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春风令人沉醉的晚上，周县长来找王加雄，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村能否炼钢；二是小麦长势太差，能否找到肥料的来源。

　　这时候的王加雄，他的脑子就像装满了汽油的油箱一样，只要领导一来点火，他就非要爆炸一下不可。他想也没想，张口就说道：“怎么不行，造飞机也可以。”说着，把两臂张开做了个飞翔状，“不就是这样吗？”至于肥料的来源，他说出了一个正常人不敢用的秘方：“烧过的土和脚踏万遍的泥，那比大粪还肥。”周县长很满意自己这个得力干将，他具有胆大包天、勇往直前的猛士精神。

　　县长刚走，王加雄就开始筹划许诺的两件事了。他依然把事情放在了双舍，把双舍当成了检验自己胆量的实验室。各个生产队的农场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用泥巴做成的炼钢炉，高高地耸立在土堆上，旁边堆着已被吃光树皮的白树干、门板、神笼和雕刻的画板。在漆黑的夜里，大家神情漠然地看着鬼魅一样的大炉子，让你觉得即使把他们抓住扔进去当柴烧，他们也不想再叫一声。神经已经麻木的人们不愿意再想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白天和黑夜已经混淆，到处是昏惨惨的景色，人间就是一座阴曹地府，冥冥之中，他们依稀能够看到自己已死的亲人。

　　为了大炼钢铁，每家的锅碗瓢盆，凡是金属的东西一律被搜走，贡献给了国家。大家只剩下了可以遮羞挡雨的房子了。

　　这些房子，也已经烂在王加雄的脑子里，当作肥料的来源考虑了。

　　王加雄在伍家大院残留的更楼顶上造了个平台，上面装了一只麦克风，这里就是他理想的点将台。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他下达命令的大好时机。

　　王加雄的命令都是由陈家明去实施的，陈家明命令所有散居的农户都挤到墩子上，把房子腾出来。一切布置好了之后，烧房取肥的时机到了。

　　那是春季刚过，夏季来临时节。大好的天气，风不定向地从四面八方吹来，但是吹来的不是温暖，而是阵阵的哭声，夹在风声里，风也呜咽起来，特别是在夜里，叫人听了总是一阵阵地浑身发麻，头发也一根根地竖起来，让屋里的人陪着屋外的人一起难过着。

　　大家都在难过的时候，麦克风蓦地响了：“大家注意啦，我们的农业已达纲要了，下面共产主义就要到来啦，那上就有集体农庄了……”王加雄声嘶力竭地喊着，“烧小窑不如烧大窑，看谁最先进！”

　　这是冲锋的号角，就是这一声令下，周围刚才还住人的房子就起火了，大火冲天，接近一半的房子被烧毁了。那种场面之壮观，也许可以直逼英国的圈地运动。

　　罗开和陈明也到了现场，注视着眼前的场面，他们没说一句话，心里像吞进了烟火一样焦灼难受。

　　周老师早就关门了。

　　疯了一般的干部们整天高喊口号，谁也没有精力去管理生产了。此时田里的草和麦都已各半，人们已经瘦得就像沿河堤上的树干，他们过起了野人的生活，一头钻进麦田里，把还冒着白浆的麦粒一把把地塞进嘴里。尽管公安局已经下达了见斤就抓的命令，可是他们依然不顾危险地从这块田里钻进另外一块田里，和干部们捉着迷藏。

　　生产队长不再管生产，而是成了一方的巡逻员。稀疏的麦田里已经遮掩不住这些“贼”影了，他一会儿就能抓住一个，他把这些猴子一般模样和轻重的人轻轻一拎就提起来，然后狠狠地甩到圩上去。所幸他毕竟还能嗅出同类的气息，因此，竟然没有再踏上一只脚，像猎人一样合法地把这些生命毁掉。

　　他还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人都是他的父老乡亲，是抱过他，亲过他，也扶助过他的人，退一步讲，是渴望和他一样生存下去的活生生的同类。而他自己是什么？除了他身上的那张人皮，除了他自以为是的一个小芝麻官，其实他活脱脱是一个吸血虫。在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里，要牺牲掉多少生命才能保住他们的命啊：生产队长、会计、监委、司务长、炊事员以及那些头面人物。如果所有的人同时掉进水里淹个半死，你只消看到那些黄里还带点红晕的脸，就可以毫不怀疑地指出他们并不是可怜的农民。

　　人虽然走不动了，但是时间依然稳健地前行着，它撂下了已死的人，拖动着将死的人，召唤着还勉强活着的人。夏季过了，秋季到了。

　　孙明辉知道自己很对不起自己的职责，他知道即使自己跳起三丈高大骂王加雄混蛋也是无济于事，甚至还会白白地搭上自己的老命。双舍被历史压进一个死胡同，王加雄被双舍挤进了一个死胡同，而自己则被王加雄踹进一个死胡同，他在无人处捶胸顿足，大声号哭乡亲们的灾难，可是谁能听得到呢？他年纪大了，看着那高高的胡同墙壁，心里只有灰心绝望。

　　但是哭总比笑真实，孙明辉整天耷拉着眼皮，尽量不开口说那些叫自己恶心的假话和废话。他就像一只大轮船上拖在后面的花篓一样，希望这艘船能驶得慢些。他不断地寻找机会对王加雄旁敲侧击：“想想办法吧！人没了，还搞什么生产啊！”

　　王加雄不再对他发威，而是叹气说道：“风不停，树不止啊！看，上边的任务又来了！”说着，递过来一封信。

　　“我哪能读文件！”

　　“那我告诉你吧！是要我搞一块高产田，亩产要上万斤！”

　　孙明辉一听，吓得舌头半天没缩回去。

　　“那也没有办法呀，稻子快熟了，就想个办法吧！好歹现在就兴吹牛，你不吹人家吹，吹出名了，才好让我向上级要点什么吧？”

　　孙明辉心里很烦，没有说话。一旁的陈家明开口了：“就在伍墩北河边放样板吧！那里是个人不好到的地方，弄他一小块地，把各队长势好的稻子连根拔起，然后一株株挨着放到那里，叫大家看看，上边全是稻穗。”

　　“我也是这么想的，别无他法了。你们现在就去动手吧！领导明天下午就来参观！”

　　孙明辉气得差点要吐血。

　　第二天下午，参观的队伍就到了。连县长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走马观花地匆匆看了看。

　　王加雄没有去领队，而是站在土更楼上通过麦克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一万斤不称心，方万斤到怀仁堂里去谈心……我们要上集体农庄，保证大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小汽车一跨…穿的是绸吃的是油走路苹果都碰头……”

　　参观匆匆结束了。王加雄嗓子也哑了，他刚刚下楼喝了一口茶，王妈就哭喊着跑来了：“畜生，你还有脸叫！你爷都饿死在食堂的粥缸边了！”说完，王妈就哭天抢地地叫着老头子的名字，“拖呀，你命好苦啊！临死连一口粥都没有喝进嘴啊！呜呜呜……”

　　孙明辉正站在一旁，他叫来仇八，两个人一起把王妈架回了家。王加雄则呆呆地坐在伍家大院的门槛上，不知道脑袋里在想什么。

　　没有举行什么葬礼，只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媳妇跟在破船板钉成的薄皮棺材后。当时所有在田间的祖坟都被刨掉了，只有伍墩后那个乱葬岗是双舍的公墓规划地。这样，辛苦了一生，最后却被儿子领导下的大锅饭活活饿死的王拖，到地下和他的旧主子三姨太做邻居去了。

　　规划地里满眼都是新墓，每个墓丘上都乱七八糟地放着芦席筒，那是小孩子死后的裹尸席，他们因为饥饿而无辜地过早离开人世，又因为年幼而得不到下葬的权力！

　　王加雄这时才流下了许久以来都不曾流过的眼泪。他不仅哭他可怜的父亲，也哭这些曾经与他相识的大人和孩子。他忏悔着，良心挣扎着，大声地叫着“对不起”。然而谁能听到呢？活着的人已经活得麻木了，而死了的又绝不肯原谅他。

　　周杨和孙明辉一起来了。规划地里满目凄凉，阴风瑟瑟，看到那个不可一世的王加雄也在痛哭流涕，他们什么也没说，安慰的、责备的、痛斥的话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两个人只是鼻子酸酸的，久久站着，沉浸在这种悲惨的气氛里。

　　到底是王加雄坚强，最后他带着大家离开了。然后，他独自去了更楼，把那个上楼的梯子给拆掉了。刚回过头，正碰到张晔从外面回宿舍。老头一见是王加雄，立刻低着头站好了。王加雄前脚刚走出大门，只听到“哐当”一声，张老师用力把宿舍门关上了。王加雄知道自己和这个学问满腹的人再也谈不到一起去了，老头子现在是阶级敌人，虽然仍在教书，但是属于监督劳动的类型。另外，他们之间的鸿沟，好象远远不止如此。陌路人，陌路人，王加雄心里念叨着这个词，他一路上发现周围全是这种避之惟恐不及的眼光。他现在睁眼看人的时候才明白原来自己早就孤单了。

　　堂堂公社书记的父亲饿死在粥缸旁，而像王拖那样饿死和病死的人还在不断地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王加雄感到紧张了，只好去请示县委。

　　普遍饿死人的现象出现后，不知道是哪级政府发出了号召，要求各公社医院进行抢救性诊病。医院的人没有与世隔绝，他们知道要看好这种病，唯一的处方就是——热腾腾的大馒头和香喷喷的白米饭。医院里当然开不出这种药，他们研制出一种叫做“小浮膏”的药，专治身体浮肿和四肢无力，药量很大，一天三次，一次二两。

　　王加雄要求公社医院在双舍这个边远地成立分院，这样，大队部成了住院部，没有床位，只有广铺，明间是男，里间是女，另外还设了几十个家庭病床。

这种由皮糠、豆饼、面粉以及红糖制成的药还真地很灵，病人吃上半个月就可以消肿，可以下地走路了，死亡率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