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我参加“十八团”敌后反伪化斗争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回顾战争年代的艰苦严峻斗争情景时，深感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务必不忘”的深远寓意。我们至今还健在的人，要不忘当年艰苦奋斗和牺牲的同志，不忘革命老区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不忘记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要发扬当年革命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奋斗精神。特别是在60年后的今天，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破坏中日友好等等，都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国力，促进和平。

日寇向我盐城地区疯狂进攻

　　十八团的根据地，古称庆丰圩，原属老盐城县。1941年9月，老盐城划为3个县，建阳县是其中之一，辖11个区。十八团属第5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改为庆丰区，人口3万多，面积约441平方公里。地处盐城西北乡，东起冈河，与4区相邻；南至皮汊河，与龙冈相接；西至东塘河，与湖垛镇相连；北至北沿河，与3区隔河相望。这里是典型的水网地区，有“五荡三河”，誉称鱼米之乡。

　　我对十八团，是很有感情的，它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也是我在抗战时期战斗的阵地。

　　1941年7月上旬，日本侵略军以盐城为目标，向我苏北地区发起疯狂大“扫荡”。日寇为什么要以盐城为主要目标？1940年10月我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后，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1月25日，我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代军长发表就职通电。又在盐城成立华中地区指挥中心，是华中局机关所在地。这对日寇是很大的震动，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感到南京不稳定，陇海路也不安全，遂于是年7月派重兵对我抗战中心实行疯狂大“扫荡”，企图将我新四军赶出苏北。

　　当时我在南舍董家墩子。凌晨，发现敌人由塘河口登陆，随即带领周保堂等游击小组5个人进行反击，顺利转移。7月18日，日寇占领了建阳县蒋营和湖垛镇，20日又占领了上冈镇。我新四军军部及刘少奇等领导同志撤出盐城，向阜宁一带转移。日寇占领了盐城和西北乡后，在上冈和石桥头、廖家庄、湖垛、乔家庄、小阜庄、洪桥、蒋营、新兴场等集镇和村庄，设立了大小据点10余个。筑碉堡，挖壕沟，拉铁丝网，企图长期盘踞。日寇每次下乡“扫荡”，重点都放在靠近盐城的3区、4区和5区地带，疯狂地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我抗日政权也受到严重的破坏。

　　1941年7月23日，华中鲁艺学院华中二队师生200多人，从盐城向北转移，途经我们5区北秦庄，就地休息，不料24日（闰六月初一日）凌晨突然遭到日伪军袭击。在突围战斗中，丘东平、许晴等30多位同志壮烈牺牲， 60多人被俘。敌人撤走后，我们5区组织干群打扫战场，进行善后处理，我也积极参加了。鲁艺师生们牺牲的现场真叫人惨不忍睹，激起我心中对日寇的无比仇恨。接着，日伪联合驻守湖垛、石桥头、新兴场、小阜庄等地。鬼子向我区进行五路合击大围剿期间，我们在董家墩子后面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打几枪换个地方，边战斗边转移，为区队干部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1941年6月，日寇企图在我区东吴庄安设据点，从湖垛开小汽船到西吴庄河口登陆，来东吴庄进行“扫荡”；我带领敦让乡游击组5个人抗击日寇。我们瞄准后，一起向鬼子开火，一下打死两个鬼子。日寇急了，就集中火力对准我们，用机枪扫射，把麦田的大麦穗打得满地都是。我们抬不起头，只有匍匐前进，不断更换有利地形，与鬼子顽强作战。我们机动灵活，地形又熟悉，最后在河坎下安全撤退了。第二天，日本鬼子变本加厉对东吴庄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西吴庄河口架设小钢炮向东吴庄猛烈炮击，把庄上许多房子都给炸毁了。鬼子洋洋得意进了庄，却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气得嘴里不停地喊“中国人大大的坏了坏了”，后来再也没敢来设据点。

坚持原地开展反伪化斗争

　　为了适应反“扫荡”、反伪化斗争形势的需要，盐阜区党委所在地盐城县一划为三，实行三县分治。1941年9月18日成立建阳县，冯国柱为县委书记，唐君照为县长。全县建立9个区（实际设10个区，第10区地处荡西，政令未及——编者注），老5区东八乡庆丰圩一带为5区，区委书记李钟英、区长魏心一（魏心一走后由孙义年接任）。县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建县总队，3师又派来1个营的部队，以加强县总队的力量，由唐君照、郑贵卿任正副总队长，夏琦任政治部主任（后由王良太任总队队长，县委书记金韬兼政委）。在县总队领导下，一部分主力骨干又到各区组建区队，他们先发展基干民兵，再从基干民兵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区队来。当时全县各区队人数都有50～60人，到1944年后，每个乡组建一个民兵中队（50～60人），区队改建为民兵大队。

　　在发展区队的同时，县委团结全县各阶层人，组织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扫荡、反伪化斗争，并要求“区不离区，乡不离乡”，一律坚持原地斗争。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斗争环境最紧张、最艰苦、最严峻，敌伪军连续不断地下乡扫荡，抢粮扰民。以5区十字乡马家庄为中心，在不到15里的半径内，敌伪就设据点10余处，在区境内有石桥头、廖家庄、乔家庄、小阜庄、皮汊河等5个据点，区境外有湖垛、军营、冈门、盐城、新兴场、上冈等6个据点，真可谓是碉堡林立。我们政府和区队，白天活动很困难，大都靠夜间行动，与鬼子绕圈子，开展拉锯式斗争。为了改变我区的斗争环境，县委决定将4、5两区合并为4区，这样我们的活动空间变大了。但情况好不了多久，因为敌人在永丰、倪家河、花灯头、北秦庄又增设了据点。这几个据点处于我区中心地带，我们的斗争环境又开始恶化，甚至一时无法进行活动。伪乡保政权相继建立，全区基本上被伪化了。这时，我们队伍里有少数人思想波动，情绪低落，有的自动脱离革命回家。特别是在领导层中，区委副书记陈再美、区队长陆占山先后叛变投敌，加之不断有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如区委委员秦书成、十字乡乡长余江、倪河乡沈纯等），都对干部和群众的情绪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县委让外来干部沈尹、金华彬、苏凤等全部转移，决定由黄元喜和我（我们俩是本地人）领导反伪化斗争。我们依靠党员骨干，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基地斗争。我们在夜间活动时，最不利的是狗叫，我们走到哪里它们就叫到哪里，实际上无异于向敌人通风报信。于是，我们决定将狗全部打死，一个也不留。这个决定通知到各乡，不到三天狗就全部打光。从这点看，群众还是理解和支持我们反伪化斗争的。敌人听不到狗叫了，很害怕，晚上不敢出来，一个个龟缩在据点里。这段时期，搞夜间活动的虽然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但群众看见了我们，就认为“党在，政权在”，他们就放心了。我们的活动确实起到了稳定了群众的情绪、打击汉奸坏蛋、分化瓦解伪乡保长的作用。我们反伪化斗争的重点，是组织两面派政权，公开的身份为敌人的乡保长，实际上是我们的乡保长。我们教育争取伪乡保长，要听我们的话，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做到“人在曹营心在汉”，有敌情随时随地向我们汇报。全区伪乡保长人员，基本上被我们掌握控制。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的，我们则坚决镇压，其中夏庄乡伪乡长朱云和普庆乡几个伪乡保长，都被我们就地枪毙了，震慑了伪乡保人员和奸细，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有的伪乡保长干脆就是我们安排的。如东皋乡（我们活动的中心地带）请了从上海回来不久的张安鸿先生，要他担任伪乡长，利用他“静安帮”关系，和小阜庄、乔家庄胡冠军中的连排拉关系、做瓦解工作。为了给他装门面，我们派了乡民兵中队长吉永茂当他的自卫队长，和他一起进出敌据点活动。在东皋乡乡政府所在地（西沙坝和高刘庄）安排了我党丁德进同志(1944秋被敌人杀害)担任伪保长，以策应张安鸿工作，对付敌伪军活动。为了争取和团结青年，发展我方力量，经区委批准，我又以“静安帮”形式，在东皋乡结拜了10个把兄弟，张安鸿的小女儿张文金是我们师兄弟中的小妹妹。这样一来，张安鸿对我们就更放心，认为是对他的信任。这10兄弟组织起来后，一起进行反伪化斗争，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支新生力量，如高敬园、周德民、吉永茂等，到1945年后，都成为我们党的各级领导骨干。

　　1944年冬，区队班长黄金友暗中投敌，出卖了区委书记黄元喜同志。黄金友是黄元喜的堂弟。他以这个身份暗中探听到我们区委的活动情况，向敌人告密。在一个冬天的晚上，黄元喜同志在西沙坝子谷保长家开会，区委副书记丁铁同志也来了。黄金友事先得知后，带领廖家庄伪军1个连，偷袭包围西沙坝子会场，黄、丁两位英勇突围。黄元喜同志在河中中弹被敌人打伤，晚间天黑伪军认不出黄元喜，把他当成老百姓因而未抓他。丁铁同志也冲出了包围。其他开会的人也都散了，敌人只捉到几个老百姓带走。事后，经过调查，是黄金友通过王小妹等人告的密。我们将黄金友和告密的王小妹抓起来枪毙了。

惩治叛徒打击敌伪嚣张气焰

　　1943年春，根据县委“打击敌伪嚣张气焰，惩治叛徒，巩固我政权” 的指示，我区区队积极配合县总队打击我区中心地带两个据点。4月26日，县总队1个营部队，奉命拔掉永丰倪家河、花灯头据点。因花灯头紧靠新兴场、上冈、盐城北门闸敌伪据点，县总队派1个连主攻，其他两个连打增援，阻截敌人。我区李志区长、黄元喜和我都参加了这次战斗。花灯头敌伪军人数不到1个连，但很顽强，凭借坚固的碉堡死守。战斗打响后，我军牺牲了几个同志。县总队夏琦主任向王连长说：“集中打碉堡。”我们就把手榴弹绑在竹竿头上伸到碉堡里，碉堡才给炸开了。我们突击队冲过去，敌人招架不住，缴枪投降了。这一战，共俘虏敌伪军5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枪40余支、驳壳枪4支、子弹40余发。打下花灯头，对其他据点的敌人震动很大，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严重打击，我们接着就积极准备打北秦庄敌人碉堡。

　　1943年5月初，上冈伪军旅长胡冠军、伪14区区长秦仕成（是北秦人）策划到北秦庄办伪教导队，妄想开拓培训基地。伪军进驻北秦庄后，拉民夫筑碉堡，筑土圩子，作长期盘踞打算。5月8日夜晚，我区区队配合县总队打北秦庄，拔敌据点。北秦庄紧靠廖家庄和乔家庄伪胡冠军部驻的据点。县总队派两个连阻击廖家庄和乔家庄之增援敌人，以1个连的兵力偷袭北秦庄。我随突击队迅速冲进庄，敌人竟未发现我们。当我们冲进碉堡时，敌人惊慌失措。我们猛打机枪和甩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绝望，只有缴械投降。整个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打死敌人8人，俘虏伪军官兵36名和伪扩充大队30余人，缴获长枪47支、手榴弹80余枚和其他军用物资。花灯头和北秦庄两据点先后拔掉，进一步打击了敌伪军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也鼓励我们反伪化斗争的士气，改善了我区斗争环境，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1943年冬季，县委指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狠狠打击穷凶极恶的敌人，清除异己，严惩叛徒。我区队配合县总队1营去打小阜庄敌人，活捉伪8乡联防主任严如林。当我们和县总队领导一起研究行动计划时，部队领导提出不认识严如林，也不熟悉地形，要我们区队派人配合。我和黄元喜同志商量，决定由我参加行动。可是严如林在敌人心脏里，方法只能智取，不宜多人行动。于是总队派袁排长、李班长和我3个人组成行动小组，来完成这一战斗任务。由我担任组长，因为我是区委委员，熟悉情况。我们得知：严如林母亲做生日，不在小阜庄据点里，而是在丁家庄一个祠堂内。我们三人商定，就在严如林母亲做寿那天行动。到了当天，我们都穿上便衣，我和袁排长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扮成祝寿的客人；李班长身穿军人制服，扮成到乔家庄来贺寿的伪军。我们配备短枪和手榴弹进入祠堂，李班长则配备长枪和数十排子弹，在外围守护一条路桥出口，接应我们；县总队派1个班配备轻机枪在后面接应。

　　前一天晚上，我们先到丁家庄后面、离丁家祠堂不远处的丁进波（地下党员）家住下，并要他配合行动。丁的任务是去祠堂探听消息。第二天早上，他从祠堂回来，说：严如林已到祠堂，但他带了不少自卫队的人，你们怎么进去？我们考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决定按原计划行动。我从祠堂东面先进去，袁排长随后从祠堂西面进。我看到严如林正在那里喝茶，便从腰里拔出手枪对准他说：“不准动！”随即缴了他身上的手枪。我另一只手拿着手榴弹，向祠堂里的伪军大喝一声：“都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袁排长同时也拿着手枪和手榴弹，对祠堂里伪自卫队大喝：“不许动！谁动谁就送死！”我推着严如林向外走，并警告他：“不走就打死你！”我在袁排长的掩护下撤出祠堂。这时，我们发现小阜庄据点那边的几十个伪军，由伪排长蔡文带队，正赶来为严母祝寿、助威，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情况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祠堂里的伪自卫队闻风欲动，严如林也不肯走了。我们一边开枪阻击敌人，一边按原路撤退。伪军发现了我们，并向我们开火。我要严如林叫伪军不要开枪，他也叫不出声来。李班长拼命开枪阻击敌人，封锁桥头路口掩护我们撤退。我们冲过桥后，随手就把桥拆了。敌人疯狂地追过来，见桥没了，没法过河，就隔着河向我们开枪。我的礼帽被打掉了，长衫也被打了几个洞。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接应部队赶到，向敌人开枪扫射。敌人一听到机枪声音，就不敢再追了，认为来的是主力队伍。我们胜利完成了活捉严如林的任务，将他押送到县里，不久他就被枪毙了。在伪军心脏之地把人抓走，对敌人震动很大，三天戒严不敢出来。老百姓个个拍手称快。

　　1943年12月，区委副书记陈再美叛变投敌，对我们区队和人民群众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党员的威胁极大，因全区地下党员的名单陈再美都知道。县委得知后，金韬书记立即指示我们区委：限在三天内将陈再美抓回来。我和黄元喜研究部署，让南陈舍的党员探听陈的行动并随时向我们汇报。陈再美因为生活腐化堕落，生怕组织上处分，从而结识伪军爪牙，向皮汊河伪军投降。不铲除这个叛徒，我们地下党的组织将受到严重危害。第二天下午，南陈舍的党员来东皋乡向我们报告，说陈再美今晚来南陈舍一亲友家赴宴。我和黄元喜听到这个消息，也来不及找队伍，就带着东皋乡民兵队长吉永茂同志立即出发赶往南陈舍。刚到南陈舍，忽然狗声大作，我不及细想就抢先进庄冲到陈再美的房里。他一看是我，便夺路而逃。我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大桥上。我喊道：“你再跑我就开枪了！”他一慌，摔倒在桥上，我大步上前将他抓获。我们把他绑了，连夜押送到三区吉家庄，交给县委。金韬书记征求我们区委的意见，我和黄元喜表示应该毙掉这个叛徒。县委不久就把陈再美给处决了。金韬同志还提了两句词：“再美并不再美，高峰还是高峰。”（高峰亦“十八团”人，任建阳县2区区委兼北5乡联防大队指导员，1944年初在与日寇作战时牺牲——编者注）陈再美被处决后，全区党员放了心，人民群众也很高兴，大家都放下了顾虑，稳定了对敌斗争的情绪。

　　区委为了加强区队工作，派我到区队协助陆占山工作。我到区队不久，一天晚上在东吴庄和伪军碰上了，打了遭遇战。我和两个战士正在坚持战斗，而陆占山却带着队伍撤退了，我很有意见。陆占山怕死、动摇，在对敌斗争中表现不好。他为了和敌伪军大队长陈少尧勾结，派遣他的弟弟陆大鹏暗中和陈少尧联系，企图带领区队集体投敌。当时区队只有30多人。正是因为区委发现陆占山情绪不正常，怕有什么事，黄元喜书记这才要我到区队工作。我是区委会武装委员，到区队来工作本是正常之事，而陆占山表面欢迎，实际上却很害怕、很紧张，以为区委已经发现他的投敌企图。我到区队后，他急忙派他的弟弟陆大鹏到西吴庄敌人据点，和陈少尧联系，策划叛变时间、地点。我去后没几天，1942年9月5日深夜，陆占山果然在十字乡沈家墩开始公开叛变。当时，敌伪军包围了我区队驻所（岗哨已被陆占山撤走），叫我们投降。我和几个战士一起突围冲了出来，区队的人被陆占山带走十五、六个，其他人都冲散了。事后调查得知，陆占山早有预谋，他的弟弟陆大鹏来我区队频繁。我们把陆大鹏抓起来审问，才知道陆占山投敌叛变的具体策划经过，决定枪毙了陆大鹏，再铲除叛徒陆占山。我们不断放出空气，使陆占山没有立足之地。陆占山做过共产党的区队长，日本人不相信他，认为他是假投降，最后打死了他。这就是叛徒应得的下场。

　　此后，区委决定重新组织基干民兵队伍，以基干民兵为基础再组织区队，坚持开展原地反伪化斗争。

　　因为陆占山叛变时，我是突围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我突围有怀疑，曾去我家乡调查。他们回来说：那儿的干部群众都说姜兆坤是我们这里的“李向阳”，他是个勇敢的人，不会被敌人抓住的。最后，在县公安局敌档中查出我突围的证据，才将我结合进省建设总公司革委会，任主任一职，这是后话。

　　1943年春，我到敦让乡董徐村进行反伪化斗争宣传教育工作，找灰色地下党开会（我原是该乡党支部书记），几个党员都来了。晚上，我在陈德龙家向他们通告了当前的工作情况，传达了区委开展反伪化斗争指示精神，鼓励他们坚持原地斗争。由于长时间不见，大家畅谈到快天亮。有同志说，现在你不能走，周开明伪军对这里控制得很紧，他们经常一大早就来了。为了安全，白天你不要走，到杨贵山家（我在他们家里做过雇工）去住，他们家比较安全，房子又多，敌人不会怀疑的，他们家也不会有人出卖你。同志们把我送到杨家，杨家把门一开看到是我，又是高兴又是怕。这样一来，杨家人都不能睡了。杨贵山老人亲自到门外放风，天刚亮就回来说：“有十几个敌人从谷荡下来了。”我叫他们家里所有的人不要紧张，和往常一样，也不要管我。正说着，日伪军就来了，我急忙进了西屋，躲在杂物和农具后面。伪军中有几个人知道我在杨家做过工，开口就问：“姜兆坤在你们家吗？”杨贵山说：“他怎么会到我家里来呢？”一个伪军边说边走进杨贵山小儿子刚结婚不久的新房，和新娘子说了几句下流话，之后又到西房看了看（这时我的驳壳枪已对准敌人），黑糊糊地也看不到什么。敌人什么也没发现就离开了。敌人一走，我就离开了杨家，怕敌人再返回来。第二天，伪队长周开明得知我在杨家的消息后，将杨贵山老人抓到北徐舍庄上审问：“姜兆坤在你家，你为什么不报告？”他说：“没有这事。他从离开后，就再也没来过。”敌人不信，说：“你认罚还是认打？”杨贵山老人宁死不说，被打得遍体鳞伤。

抗日斗争胜利全县解放

　　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日伪军已经完全处于我抗日武装队伍的封锁包围之中，伪政权已经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中。全县30余个敌据点，日伪军不断调防收缩，到1945年上半年只剩下湖垛、乔家庄、上冈、皮汊河、小阜庄等10多个敌据点。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0日，湖垛、乔家庄、上冈等敌据点人员全部龟缩到盐城，建湖全境解放，县委在湖垛镇召开了抗日斗争胜利的庆祝大会。

　　1945年10月，县总队攻打盐城外围北门闸袁家庄敌伪据点，我区队主动请战，经过2个多小时激烈战斗，一举消灭全部敌人，打死了伪队长周开明。

　　1945年冬，县委、县政府决定将4区划为两个区，以原4区成立永丰区，以原5区庆丰圩成立庆丰区。我被分到庆丰区工作，第一任区委书记是陈云山，我任区委副书记兼区队长，陶进同志（原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地下工作者）为区长。新区成立不久，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当时县委、县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镇压汉奸还乡团，保卫胜利果实，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入伍和支援前线。1948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县委工作，离开了我的家乡庆丰。

　　我在家乡工作整整8个年头，主要是搞武装斗争。从1941年起，我曾担任过乡游击小组组长、党支部书记、区锄奸组组长、区队指导员、区民兵大队长、区队长、武工队长等职务。我和各据点敌人、汉奸、叛徒打交道多次，在反伪化斗争中对敌伪军有一定震慑力量，所以敌人恨我恨得咬牙切齿，并曾悬赏捉拿。回忆起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受到是“十八团”、是党和人民在战斗中培养了我，锻炼了我。如果没有县委的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军民的团结合作，是不可能取得抗日反扫荡、反伪化斗争的胜利的，我也不会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