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成功的教子书籍诸如朱子家训、颜氏家训不少，但位极人臣而又教子有方的却不多，曾国藩是其中的佼佼者。

曾国藩是清朝末叶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依靠个人智慧白手起家的封疆大吏，晚清名臣，一代大儒、理学宗师，成为“二百年来清代最有权势的汉人”，得益于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毛泽东在给他的老师及朋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说：曾氏足为吾人之师资矣。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都希望子女上进，有出息。但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现在，“官二代”、“富二代”的纨绔子弟比比皆是，“我爸是李刚”、药家鑫等无不暴露了自私、狂妄等人性弱点。

曾国藩教子很成功，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没有成为令人厌恶的“官二代”、“富二代”。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并自学精通英文，成为清朝后期著名的外交家；曾纪鸿尽管英年早逝，但在研究古算学方面也取得了相当成就。在曾国藩的潜移默化下，不仅子辈个个成材，曾家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昭璚和曾约农等学者和教育家。可谓是子弟们各有所成，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这更让人增添探究曾公教子良方的兴趣。

由钟叔河选辑的《曾国藩教子书》，辑录了曾国藩从咸丰二年至同治十年期间看似信手拈来，实质寓意深远的教子书159篇，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官，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活，人际琐事，事无巨细，无不涉及。这10万多字的教子书仔细读来，可大致分为教育子女学习、自律、节俭和倡导良好家风等几个方面。

学习是人生成长的必由之路。曾国藩原来也只是一个资质很普通的孩子，但通过“无一日不读书”，终成大器，因此他对读书有着非常人的感受。

在曾公早期的教子书中，教子辈如何读书的信最多，涵盖了读书、写字、做学问到为人处事等方方面面。 “读《汉书》须先通训诂习古文”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同年八月初三日“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九月二十八日“五书国经之外尚有十一种必读之书：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二日“读书不必求强记”；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读书可变化气质”，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读书得趣乃可持久”；同年十月初四日“嘱细心省览《聪训斋语》”；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今年奇热，度夏甚苦，余仍读书不断”；同治十年九月十二日“嘱二子宜在五十岁以前，将应看之书看毕，免致老大伤悔”。有不少家书是专门教导子女具体读书方法的，“学八股时艺，不如学作赋更有意趣”(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欲求词藻富丽，当先分类摘抄；此科名之要道，学问之捷径也” (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更是详细地指示作字换笔之法，具体到“以一横言之，须有三换笔”、“以一直言之，须有两换笔”，已经与手把手地教无异了。

曾国藩说过，“余以生平学术百无一成，故老年犹思补救一二”。其实，曾公自己虽然通过了科举考试，并且做了高官，却始终坚持读书治学，并根据所学结合实际，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从未停止过读书进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钻研更深典籍和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为后来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在人类的智慧长河中，惟有书籍，可以千年如斯地载人悠游，上下求索。历史的伟大经验往往创始于实践，而浓缩于书中。书籍包罗万象，里面有人们最有用的经验和最惨痛的教训，堪称我们每个人的良师益友。现在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党组织，倡导终身学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自律是完善自身人格的关键。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人人崇尚自由，然而，自由的代价是自律。成功需要很强的自律能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曾国藩以身作则，以孟子的格言严格要求子孙，教导子女反省内求，磨砺意志。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告诫曾纪泽“新婚之后，不得贪于逸乐”；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四日“泽儿天分甚高，但少刚劲之气，须用一番苦工，切莫把天分自弃了”；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谕纪泽“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谕纪泽“总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行之有恒，则日见其大而不觉”；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凡是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熬得过此关，便是好汉”；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处境太顺，则难有长进”；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名太盛必多缺憾，聪明太过常鲜福泽，顺境太久必生波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和错误。一个自律的人应该经常检查自己，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纠正错误，改正缺点，这是严于律已的表现，是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劳则善心生，逸则淫心生。要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磨炼。要完善自己的人格，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首先要经受住外在艰苦环境的考验，锻炼自己的形体和意志，可以使弱者变强，强者更强。

某种程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要耐困苦，耐寂寞，还得耐辛酸，耐污辱，勤恳地践行自己的志向。要严格限制自己沉溺逸乐的自然欲望，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最终会妨碍事业的成功。

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俭，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品德。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御孙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节俭并非只是艰苦朴素，对身居高位的人而言，提倡节俭，能上行下效，形成良好的风气；节俭还是保证日用充足，避免贪污，个人升职保身的不二法则。对于平常百姓而言，节俭可以节制物欲，积累家财，保证日常生活的平安幸福。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夫人、媳妇所做。“新妇初来，宜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曾国藩重视节俭持家，因为他认为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犹如拔其根而难以立足。俭朴持家，是曾氏的祖传家风。曾国藩从持家之始，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居家之道维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侈为要义。”家眷久住乡间，他叮嘱“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教育子女上，曾国藩更是淳淳教导。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十字者，尔与诸弟其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泽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曾国藩对女儿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三日信云“余每见嫁女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因此，曾家的男子都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也要亲自纺织。为儿娶妻，也选勤俭之家的女儿，以保持节俭本色。

曾国藩反对生活奢侈，是因为他看到奢侈对历代世家大族的衰落和豪门权贵的破败有极大的危害。他认识到，凡是能恪守节俭的家族大多能持续长久，而奢侈放纵的家族很少能过两代，而且都不能善终。在曾公教子书中，节俭已经体现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家风是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在一个成年人身上，他的思想观念、做事方式乃至言行举止，随处体现出他早期的环境与家教。曾氏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生生不息，和曾家的家风有着关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这种优秀家风的传承，使得曾国藩的教诲没有一世或二世而亡，而是代代相传，经久而弥坚。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他十分清楚，沉湎于家族权势之中的子女，往往骄纵，且甘居下游，所以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发达，也不愁吃饭的本领，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六日)

为了使后辈们学会约束自己，适应紧张朴素的生活，曾国藩把曾氏家族崇尚“早”字的家风发展到了极致。为了敦促儿子养成早起的习惯，传承家风，他给新婚的曾纪泽写信，列举了满清皇帝和曾氏先祖早起的美德，要求向先人看齐：“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

曾国藩对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正是曾国藩倡导这种“爱之以其道”的家风，引导子孙学习技艺、陶冶情操、结交朋友、增加学问，让他的子孙没有成为“衙内”和“大少爷”，这也正是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总之，《曾国藩教子书》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平淡家常的书信集，还是一部蕴含着为人处世、持家教子的人生智慧书，魅力经久不衰，影响深远。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