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老家，路上遇到老战友冯。他向我说起了其他老战友的近况，特别提到新近又有几位去世了，其中包括小陈、大陈和老金。回到城里的家中，几个人的形象迟迟不肯退去，一件件往事在脑海里涌现，很快连成一片。

1969年春节前夕，正是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一首客轮将我们从建湖水乡拉到黄海前哨，我们这些同乡有幸成了战友。一个月的新兵营生活之后，我和小陈一起分到二连无线电班，就是干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干的那个活。我们不到20岁，都是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在同乡甚至所有新兵中，小陈岁数最小，但他要求上进之心一点不比我们差。，拉练途中，一阵长途跋涉之后，他会不顾疲劳，高呼口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一次，部队搞忆苦思甜教育，播放的是一个村庄惨遭国民党血洗的控诉材料，台下泣不成声。就在这时候，小陈从台下站起来，用哽咽的声音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们也只得跟着喊起来。

小陈的突出，不仅表现在政治觉悟上，还表现在助人为乐的精神上。吃饭时，他早早吃完，站在你的身旁，等着给你洗碗。你当值日生，他会抢过你手中的扫帚，为你扫地。拉练途中，每人都有一个背包，他偏偏要抢去你的背包，一人背两只，让你空着身子。我们说不出小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我们学不来，总觉得有点“那个”，可这“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说不清。后来，小陈很快入了党，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干。

小陈在白天可说是完美无缺的，我对他不好的感觉是在夜里产生的，而这个感觉只有我知道。部队总要站岗巡逻，一人20岁左右的人，刚刚进入梦乡，有人突然叫你起来，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每当这时候，我总会用英雄形象来激励自己，努力争取一骨碌爬起来，不影响交接班。我和小陈床铺相邻，我看到每次代班的来叫他，他总是迟迟起不来，5分钟，10分钟，有时甚至20几分钟都起不来。这时我就想，兄弟啊，你白天的觉悟到哪里去了？难道积极分子只积极在白天，夜晚可以是另一个样子？

大陈和小陈是截然不同的人物。大陈只有小学二年级，身材魁梧，性格刚烈，与战友吵架，拿着冲锋枪在后面追赶对方。我们很快入团入党，他什么也入不了，还是经常受批评的对象。那时候，我已经做了连队的文书。有一次，他到连部来玩，我跟他促膝谈心，我说：“我们入党了，提干了，你弄个处分回家，值得吗？”他当即表示，要向我学习，认真读马列，并且从我这里拿去了几本书。他开始看书了，有两天没有惹是生非，连里表扬了他，他越发收敛了。团里需要做好后进战士思想工作的典型，指导员让我写材料，我以“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做好后进战士的转化工作”为题，将大陈的事迹演绎成一篇经验介绍，指导员和他都在团里出了不小的风头。他很快入党了，当上了副班长。当我退伍的时候，他还留在部队，因为他还有使用价值。

那一天，我正在田头劳动，他匆匆起来。

“宏玉让我有事多找你。”宏玉是我们的另一位战友，他已经提拔为排长。

“找我有什么事呢？”

“我想离婚。”

“说说为什么要离婚。”

“春节期间我去上海姑妈家，表妹对我有好感。”

“你分析一下，表妹有可能嫁给你吗？”

“姑妈怕火葬，想找一个乡下女婿，所以……”

“不谈你是军人和党员，见异思迁是如何不道德，就你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德性也让老战友为你难为情。要文化没文化，要身材没身材，就凭你五大三粗，一个上海姑娘会因为让母亲免遭火葬而下嫁于你？收起你的痴心妄想吧！”我把他一顿臭骂。

两年以后，他终于退伍了，又一次找我。那时候，国家对退伍军人不作安排，一律哪里来到哪里去，他把户口揣在怀里，迟迟不报。我问他如何打算，他说要到中苏边境去。那时中苏交恶，我立刻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不安排我，我就偷越国境！啊，多可怕的思想！我说：“我不跟你谈这是犯罪行为，我单是说，即使你偷越国境成功，人家会接受你？你像黄文欢一样，是一个政治人物，有宣传价值，他们自会收留你。如果你精明能干，他们会利用你当特工，刺探情报。可你什么也不是，什么本领也没有，谁会要你？还是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以后陆续听到他的一些消息，日子大体过得还不错。

小陈和大陈，一假一真，假的如真，假得可恶，真的如假，真得可怕，这两位战友尚好定论，老金就有些不好评说了。

老金是高中生，他年龄比我们略大一点，但他似乎始终是个孩子。那时候，样板戏很红火，《沙家浜》里的郭建光，浓眉大眼，一登台亮相，倾倒多少年轻人。老金为了表达他对英雄的崇拜，把自己的眉毛剃得光光，据说剃光了以后就能长出一副浓眉，但后来也没见他长出浓眉来。当时，《解放军画报》上登出了江青拍摄的林彪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他就一个人独自坐到玉米地里，手捧《毛泽东选集》，认真而不敷衍地读起来，只可惜没有人给他摄像。星期日吃饺子，许多人只吃饺馅，皮子扔满泔水桶。他从泔水桶里把皮子捡起来，放到清水洗洗，自己煮了吃，一时吃不完，他就放在窗台上晾晒。有一回，被指导员发现，立即把全连集中在窗台下召开现场会，表扬老金的行为，给我们讲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过，没有人对他心生敬意，反倒觉得老金幼稚可笑。那时候，我们读列宁的著作，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左派幼稚病，于是我们便认为他是左派幼稚病的典型患者。

他和我一起退伍，我后来又上了大学，毕业后做教师。有一回带学生支农，正好路过他家，他的夫人向我诉说他的不是：“刘老师，你的老战友30多岁了，怎么还像一个孩子。”她给我讲了许多老金的故事。那时农村还是集体经济，搞大寨式记工，时间一到，社员们便自动下工。秋收的时候，看着大片稻子黄在田里，他比谁都着急，于是站出来阻挡下工的人们：“时间还早着呢，再干一会！”可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好一个人在田间继续挥镰。生产队里把脱去稻谷的稻草分给一家一户，他用叉子挑挑分给自家的稻草，发现还有稻谷，坚决不要，理由是颗粒归仓。但他爱社如家的思想没有得到干群的认可，像唐诘可德一样，他成了全村的笑料。

三位战友都去了，我从回忆中醒来，不禁问自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们吗，那么地充满激情，又那么地荒唐可笑？事实正是这样，不承认不行。时代造就了我们，我们也成全了时代；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时代的熏陶，全身心地参与时代的活动。当时代偏离正轨的时候，个体生命的荒唐就愈加不可避免。亲爱的战友，安息吧，如果有来世，相信我们会聪明一些，荒唐一定会少得多。

转自《塘河》杂志