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桥灶民举义。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扬州等地，上冈夏家桥饱受压迫的灶民，聚众响应。上冈巡检司闻讯，派了10多名兵丁前往镇压，夏家桥百余男女灶民，用棍棒、木叉打得兵丁四处逃窜。盐城知县杨维藩亲率盐城营官兵前来剿杀，这次起义被残酷镇压。（据《水乡壮歌》）

　　薛树芳组织“共进社”。1921年，在南通代用师范读书的薛树芳，应南通籍同学之邀，往上海做党的“一大”会议外围工作。在此期间，受到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回家后，便在上冈镇进步青年中广泛传播。1923年2月，与各地回乡度假的大中学生和倾向革命的人士，在上冈陶其情家聚集，成立“共进社”，臧循任社长，薛树芳任执行部长。其宗旨是“砥砺德行，交换智识，谋乡梓公共事业之进步”，主要阅读的刊物为陈独秀主编的《响导》、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等，也有国家主义派刊物《醒狮》。他们利用上冈出会、玩灯的机会，广泛传播科学民主思想。1925年，该社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上冈情况》。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社分化解体。（据《水乡壮歌》）

　　上冈青年救亡服务团话剧团在盐城宣传抗日。1937年，唐君照、陈宗泽等人组织盐城县14区上冈青年救亡服务团，在盐城城厢和上冈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服务团成立了话剧团，在赴盐城宣传抗日时，国民党盐城县党部加以阻拦，服务团青年们据理辩论，最终只好让他们开展宣传。话剧团借用吴兆山（吴广文之父）的戏院子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教唱观众学唱抗日歌曲，在盐城城厢产生了很大影响。（据陈宗泽《上冈青年救亡服务团前后》）

　　服务团智斗汉奸。14区有两个大学生不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成天鬼混，还经常跑到上冈镇到处散布“我们不能抗日”等。这一汉奸行为，引起全上冈青年救亡服务团全团的愤慨，遂在上冈镇文庙召开斗争大会。会前，唐小什、唐君鄂、赵敬之、陈宗泽等，动员区公所内10多个进步士兵，带着短枪到会场。开会时，出其不意，掏出手枪对准二人，二人连连承认有不抗日之罪。（据陈宗泽《上冈青年救亡服务团前后》）

　　王绍聿（曾用名王少黎、王恩鹄，1915.6～1990.10）用笔作枪。1938年5月，王绍聿只身到上海当徒工，是年6月他随所在的飞机修理厂迁往湖南衡阳。在中共衡阳地下组织的教育启发下，他抗日救国和革命激情高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创办了“行知读书会”，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抗日统战政策。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日本佬滚回去》、《割去列强的喉舌》等文学作品。（据《群英谱》）

　　李甫青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李甫青，原名长珠，1923年5月出生于上冈角头街贫苦市民家庭。1938年冬，在上冈中学读书时，受进步老师、中共秘密党员唐小什（唐小石）、陈宗泽、赵敬之等人的影响，积极团结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唐小什身份暴露，连夜转移至上冈西边20里外的廖家庄，当时只有15岁的李甫青不顾危险，往来于廖家庄和上冈之间，为唐小什、陈宗泽等人进行秘密联络。1940年10月，八路军南下经过上冈，在中共秘密党员的发动下，李甫青带领一批学生走出校门，迎接八路军先头部队，并筹组上冈青年学生救国会，后被选为主任。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去盐城党训班学习，不久当选为盐阜区青年救国会主任、学生服务团团长。（据《上冈英雄儿女》）

　　董衡文劝韩德勤抗日。董衡文，今上冈镇冈西居委会人，黄埔军校10期生。抗日战争初期在国民党某部任团级军官，1940年得知日寇蹂躏家乡，其两个内弟和1个连襟被日寇杀害，父亲也被日寇刺伤，遂坚决向蒋介石、张治中等请缨抗日，与第15期生一部至第3战区顾祝同处报到。不久，抵兴化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处，任参谋处上校参谋。此时，韩德勤因黄桥决战损兵折将，正日思夜想与新四军报仇。董衡文不避危险，向韩德勤慷慨陈辞，说明利害，力劝韩德勤枪口对外，与日寇在兴化决一死战。兴化战斗中，董衡文负伤，伤愈后，韩任命其为通讯参谋兼作战科长。韩部移驻流均沟不久，又遭日寇攻击。新四军提出只要合作抗日，愿以荡东之顾家庄、交睦庄一带（今建湖县建阳镇西南）让给韩部，并保证供给粮草。在独立第6旅旅长李仲寰召开的会议上，董衡文全力主张按照新四军建议办理。后韩部东移，跳出了日寇包围圈，化险为夷。（据董衡文《忆兴化战斗和淮东战役》）

　　双枪手丁大姑（丁德仪，后与李甫青结婚）。1941年春，丁德仪参加革命，194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初，她担任铁石乡指导员，腰插双枪，带领民兵多次伏击敌人。盘踞上冈一带的敌人赌咒发誓时常说：“这坏事是我做的话，就叫我遇到丁德仪。”1944年夏的一天，丁德仪在李家墩被敌人三面包围，当地群众李全及其妻子将她渡过大河，安全脱险。丁德仪后来回忆说：“我这样一个小脚女人（裹过脚），能在这么复杂的边区坚持对敌斗争，那都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与保护。”（据《群英谱》、《边区铁石乡的对敌斗争》）

　　孙宏达坚守大潭口秘密交通情报站。1942年春，4区区委在204国道边上的大潭口（今建湖县上冈镇坍圩村境内）设立地下交通情报站。同年冬，站长孙大谟到敌占区倪家河一带了解敌情，被敌人逮捕，孙宏达接任站长，他和陈学贵、孙宏瑜、王浩等同志一起，坚持活动在敌占区和封锁线上，出色地完成盐东县和建阳县两县三区四乡的情报往来和干部交通，还按照区委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据点散发革命传单，传递警告信、劝降书，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秘密联络，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内战爆发后，建阳县永丰区委重建大潭口地下交通情报站，仍委派孙宏达为站长，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倪学凤《四区的政治交通和执法队》，倪学凤、孙彪《大潭口政治情报交通站》）

　　杨大妈勇斗敌伪。杨兆熊坚决抗日，后任建阳县新6区区长。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曾悬赏10万（伪币）捉拿他。1942年，敌人把杨兆熊的母亲、弟弟、妹妹都抓进孔家庄据点，逼杨大妈要杨兆熊脱离共产党。杨大妈深明大义，不管敌人怎么折磨，坚决顶住，她说：“我儿子大了，他干他的事，儿大不由娘，我管不了！”敌人无奈，关了一阵，只好把他们放回了家。（据杨兆熊《建阳县建政前后》）

　　路鸿志（1913～1942）自教孩童播火种。日寇占领上冈期间，上冈小学教员路鸿志逃难到射阳长荡，把乡邻的孩子集中起来，免费教书，向孩子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他们唱抗日歌曲，不少学生受他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42年日伪“扫荡”中，他被伪军抓住，惨遭痛打，不久即因伤发去世。（据尤植华《缅怀舅父路鸿志》，载《建湖路氏统谱》）

　　宋楼群众保护民运队员。1941年初，华侨女青年王志行等在宋楼乡开展民运工作，组织群众向地主借粮借枪，得到群众坚决支持，王志行还被一位大娘收为干女儿。有一天晚上，王志行从宋楼到区里开会，会后连夜往回赶，走到半路实在太累，就敲开一家群众的门。那家一见是王大姑，忙给她吃，腾出床给她睡，还轮流给她站岗放哨。次日清晨，上冈的敌人突然下乡扫荡，那户人家忙领着她向西跑，王志行一不小心掉下了河，群众又把她救了起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掩藏起来。（据王志行《依靠群众开展民运工作》）

　　嵇俊之利用伪职转运物资。1944年，建阳敌工部门派遣嵇俊之（化名赵金生）打入日伪大潭口据点伪税检所，以伪税检员的身份开展活动。他利用查禁食盐、棉花和粮食出入口的机会，秘密为抗日民主政权机关转运物资，同时搜集并传送许多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为粉碎敌人对我盐阜根据地封锁禁运作出了很大贡献。（据沈寅《建阳县抗战时期敌工斗争简况》）

　　抗日“陈家半边天”。抗日战争期间，上冈地区有句俗语：“陈家半边天”，意思是说，当时上冈地区共产党队伍中有许多陈家子弟，打日本鬼子都非常勇敢，不怕牺牲。除了像陈克天等随大部队开辟根据地，在本地坚持斗争的代表人物有陈祥林、陈兆煜、陈家明（三人三代）。当时敌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曾把陈家明的妻子、妹妹抓进据点，逼她们交出陈家明的行踪。她们坚贞不屈，被敌人严刑拷打，折磨得奄奄一息扔在路边，被群众抬回家，好不容易才救活。（唐张兵根据唐光真回忆及《群英谱》整理）

　　摆渡工吴某送信劝降英勇牺牲。吴某，河南人，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部队被日本人打散后，在上冈石桥头摆渡，后成为建阳县敌工东站秘密交通。1945年10月，我军主力进攻盐城前，攻打外围据点袁家庄。吴某冒死送信，劝敌人投降，惨遭活埋。（据胡文辉《依靠党依靠群众开展敌工工作》）

　　王德庆（1913.5～1960.11）热心照顾烈士遗孤。1947年5月，村长周士亮牺牲后，共产党员王德庆主动帮助烈士一家。（据《群英谱》）

　　王龙榜（1900.5～1975.3）誓死不当伪保长。1946年底，上冈的国民党和还乡团为了逼王龙榜当敌保长，把他全家6口抓到上冈，可是王龙榜誓死不从，最后花钱找关系把家人赎出来，迁往上海。不久，自己一个人回到宋楼乡参加革命。（据《群英谱》）

　　何友干（女，龙冈何巷人，1945年嫁到上冈大志）带出十姐妹。1946年，结婚不久的何友干组织孙正英、王翠英、唐月英、倪学英、李桂芳、华德兰、金达珍、孙录玉、孙录彩等姐妹投身革命，积极做军鞋、送军粮、动员参军，是当时远近闻名的“英雄十姐妹”。（据《群英谱》）

　　陶凌氏（1898.9～1962.1）情暖革命人。1946年秋，陶凌氏毅然送二儿子陶其成参加永丰区保田大队。不久，陶其成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她忍着悲痛照顾保田大队的指战员，大家都称她是“革命的老妈妈”。（据《群英谱》）

　　唐兆兰（女，1902.5～1979.11）送五子参军。唐兆兰，丈夫徐以顺，人称徐老娘，上冈以南徐家河人，抗战初期全家迁至冈西东吉庄。抗战初期，其丈夫去世。1943年秋，唐兆兰响应铁石乡民主政府号召，将19岁的二儿子徐道武交给新四军3师，后任班长。1个月后，又将21岁的大儿子徐道友送到新四军，后任排长。当年秋天，又把18岁的三儿子徐道华送到新四军3师7旅，后任连长。1945年春，又坚决把年仅16岁的小儿子徐长宝送到部队，后在解放海南岛战斗中荣立一等功。她的事迹受到建阳县民主政府的多次表扬，并授予“模范母亲”光荣匾。当时文艺工作者编排了《徐老娘送子把兵当》的表演唱，在3区广泛传唱，首段是：“提起建阳三区铁石乡，有位徐老娘送子把兵当。兄弟四个一起上战场，勇敢杀敌保家乡。”1946年8月，她又动员身边唯一的四儿子徐道仕参加建阳县保田大队，后转入主力，任班长。   按，《建湖县志·民政》记其为孀妇徐老娘，并记其先后将4个儿子主动送进抗日队伍。《上冈英雄儿女》记其原名徐唐氏，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区妇救会同志为其取名唐兆芝，此据《冈西乡志》。《群英谱》记为唐北兰，似误。另，唐兆兰的孙子徐军1979年牺牲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此可谓满门忠烈。

　　李克（1908.6～1991.3，草堰口新冈人）力挫还乡团。1941年春李克参加抗日，同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冬，国民党和还乡团占据上冈。时任陈坎区副区长的李克奉命坚持原地斗争，一天在大洼脊子（今冈东运河村境内）召集开会。次日天没亮，上冈还乡团头子陈某某得到密报后，带着几十个还乡团，从小缺口过河，包围了李克他们住的地方。李克一边指挥大家分散转移，一边还击，机智勇敢地摆脱了敌人。（据《群英谱》）

　　仇子亭（1920.11～2007）保公粮。仇子亭，大志村仇家舍人，1940年底参加革命，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永丰区沿河乡民政、财粮主任。是年冬，他奉命将4万余斤公粮分藏到农户家中。这一天，正当他们将3000斤公粮送往吉家庄时，还乡团得到坏人告密，分路扑来。仇子亭与另一位党员王忠立即组织民兵，连夜将粮食装船，运往北秦庄我某部军粮接收站。   按，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建湖是盐阜区9个县中最主要的粮源之一，被誉为“盐阜区的乌克兰”。李明等《回忆抗战时期盐阜区的粮食工作》记云：“全区主要粮源是建阳、盐城两县，年征粮二千万斤左右，淮安、阜宁也拿一部分，从而保证了军粮和党政机关的口粮供应。”当时群众支持抗日政权，交纳公粮的积极性很高，同时把公粮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存粮、护粮则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信任。当时的盐阜区政府曾经规定：地主、富农、封建户不准存粮；还乡团、封建爪牙、“电话杆子”不准存粮；二流子以及动支过公粮做生意的户不准存粮。（据（据《群英谱》及李明等文）

　　大义凛然的董云殿、董云丰。1946年冬，国民党和还乡团占领上冈。一天，敌人来抓时任双圩村民兵分队长的董云殿，扑了个空，就把他的三弟董云丰抓作人质，先带到上冈，后押到盐城。几次扬言要把董云丰推入石灰塘，董云丰决不求饶，董云殿也不为所动。董云丰直到盐城解放后，才被营救出来。（据《群英谱》）

　　“李补锅”（名李金学，1921～1989）摸敌情。抗日战争期间，李补锅就利用走村串户的有利条件，为抗日民主政府提供准确情报。1947年春，国民党和还乡团占领上冈，李金锅打入还乡团的“建国通讯社”，多次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据《群英谱》）

　　柏老大（名柏植山，1903.9～1976.7）铜锣报警丧敌胆。抗日战争期间，石桥头的柏植山特制一面大铜锣，只要日寇下乡“扫荡”，他们就冒死猛敲铜锣。后来国民党和还乡团在石桥头建了据点，只要下乡“扫荡”，他们也是一阵猛敲。（据《群英谱》）

　　夏五奶奶（名朱正林）勇斗还乡团。抗日战争一爆发，夏五奶奶就支持小儿子夏瑞庭参加革命。1947年春，夏瑞庭已经是冈西区的区长。上冈还乡团头目徐世祯带人逼着夏五奶奶交出夏瑞庭，并把老人关押在上冈南街朱氏宗祠。夏五奶奶那时已经68岁，根本不理睬敌人的恐吓。最后徐世祯没有办法，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就放了夏五奶奶。（据《上冈英雄儿女》）

　　陈兆煜冒死掩护区委副书记。1947年春的一天，中共冈西区委副书记陈晓扬带领区队配合建阳县大队在沙汪头伏击敌人。乡民兵副中队长陈兆煜陪着陈晓扬一路察看地形，突然遭遇100多个下乡“扫荡”的国民党和还乡团。突围中，陈晓扬误入一户地主家，陈兆煜赶紧和另一个队员王金保护送陈晓扬转移。战斗中，陈兆煜虽然身中数弹，还是坚持和王金保一起掩护陈晓扬撤到安全地带。后来，陈兆煜被中共建阳县委记二等功。按，《群英谱》记为区委书记陈晓阳，此据《中共建湖组织史资料》。

　　高恩琪（1916.9～1985.4）奋勇送情报。1947年春的一天，国民党军队一个排从上冈到西洋子（今冈东合心）“清剿”。高恩琪得知后，装扮成农民，急忙去驻八庄的陈坎区区队报告，使敌人的阴谋落空。1949年3月初，射阳县民工指挥部任命高恩琪为后勤民工连连长，带领70多条船支持渡江。（据《群英谱》）

　　录自《建湖民族英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