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期，里下河水乡绝大部分是老沤田。所谓“沤田”，就是终年覆盖着五六寸水的烂泥塘。远望雾气蒸腾，白茫茫死水微澜；近看水草飘浮，螺蚌踽踽爬行。初来乍到，也曾见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良辰美景，但好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老沤田每年只长一季早稻，余下的近十个月内需耕翻六次，春季三次，秋季三次，以防土壤板结。当时队里只有两条牛，一条又老又病，正在报县里宰杀，只有一条可用，一天也就耕亩把田。生产队里几百亩沤田，何时才能耕完？毫无疑问，只有靠人力去拉犁了。眼看秋天已过，二遍田的任务还未完成。队长动员所有的男女劳力全部去拉犁。

当时我一听就傻了眼，这不是吃人饭，干牛活吗？牛一天活干完了，队长还奖励它六个鸡蛋，我们可是饭都吃得不太饱啊。但是为了改造思想，锻炼自己，表现自己，早日出头，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四人一张犁，一人在后面扶犁，比较省力，往往由老者担当。三人当牛，在前边拉。每人将一个稻草或布条编成的犁辫子斜背在右肩上，使出吃奶的劲，拉动犁铧前进。这里头有讲究。在前面领头的叫“头辫”，得有经验的老手担当，因为他走得直，行得正，且步子均匀，节奏合理，行距得当，我们“二辫”、“三辫”就在后面紧紧跟着，亦步亦趋，点头磕脑，犹如鸡啄米。这四人组合又如一个迷你剧组，后面扶犁的是“导演”，他控制着犁地的深度和密度。他要是轻捧犁梢，犁头下行，我们就费力无比，直至完全拉不动；他要是将犁梢下压，犁头立马上翘，我们拉起来就不大费力。拉头辫的是剧组的主角，我们都是为他配戏的，因此工分也比我们多。这主角可以拄一根棍子，我是新手，邻居大妈也为我准备了一根棍子。下到田里，我扶着拐棍，前腿弯曲，后腿绷直，迈着标准的弓箭步，伸头缩颈，奋力前进。可是“邯郸学步，致失其本”，下田就是走不稳，左右打趔趄，如同醉汉，前后怕踩“地雷”，好似鬼子进村。这“地雷”有两种，一是散落在地里的玻璃、瓦瓷，那是平时施肥带到地里的，一不小心踩上去，陷到脚底板的肉里，钻心地疼。第二就是从前老牛犁田留下的脚印，农村人叫“牛脚塘”，深度往往在一米以上，人一踩上去，很快下陷至裤裆，没有人帮，很难拔出脚来，就象当年红军过沼泽地一样。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拉了几转田，就陷进牛脚塘两次，裤子潮湿，狼狈不堪。另外还有一苦，那就是蚂蟥了。时令虽已到了深秋，这扁扁的长着黄色条纹的丑陋狡猾的小东西还在到处游动。它绝对是个浑水摸鱼的坏蛋。哪里水浑，它就游到那里，然后冷不丁悄悄地吸附上你的腿，当你发现腿上血流不止时，它早已吸饱喝足，鼓胀如球，全身而退了。曾经有一位女知青看到自己雪白的大腿上鲜血淋漓，还粘着一个黑黑软软的小东西，立马就吓得晕了过去。后来，邻居大妈教我们用烟袋油子抹腿，果然有效。当天晚上回到小屋里，浑身的骨头象散了架，一遍遍地读着红宝书，就是睡不着。

经过三、四天的艰苦磨练后，终于慢慢掌握了要领，可以自如地前行后退了，甚至在休息时还带领大家唱起了语录歌，立马受到了队长的表扬，“你看人家知青，就是不一样！”我自己心里也美滋滋的，斗胆充起欧阳文忠公，小声来了一句：“身能同其劳而口能慨以歌者，知青乐也。”

拉着，拉着，很快拉过了霜降、立冬，拉过了小雪、大雪，将1970年的元旦也拉来了。农村里和城里就是不一样，从来没有星期一说，农民们佝偻着腰，从家里忙到队里，又从田里忙到灶台上，谁也不知道上帝曾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礼拜日。他们除了春节没有节日，注定了这里的元旦静悄悄，听不到震耳的鞭炮声和喧闹的锣鼓声，看不到飘扬的彩旗和装扮得五颜六色的商品橱窗，拥有的只是忙碌。元旦那天，我们照样拉犁不辍。大清早，我们这个“剧组”来到了最后的一块处女地。西北风吹在脸上，象刮胡刀在脸上拉了一道道口子，火辣辣的疼，沤田水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枯草的断茎在寒风中抖索，田旮旯里悬挂着奇形怪状的冰凌，那是子夜里北风的杰作，此刻在阳光的斜射下，犹如一团团水晶，晶莹剔透，熠熠闪光。我们卷起裤腿下了田，立马感到寒气如箭，刺入肌肤，大家不约而同的又爬上来，每个人的小腿都象煮熟的沼虾，鲜红鲜红。犁还是要拉。蚂蟥没有了，是元旦休息了抑或是冬眠了，我也不知道。只是埋着头，继续和大家一起在广袤无边、冰冷刺骨的水田里艰难地前行。扶犁的老农也冷得直打哆嗦，他将犁梢下压，我们在冰碴中欢快地行进，渐渐忘记了寒冷和疲劳，饥饿……

元旦后，终于将这最后一块沤田拉完了。我和那位老农一起将犁铧洗净，送到仓库里。进了仓库，让我大吃一惊，里面堆着两只电犁船，几台电动机和一堆又粗又黑的电缆。我问为何不用电犁耕？保管员说，零件坏了，没人修，只好搁在这里生锈。我当时十分惭愧，要是我会修这个电犁就好了，不就能把这大批的社员，包括我自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么？我这十二年书，算是白读了。

（徐杰范，原名徐杰凡，现任职江苏省建湖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