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社会快四十年了。插过队、做过老师、当过干部，角色不断转换，岗位经常变化，写字却从来不曾舍弃过。想来，这都是源自父亲的启蒙。刚上小学时，在他的指导下，我便开始悬腕临帖，很是下了一些功夫，本来以为这只能是一种爱好，未曾想却在我记忆中留下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六、七十年代，“文革”开始，运动不断。我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却因为字写得好，经常被喊去抄大字报、出大批判专栏。哪怕是熬夜，我也乐此不疲。因为那个年代缺吃少穿，能在机电站、粮管所这些单位吃到鱼肉，简直是一件让人神往的事情。“混饭”时间最长的是在建阳瓦瓷村，一下子吃了十多天的小灶。那是盐城专区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我们在大圩上、房顶上写大标语，字比人大，真是蔚为壮观。这也是我今生写过的最大的字了。

1978年考进盐城师范，得到名师提携，写字不但变成了“书法”， 还成了我的一个“副业”。星期日不休息可以誊写七、八张讲义，赚上两、三元钱。另外，我的作品不但参加了地区首届书法展览，还被抽调出去，为新四军纪念馆展览写刊头简介。毕业后，因为字写得好，我被分配到影剧院做美工。每次放电影或演戏，要写几十张海报在县城张贴，这一写就是八年，写过的纸张应该动车装了。

198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新华书店的一则征稿启事，便写了“春回大地，福满人间”这副春联投稿，没想到居然被山东美术出版社选中在全国发行。当时，文化部门认为建湖人有作品出版是稀有的喜事了，于是专门向四套班子领导送了喜报。那一年春节，许多人家门上都贴上了这副春联。父亲只要看到，就自豪地对人家说：“这是我儿子写的！”因为有作品出版加上其他业绩，我被评上二级美术师，那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93年起，在我任市杂技团团长的16年间，因工作需要常常出国。每到这个时候，我便带上笔墨、宣纸到国外写字，也算是为文化交流作点贡献。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7年5月到日本出演，北海道的一位议员请我写字，她跪在地板上托住纸张，那虔诚的神情让我终身难忘。写得最多的是2005年带团在南美阿根廷、智利、秘鲁、墨西哥演出期间，我把孔子文化的警言戒语写成斗方、立轴摆放在剧场门厅，还真有点供不应求。

近几年，没有工作的忙活，写字渐成专业。为应付单位、个人和各种展览的需求，我的字体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多有变化。没有生活所迫，没有名利诱惑，写得自在，写得坦然。我会一直写一去，为人生留下更多更美好的记忆。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