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收到《塘河》，在油墨香中翻看着一篇篇文章，看到一个个旧的或新的作者名字，心里总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日前，在网络上看到杜乃彤先生关于我县文学的过去和现状的概述，在文学的孤守和坚持一节中提到了我，一下子触动了我的神思，于是我打开电脑，记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想。

我在校读书时就喜爱文学，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便开始了业余写作，并在1964年3 月号《人民文学》上刊发了短篇小说《风雨夜渡》。由于这篇小说的发表，在中央筹备召开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时，地区一个部门将我列入建议名单。可在县有关部门对我进行考察时，却听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时我是陈桥初中教导主任，原校长调县一个部门任职了，我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但我不是党员，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工人党员，与另一所中学合一个支部，实际上是那个中学的校长兼管我校党务工作。考察自然要找他。他说我不务正业，名利思想严重，学校师生反应很差。我事后听到这一情况很震惊。我怎么不务正业呢？我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却依然坚持教初三语文，这年暑假中考，我校毕业班41名学生就有39人考上高中，而这位校长所在的学校两个班也没考到这么多。调县任职的原校长知道这事后为我鸣不平，可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已上报，为我鸣不平也只能使我得到一点安慰而已。

失去了参加1965年全国文代会的机会，我并没有气馁，依然坚持业余写作，也陆续接到一些作品留用通知。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杂志陆续停刊，留用的作品不是被退回，就是被寄到学校党支部审查。我也就此搁笔了。然而我能写之名在外，1971年被抽调到县学哲学办公室当秘书。我对哲学不感兴趣，老想回到学校教书。后来省委宣传部要我县就双河大队学哲学编写一本书，政工组要我负责。这年《种田人学哲学》送审通过，省文化局蔡科长希望我们再写一本书，我问写什么，他说写你们最熟悉最有特色的，我马上想到我县儿童团打鬼子的故事，他听了很感兴趣，要我们立即着手编写。我回来向领导作了回报，得到领导支持，我抽调了三四个人，广泛搜集素材，着手编写，编写了三个多月，初稿形成送审。文化局编辑看后，要我们两人住下修改。一个多月后修改结束，蔡科长觉得份量不够，望我们再赶写两篇，在接下来的四五天里，我写了三篇，小李写了一篇。写好送审时，忽然接到文化馆一个副馆长的电话，说是政工组军代表要他转告我们：这本书里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得署作者名字，这是关系到破除名利思想的大事，决不可隨便。军代表日理万机，怎么会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呢？想到了为什么不叫政工组秘书打电话，而叫文化馆的一个领导打呢？我们编书是借用文化馆两间房子，可我们直属政工组领导，这位馆领导也从来没关心过我们编写工作，现在怎么忽然关心起来了呢？20多年以后，这位馆长去世，有人参加过他的葬礼悄悄告诉我，说在他的生平简介中竟有参加《水乡儿童团》编写的简历。不用说，这简历一定是他自己写进档案里的。我颇为感慨，反名利思想的积极分子竟会这样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谁会想到哩！

《水乡儿童团》继《种田人学哲学》后出版发行了。省文化局考虑到编写人员辛苦，寄来两千元补脑费（当时忌讳稿费），这钱自然也不能助长名利思想，全部缴公了。一个县接连出了两本书，领导当然是高兴的。军代表又要我帮气象站把一本书搞出来。气象站编写了一本《群众测天经验》，书稿有两萝筐，送审被退回了。可我从未学过气象学，怎么搞这本书呢？我推脱无效，只好带两个人边学边编写，经半年多时间把这本书搞出来，我也想离开这里了。这时编写组已定名为创作组，为文教局直属单位，我任副组长主持工作。文教局领导明确创作组的任务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编写文娱宣传材料，为淮剧团提供剧本，而不是文学创作。有人则干脆提出把创作组改为剧目工作室。见此情景，我应付了一段时间，就要求调出了。

我离开创作组，跨进了陌生的商业系统。我想埋头钻研商业业务，不想写任何东西了。可是局里写材料还是会找我。先是开到会议要我帮着写材料，后来干脆让我当秘书股长负责写材料。为了吃饭，我埋头于材料之中，把文学创作放到了脑后。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学艺术出现了新的生机，看到报刊上刊登的小说散文，心里又蠢蠢欲动了，并于1980年又动起了笔，且在8月31日《新华日报》副刊上刊发了短篇小说《交班之后》。不久《新华日报》内刊的一篇评论文章，又点评了这篇小说的特色，给了我新的鼓舞。从此，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开始了业余创作。后来当了商业局党委副书记，工作千头万绪，一周难得抽出一个两个小时，但我还是没有停下。也正是那一段时间的努力，所以至今才有百十篇的成果，其中省级以上报刊头十六七篇。

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四五十年的生涯中只发了这么点作品，是太少了。其原因从上面的简介中可以看出：客观上缺乏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十年动乱，文学艺术受到了重创，文艺思想被搞乱，客观环境不好，精力最好的青春时期被耽误了：主观上是自己缺乏毅力，遇到阻力和困难往往就退缩，辍笔求安，没有坚持下去。文学创作是艰苦的脑力劳动，既需要社会的宽容和理解、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也需要上个人刻苦努力，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当然，对意志坚强者来说，客观环境再不好，也能孤守和坚持，只是像我这样的人对这只能望而却步，所以很难有大的作为。

然而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是文学创作的最好时机。创作没了禁忌，束缚人手脚的条条框框已被破除，不管是谁，有了成绩就会得到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奖励。我县从未办过文学杂志，现在也有了《塘河》文学期刊。有专业人员在那里看稿、选稿，指导创作，培养创作人才。我退休不久就因视力衰退不写了，可过了古稀之年，在这新形势的鼓舞下，忍不住学会电脑敲起键盘来——我感觉敲键盘比手写轻松，只是年纪不饶人，敲不到一个小时就老眼昏花了，思维也大不如前，唉，对我来说，写作只能作为晚年的生活调剂了。我希望我县的文学青年，珍惜并充份利用这大好时机，排除浮躁之气的干忧，刻苦钻研，奋发进取，持之以恒，努力使自己成为新时期的文学之星，为繁荣我县的文学创作做出重大贡献。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