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散文作家金鑫先生的《我欲乘风归去——宋词的前半生》相比，他的新作《万里江山何处——宋词的后半生》更像是一部泣泪的史传。北宋王朝那种悠然的闲庭散步，在靖康之后，倏忽荡然无存，历史的主旋律快速切换，变成了南宋半壁山河的苟延残喘。诗词都是应着历史旋律而填作的，呈现在宋词中那股子蓬勃、自信乐观的气息，不免要被那种复仇、北伐、灭国的焦虑、惊惶与忧心忡忡等无边的苦闷所替代。

   如果说宋词的前半生，充分展示了一个英气蓬勃的青年人对于未来的畅想与努力；那么它的后半生，就是一个半道陨落的中年人的满腹悲苦与，恰似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种历史时代的文化品质，完全系历史命数所系，非任何人力所能左右。

   我们熟知北宋的繁荣与富裕，文明成就的灿烂与辉煌。在唐之后，宋的繁荣是中国农耕时代古典文明的一种极致。有人认为，自宋以后，再无中华。汉魏唐宋，华夏文明虽屡屡遭到游牧民族的侵扰，但至少还是能保有半壁江山的繁衍，能保全身而等待新一统；自南宋以后，蒙元连半壁江山都不肯留存，通过近百年的混乱统治（几乎是恶搞），让华夏的文明程度退回到先秦时代以前，一举忘掉了积累千年的文明、富裕与从容。

   农业时代的中国文明，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永远无法走出北方游牧民族野蛮与本能的暴力阴影。自西周以来，便有一代又一代“狄戎”的乱华和“胡兵”的“秋将”。因为农耕文明的孱弱，庞大的农民帝国必须要全国总动员，躲在长城之后，对抗这些北方的野蛮人。一旦这种紧张的历史游戏搞到无可收拾，便是古典时代王朝生活间隙性的崩裂点：汹涌而来的游牧野蛮人横扫一切，原来和谐、平静、恪守天时的平静、文明生活，全部付诸一炬。

   在《万里江山何处》一书中，金鑫准确地抓住了宋词在历史大断层中的变数，并以之为切入口，写下了一片南宋时代的哀歌与心曲。他精心挑选了李清照、张元干、岳飞、陆游、朱熹、辛弃疾、姜夔、吴文英、文天祥、张炎这十位词人加以评述。横向看，他们乃是整个南宋词界的精英力量，知其人，知南宋词；纵向看，他们两两衔接，便构成了南宋的一部词史，也构成了一部南宋王朝的凋亡史。

   这十位词人中，有家庭妇女、落魄文士、悲苦耿直的高级军官、失望南归的志愿军官、哲学家、江湖雅士……以及中国历史上最有出息的一位状元。他们身份各不相同，执笔作词，风情万端，但却总有共同的国仇家恨愁苦。还不仅仅是愁苦，简直是苦大仇深。他们所组成的词人文化群落，是南宋文化情感最为核心的部位。作为一种祸患时代真实的见证，也最值得如今承平之世人们去品味与沉思：

   全书以李清照这样举宋无双的女词人打头。用这位天才女词人的一生来印证北宋与南宋的变迁，实在太恰当不过了。李清照与赵明诚，可谓北宋朝的一对金童玉女，甚至是头号的金玉良缘。他们世俗和代价高昂的幸福时光，很快破败于宋王朝的断裂和破碎当中。饱受惊吓的李清照，保持了一个文化遗民最为宝贵的风度，将满腹的愁苦化为宋词中最优美的商籁。

   张元干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文士。他早年标高甚高，文才好，志向高，广交名士，也颇为能干，甚至一度辅助过李纲打过漂亮的“汴京保卫战”，堪称人瑞。然而，他执拗不过已如惊弓之鸟的南宋朝廷。孱弱的赵构，身批龙袍，实为绵羊，领着比金人更多的军马和财富，却不堪一击。在与权相秦桧的斗争中，张元干横遭牢狱之灾，吟罢万里江山何处，便终了于江湖。作者述其一生，很动感情，总不禁令人有无限的唏嘘。

   岳飞是自古以来中国军人的楷模。他有勇有谋，也兼具才情。尽管有不少人质疑的他的文学水准，但通过作者的笔，我们可以感知这位少年得志、身经百战的将领心中那股子骄傲的劲。他能打仗，也深知自己有文武兼备的潜质。自唐高适以来，军旅中纯粹军人出身的能文能武之辈如凤毛麟角，所以用力于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是再正常不过的心态了。作为军人的岳元帅惨死于莫须有是悲苦的，充满了古希腊悲剧中悲剧英雄那样巨大的审美张力与魅力。但他所吟哦的诗词，却成为南宋时罕见的自信之作，乃是最强音。

   陆游是宋词和宋诗都绕不过的大家。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极品的优质男，有情有义，有勇有为有担当。他生活在南宋初定的光阴里，北宋朝对他而言，只是书上的一段历史。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南宋诗人。在南宋举国醉生梦死或者凄凄哀哀的氛围里，这位早年不甚得志的大诗人保持着永不凋零的自信，“丈量了南宋时代一半的光阴”。在金鑫的笔下，他的沉浮故事读来却令人豁达与开阔，终有零落成泥，却清香如故的从容。这是任它多么漫长的光阴都无可消磨的。

朱熹其人为理学大家。自蒙元后，因为文明的倒退，其学说便成为了官方的主导意识形态。然而，他的诗词作得却要比他的理学八股好。这位哲学家生活在南宋中期，像小宋朝任何一位官员一样，经历着贬官与升迁，退隐与启用等等官场常剧。不同的是，他深深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积极寻求救世的办法，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与不断坠落的王朝命数相抗衡。作者娓娓道来，自有一番慷慨在其中。

   辛弃疾是南宋词的招牌词人，其位置大约类似苏轼之于北宋词人。他青年时颇为英豪，带着一支起义军从金人统治的山东回归到临安，求见脓包皇帝赵构，日日图北伐，却一辈子不得志，终老于南朝政治苟且偷生的漩涡中。这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词人，不得不周旋于南宋政治纷乱的朝政变迁中。辛弃疾并非圣贤之质，花钱如流水，好色如好德，世传为官贪酷。或许，正因为这种精神上的慷慨激昂和实际生活中的性情。宋词经由他手，才如此婀娜与潇洒，没有被颓废的南宋气氛所吞噬，如青山般巍峨，却生机勃勃。

   与入史的诸位大家相比，姜夔之于宋词，全如一段乡曲之于庙堂大音。这位闲云野鹤般的平民词人，年少才高，写下了赫赫有名的《扬州慢》，便悠然隐身于南宋朝的诗坛当中。他广泛结交了诸如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这类的诗坛前辈，获赠歌姬小红，留下无数风流名。最令人感叹的是，即使陷入晚年的穷困之境地，南宋的亡国之忧也如利剑高悬，他还很诗人化地上书朝廷，要求整理国乐——词人之痴，庶几如此。平生最识江湖味，恰如作者在书中所感叹的，姜夔生错了年代，应该去与魏晋风度相伴。

   吴文英是一位高产词人，他词作的写作量在有宋一朝排名第四。他是一个著名文人，却不是个著名官员。虽然终身游走于权贵府邸间，甚至做了王爷清客，他一辈子都没捞着一官半职，因此，用现在话来讲，终身是一介“草根诗人”。光阴至吴梦窗，南宋朝已经行至末途。所谓“湖山经惯醉”，醉生梦死的皇帝和王公们一蟹不如一蟹。除了能创造出一夜御女三十人的宫闱纪录之外，让这些“领导们”带着全国人马，估计连三十个蒙古兵都打不过。吴梦窗在这么一个彻头彻尾属于烂尾的时代里，把满腹的才华浓词艳抹，粉饰一段苍白的太平，优伶般得遭遇令人唏嘘：谋生难，写诗混口饭吃更不容易，生逢末世，斯文竟如此不堪。

   自有科举以来，中国状元行里，即便能封侯拜相，也几乎都是顶级的庸人，或者用钱理群先生话说是一群“高明的利己者”。文天祥在南宋末年的出现，无疑是中古中国文化的最后一抹亮色。这位大宋朝的状元，不是理学大家，但所行之举，胜过朱熹百倍，也给几百位状元郎长了脸。作为宋的遗民，他以身殉国，与其说是对赵宋王朝的忠诚，不如说是骨子充满了文明优越的傲气，不认同元的暴力统治原则。他的诗词，也因此正气凛然。甚至连那帝王家谱式的“汗青”也无可容纳。“汗青”里有什么，尔虞我诈、成王败寇而已，文天祥则展示了一个文化人不屈的标高。

   为《万里江山何处》做收官，是一位“官三代”词人——张炎。宋词到了张炎手中，正如晚明小品到了张岱手中，已然是黄昏景色。这两位本家皆是名门之后，文华冠盖，风流倜傥，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从人生的顶峰堕落到谷底，也都不过十余年光景。恰如李清照象征了北宋南宋之更替，陆游象征着南宋的努力，张炎则是南宋破灭、宋词破灭的象征。他用大半生的颠沛流离和郁郁寡欢中抚今叹昔，为南宋朝作挽歌，在蒙元中沉沦，让人大有不忍再读之感。

   “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山河犹在，人文已凋零，一个王朝已转身而去，那个由唐诗宋词所构建的、诗意的、内心的中国，将在戏曲与小说的世俗性热闹中，步入古典的晚年。

   十个词人，犹如十副屏画，展示了南宋时代词家们的人生百态，也算浓缩“艺术人生的人生精华”吧。作者的写作，建立在厚实的学养之上，笔墨浓淡有致，解读也颇具人情味与幽默感。通读全书，可以想见他在《全宋词》、《宋史》、《续资治通鉴》、《宋词纪事》、《唐宋人词话》等大部头中翻查、审阅的用功；也可以想见，作者在书山卷海中查考诸位每词人的作品集、年谱、评传及历代词传等等的努力。

   全书的好处，在于词、史、传融合为一，读者可以从每个个人的纪年史中，清晰读出王朝时代历史的命数：兴起勃勃的汉家王朝，内部在专制和权力的消耗中，不断地腐朽，不断没落，承平无事中，不断生非，劣胜优汰，文明越来越堕落，文化越来越保守与猥琐，越来越被小定即安的惰性所左右，最终被强有力的外力给一举割除。生灵涂炭，文明毁弃，不知何往。
   而有良知、有感觉、有判断的文人士子们，除了用美妙绝伦的诗词文赋来抒发胸臆之外，似乎也别无他法。那个世界的设计原则就是这么随心所欲：任你有才有德有能，竟又如何，还不是得看着日薄西山，而无力回天。这种重复不休的历史变异，竟是如此诡吊，不能不让人看过南宋后，把眼光投向今天这个风潮云涌的当下国族。很多时候，历史是毫无想象力可言的，犯过一次错误，是悲剧，犯过了无数次，就是宿命与轮回。

   读罢《万里江山何处——宋词的后半生》，不仅想问问：这种宿命和轮回是否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呢？笔者转睛向窗外，茫茫然不得而知了。

                                2013年2月8日于海滨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