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决定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便开始留心我正在怀念着的动物现在还有多少人常提到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工作、生活以及社交场合，我注意到我接触的人们只有两次提到它。一次是在议论现在一些人口若悬、好大喜功时，性格豪爽的朋友脱口骂的脏话里提到过它。另一次是在某宾馆餐厅，当服务员端上由这种动物雄性生殖器做的菜，大家就此很兴奋地开起玩笑来。我原以为会三缄其口的在座几位女同胞，在这个短兵相接的荤话舌战中竟还占了上风。置身这样的场合，我不能不跟着笑一笑，尽管内心很苍凉。

看来，现在淡忘这种动物的人越来越多。

    你猜对了，我说的动物就是牛，具体地说是耕牛，它的学名叫海仔水牛。

在六十年代苏北农村度过童年的人，有些记忆可能永远不会被岁月抹去。还记得吗？稻子登场了，家人给牛驾上犁开始耕田，细长的鞭子，悠扬的号子，犁铧翻耕的土地像黑亮亮的波浪，空气里弥漫着湿润润清幽幽的土腥味，孩子们赤着脚尾随其后，发现乱窜的泥鳅就用三个指头紧紧“锁”住，放进篓子里，看到嵌在泥里的荸荠，抠出来就着衣服擦去泥扔进嘴里，一股甜甜的汁液直流进心里去。那时，牛是农村的主角，乡间没有电，也极少看到拖拉机，人做不了的重活都是由耕牛做。耕地，耘地，打场，拉风车（灌溉），有些临时性活儿，比如要把一条需要维修的木船拉上岸，也是由牛来做。牛是集体所有，生产队不是随便将牛放在谁家饲养的，给谁家饲养那是一种政治待遇。因此，养牛户呵护耕牛胜过自家孩子。入冬以后，牛并不住牛棚，而是住在农户土墙茅屋的家里，再冷的天，夜里都要起来给牛接尿。牛如果有了小毛病，要将家里人从来舍不得吃的一二两豆油，喂给它吃。过年过节，家人相互祝福时，总不忘对牛也说一些吉庆话。春耕时，如果牛养得膘肥体壮，农户在众人面前就觉得很有面子……牛的一生很辛苦，很劳累。牛默默地把一身力气使出来还常常挨鞭子，牛不发牢骚，不耍脾气（生产队里只有一头牛不知何故发“牛疯”触伤过保管员，此为例外）。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头牛因为衰老的已经不能耕田了，经批准可以宰杀。杀牛的那天，养牛户把牛喂得饱饱的，牵到队场上，通人性的牛可能意识到大限已到，眼眶里不停地淌出浑浊的泪水，见此情景，养牛夫妇哭出了声。

我进城上学后就没有接触过耕牛，至今已经20多年了。1999年初，我在林牧部门采访本地养殖业发展现状时，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耕牛的信息，随即又作了进一步采访，写了一篇200字的消息，主要内容为：“我市耕牛最多时有40多万头，耕田耙地，运把打场，春播秋收，立下了汗马功劳。目前，这种耕牛全市仅剩六七千头。作为省重点种畜场的东台种牛场、射阳种牛场，现在由政府拨款，承担着海仔水牛的保种任务。”写这篇短短的新闻稿时，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新闻只要求把事实告诉读者，不需要记者过多地表露内心感受。因此，我给这条简短的消息制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四十万耕牛‘功成身退’（主题）‘牛背牧童短笛’悄然掩进历史画卷（副题）”。这个标题后来在省年度好新闻评比中获得了“好标题奖”，不知道这个奖的获得，是不是由于标题所蕴含的新闻事实触动了评委们某根心弦的缘故。只是，我想，在我生活的这个曾以农业大市而自豪的地区，大概是再没有记者去采写有关耕牛的新闻了，也没有这方面的新闻可写了。

耕牛从历史舞台上退出，似乎在预示一个农业时代的衰微。现代社会充满了竞争，人们都在寻思着怎样才能花最快的时间、用最少力气、通过最便捷的渠道，去获取最大的利益和最快活的享受。温和忠厚，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好像已不再是一种时尚品质，也不再被人们推崇备至。然而，时代的确在毋庸置疑地进步着。小城市向中型城市发展，中型城市向大城市发展，城市在加快现代化步伐，农村也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田野里，“铁牛”替代了耕牛，以更高的效率劳作。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里，我们是不可能再看到耕牛的踪迹了，就是动物园也看不到耕牛。耕牛的形象，留在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记忆里，留在美术馆陈列的水墨画里，留在贺绿汀经典之作《牧童短笛》那欢快明亮的旋律里，留在中国开放最早的发展最快的那个南方城市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

苦干年后，孩子们还知道耕牛是什么动物吗？人们会像现在研究恐龙那样研究耕牛吗？

转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