五分校第一期九中队的学员。翌年春毕业时，曹彬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分在三师某部做连队文书，后调至营部工作，经受日伪军对我盐阜地区第一次大“扫荡”的考验与锻炼，成长为智勇双全的抗日军人，此时他才16岁。

1942年夏，曹彬的三哥曹旭玖在家乡附近碰到一位新四军的干部，便向他打听小弟弟的下落。这位干部名叫贺玉祥，正好和曹彬同在一个独立团工作。在贺玉祥的帮助下，曹旭玖终于在阜宁县空阴寺附近十三庄团部见到了一别2年多的小弟。当曹旭玖埋怨他为啥不与家中通个信时，曹彬一笑，回答说：“我生怕暴露军事秘密。”他三哥见他生活艰苦，工作紧张，竟动情流泪，当下就要曹彬请假回家团聚几天，被曹彬婉言谢绝。他三哥只得降低要求，要他到郭墅张庄盐阜联中找表姐夫赵敬之叙谈叙谈，可是曹彬说赵在华中党校学习，遇不到他。最后，他怕三哥太伤心，便同意一起去附近三哥的岳父家同过一宿。翌日，弟兄俩便在朦胧（即永兴集）分了手。不久，曹彬进华中党校学习。结束时，抗大五分校的陈克天等同志赴射阳县工作，曹彬也想来射阳，但组织决定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去了盐东。在中共盐东县委领导下，曹彬被分配在县委敌工部任秘书。敌工部对外称“新四军驻盐东县联络处”，曹彬被称为副官。组织上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到盐城日军驻地去搞敌人的军事情报，通过地下交通再传递回来。干这一行，既要在政治上坚定可靠，又要才能出众，还讲究仪表和旧的社会关系。立志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的曹彬，没有辜负党组织对他的培养和期望，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把握斗争策略，出色地伪装，在“鬼巢”里“混得神气活现”，直至打入伪军三十六师师长陈同的司令部，在敌人“谍报队”眼皮下活动大半年，完成了许多秘密任务。

1943年农历除夕，趁日伪军忙乱之际，曹彬和日军翻译兼伪军情报站站长孙国志二人化装出城，长途步行到上冈、草堰口了解日伪军动向。起初，日军怀疑而不放行，但见他们一捋膀子亮出了“谍报队”的专门符号，就立即持枪敬礼相送。不料当他们回到盐城时，与曹彬同事的沈旭叛变投敌，盐东联络处驻盐人员大多暴露了身份。后经用“反间计”，终于在马家空地（现在的盐城市一中附近）除掉了叛徒沈旭，他们才就此撤出盐城。此时，被日本宪兵队称之为“大大的新四军”的曹彬，已被日伪军通缉追捕。

盐东县委敌工部部长王耀华和林平同志，非常疼爱曹彬同志，当即决定不让他再进城，并根据他“改名换姓”叫“吴天明”的要求，决定派他到南、北洋岸去做屯垦伪军的工作。他二话没说，又踏上了新的征途。他在南洋岸时，搞到伪军团长张海樵和张东山有个营在洋北的情况。该部的一营长刘XX还是在蒋汪合流时当伪职的，此人还有一些爱国心和正义感。为争取这个人和他的部队，曹彬先做这方面工作。是年冬季，伪一营刘营长终于与我们谈判了。此后，在伪三十六师接防之际，曹彬了解到该部一六六团陈玉壁和谭君华原是税警总团陈泰运的老部下，经划建编制，一、二连是听他们话的，唯有第三连连长黄定进（广东人）是反共投敌的，在“屯垦”中无恶不作。于是他和警卫员小张就住到新洋港边一户两间小丁头屋内，把观察到的日伪军活坊猜况及时报告给上级。一天，曹彬到洋北内地去汇报工作，正巧遇到他的三哥曹旭玖在盐东县四区区署找他，他没空陪哥哥谈话，继续汇报工作。事后，他三哥感慨地说：“您这拼命干的样子，真想把天拿下来呀？！”他回答说：“新四军能拿下黄桥，我就不能协助我军搞垮‘二黄’吗？！”曹彬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我军将在三个月内打垮对河的伪军，为人民除害。

1944年1月22日（即农历腊月初九日）清晨，曹彬穿上同事蔡翼虎的新红毛线衫（当时稀有），和政治通讯员韦玉璞一起，准备到顶定的接头地点——陈学敬家与伪营副谈武器弹药交易。当时，我军紧缺的是弹药，也缺少得用的枪支，组织上交待他们“能搞多少就搞多少，要秘密、要快”。当他们经过黄定昌乡长家时，恰巧黄过生日，要拖住他们去吃寿面，可是约定接头的时间快到了，不能因小失大，他们一口面未吃，便踏着冰冻的路面，顶着凛冽的寒风，向陈学敬家走去。谁知他们在陈学敬家并未等到对方接头的人。

在第二个接头地点，他们又等了好长时间，仍不见敌营副踪影。曹彬、韦玉璞饥寒交迫，经过接头人家老俩口再三劝说，他们才喝了两碗稀粥。直到当天下午，伪军副营长才派个连长带了个兵来，商谈武器弹药买卖的具体事宜。约摸又过了半个小时光景，有四个伪军抬着“子弹箱”来了。一见“货”到，十九岁的曹彬就连忙扑向“子弹箱”看货，冷不防六个豺狼来了个突然袭击，把他和韦玉璞二人打昏，绑得严严实实的，带回了据点。当天夜里，北风怒吼，新洋港巨浪咆哮，残暴的敌人把曹彬拖到四营的炮楼里活埋了，韦玉璞被绑上石磨扔下了新洋港水中（一说是两人皆被石沉）。

噩耗传开，中共盐东县委、县委敌工部的同志以及烈士亲友无不深感悲痛。于今射阳县特庸乡暨北洋岸人民群众，对曹彬、韦玉璞这两位革命先烈仍然怀着崇高的敬意之情。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