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队长，他已走了10多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支离破碎的往事逐渐被人淡忘，没有多少人还记起他，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真名实姓，“老队长”倒是远近闻名。他，就是当年乔庄五队的队长芦玉生，因为在他的身上没有惊天动地，更没有轰轰烈烈，而留在他身后只有默默无闻和时代“不和谐”的足迹……

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当时的公社工作，蹲点跑片就在那里，与“老队长”曾有过接触和了解，所以“老队长”一些尘封碎片不时浮出脑海。

那是个左得出奇的年代，尽管社员吃不饱肚子，手里没钱花，灶堂没草烧，可嘴上还高喊社会主义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以农业为基础，大办粮食，谁也不能动摇。可就在其它生产队粮食不够吃，钱没得花的当口，“老队长”所在的生产队，表面上也轰轰烈烈随大流应付着，暗地里却实实在在干着他自己的事。他不是“对着干”，而是“避着干”，想着法子让社员得到实惠，让人吃饱肚子。因此，他那个生产队的社员生活得很滋润，年终分配的工分值比别的队高，口粮分的比别的队社员多，这确实属不易，带来的效应是别的队姑娘争着嫁过来，本队的姑娘不愿嫁出去，那时候生产队小伙子能不能找到老婆，打不打光棍，就是穷与富的显明标志。这个队的奥秘到底在哪里？我在暗地里曾作过一些调查，原来他在抓好粮食的同时，还偷偷摸摸地搞一个养猪场，生产队正常圈存50头左右猪，逢年过节，杀上几头，猪肉分给社员各户，猪粪沤田，这是有机肥料，肥效特高，用这肥沤庄稼，收成要比化肥沤的庄稼高2-3成。他还瞒上不瞒下地搞了一个地下粉坊，每年种几亩田碗豆，冬天加工淀粉，除一部份分给本队社员外，还暗地里卖给周围大队的社员，其它队社员到“老队长”那里买淀粉成了公开的秘密。粮食增产了，副业这“资本主义”尾巴也翘起来了，他们队社员很少挨饿，手头花销也宽松。他认一个死理，社员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苗，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草，他们不信空话，不要欠的，要现的，老百姓要居家过日子。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让社员怎么相信社会主义好。他这个人还真是“死不悔改”、“不接受教训”，“文革”，初期，大队书记毫发未损，他这个生产队长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还被赶下了台。后来那个造反派小队长把生产队搞得一团糟，在社员的一致呼声下，又把他推上台，可是这个“走资派”真是“江山易改，品行难移”，“资本主义”他“还在走” 。

记得那是70年的初夏，那年梅雨来得特早，小麦还未来得及收割，老天连天阴雨，成熟的小麦长在地里，麦穗在秆上开始发芽。为了减少损失，公社决定全面动员，全员动手，立即突出抢割。公社机关所有干部都到自己的点上、片上督促抢割。我冒雨赶到“老队长”这个点上，传达了公社党委的意见，没想到他却听后按兵不动，我一看这情况，急了，连忙找“老队长”，我提醒“老队长”说，“某书记要求小麦全部收割上场”。“我不认识某书记，我只认识庄稼”。他那硬梆梆的一句把我给封了，随后他又告诉我麦不能割，割下来的麦子没有地方脱粒，堆在一起，日照不足，要烂掉，长在地里倒好一些。我觉得他说的话似乎有些道理，但也吃不准。我说，公社党委要要求两天内全部放倒。他点点头“噢，噢”，也不知道他是答应割还是不割。过了一天，我去看看，他们队的小麦还长在地里原封未动，而其它队小麦基本全都割下，分堆在麦地里。后来我也不敢到他队里去了，只好绕过他们队，回报我们片上收割进度时，我硬着头皮，撒了一个谎，报告割完了。没过几天，天放睛了，割下的小麦堆在田里确实在杆上发芽了，有的烂了。而“老队长”小麦几乎完好，天晴后收割进仓，未受任何影响。后来他见到我，把我叫到身边，套着我的耳朵，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俏皮话“明年哪家要小麦种，叫他到我这里来”。我会心地一笑，心眼里对他产生了几分敬佩。

那个年代，生产队干活是大呼隆，大寨式记工，出勤打“√”记工分，效率低，农活质量差，而在“老队长”的队，他们早就分工到组，责任到人了。夏天薅草、打耙包干就是典型一例。秧田薅草，假不了，因为草不拨，长大了要秀穗。秧田打耙就能作假了，有的人就在秧田四周打几圈，中间就偷懒不打了，验收记工分时，往往就在田埂上四周看看，没有人跑到田中间去查看，计工员按样子记分。待稻子割了，假就显出了，形成了一个土脚框，打过耙的稻茬中间没有脚草，未打耙的脚草长得满满的。于是“老队长”把秧田除草、打耙偷偷地分到户，分到人，稻收割后，再验收记工分，这一招，治住了搞假的。他说，人勤地不懒，庄稼不会说话，事实却会说话。

还有一件听他人传说的事。当时，大队小学一名赤脚教师，人品、教学都不错，可是就是出身不好，爷爷是地主，其实他爷爷是地主时，他刚出世。“文革”中被赶下了讲台，回到“老队长”的队劳动。“老队长”看在眼里，心里觉得怪可惜的，因为他确实是做老师的一块料。那时队里搞政治学习是常事，他回到生产队以后，“老队长”就让他组织和主持，那个年代经常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层层级级的讲用，其实有的人是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一种管理工具，并非都是把毛泽东思想视为价值和信仰。于是“老队长”让他去讲。他有文化，头脑活，讲得很有水平，而且生动活泼，这样他从生产队讲到大队、公社，一直讲到县、地区，他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老队长”看水到渠成了，便在一次大队支部会上，他提出让他还做老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难道不能做老师吗？大家认为有道理，于是在大队得到了通过，后来又请示公社，公社开始感到有点为难，当时讲他是黑五类子女，不能用，但他现在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不让做老师不好说，也就同意了。“老队长”的目的达到了，这个民办老师又重新站上讲台，并成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

    在那特殊的年代， “老队长”采用了特殊的方式为社员谋利益，看似不老实地“唱反调”，却做了一些利于老百姓务实的事，是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凡上了年纪并知道他的老年人，都十分怀念“老队长”。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